我们请了一位用人看守房子。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同我们一块住，孩子们也常会帮助他工作。市政部门的清道夫负责运走粪便，但是厕所都是我们自己来打扫的，从不麻烦用人去做这件事。对孩子们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人讨厌清道夫的工作，自然也养成了良好的清洁习惯。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时，家中很少有人生病，偶尔有人病了，孩子们也自愿做看护的工作。并非我对他们的学习漠不关心，不过我确实因为其他的事而忽略了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是有理由埋怨我的。有时他们也向我表达过这种不满，而我也得为自己的错辩护一下。我有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甚至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耽误着。由于我没有给他们请家庭教师，所以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来回于事务所——大概要走5英里。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教育他们。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其他孩子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每天至少抽出一小时给他们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这一定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大家同感遗憾的事。我的大儿子常在私下向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指责我；其他几个孩子虽慷慨地原谅了我，却也认为那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我倒没有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的确有点遗憾，我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好父亲。但是我认为虽然牺牲了对他们的文字教育，也许是个错误，但那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我非常清楚自己并没有忽略为形成孩子们的人格所应有的一切必要的教育。适当地提供这种教育是每个做父母的义务。虽然我作过这些努力，但是孩子们还是有所欠缺。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欠缺，并不全是个人的缺陷，他们的父母双方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生理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个性气质。环境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占首要位置的还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品性。我也见过尽管许多孩子得到的遗传不够好，但他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要归功于他们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常与我在应不应当给孩子们进行英文教育的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觉得身为印度人，如果训练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用说英语，用英式思维思考问题，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祖国。这是在剥夺孩子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风俗遗产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会不利于他们将来为祖国服务。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坚持用古遮拉特话与孩子们进行日常的交流。波拉克很不赞同我的看法。他认为我是在耽误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觉得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习一门像英文这样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将来他们在面对生活的竞争时就会比别人有优势。他的这种见解并未打动我。现在我已记不清是我的正确态度让他认同了我的观点呢，还是因为我太固执而使他放弃了说服我。这些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随着经验的积累，我的信念也加深了。我的儿子们虽然缺少完整的文字教育，但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母语知识对于自己和祖国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变得像外国人那样对祖国感到陌生。他们很自然就能学会两种语言，对他们而言，用英文交谈和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生活中就是与英国朋友们往来，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里。
一百零一 朱鲁“暴动”
尽管我以为可以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了，生活却并不平静。我刚觉得自己可以舒服地喘一口气了，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报纸上报道了朱鲁人在纳塔耳“暴动”的消息。我跟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从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曾怀疑用“暴动”本身是不恰当的。但是那时我相信英国是为世界的幸福安康，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忠心甚至不允许我对英帝国有怀疑的想法。因此这次“暴动”的是非似乎不足以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建立了一个自卫义勇队，还在公开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去平息“暴动”。
由于与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自认为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就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我愿意协助政府，如有必要，我可以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当即回信接受这个提议。
我没料到他这么快回复了。还好我在写信前已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了。我早已决定，如果我的提议被接受，我就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家，波拉克打算搬到一个较小的房子里住，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则去凤凰村。妻子完全赞同这个决定。我不记得她曾有哪一次能比这一次这样高度配合我。所以省督的回信一到，我便通知房东我会在一个月内退租，送去凤凰村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一些东西。
随后我就去杜尔班征募队员。我们不需要组织很多人，除我以外，还有二十四人，其中有四个古遮拉特人，一个巴丹人（Pathan）[巴丹是印巴分治前毗邻阿富汗的一个民族，事实上是属于阿富汗的一个民族。
]，其余的大都是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
为了给我一个身份以便于工作，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习俗一致，医务长任命我为临时上士军衔，并让我选了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那里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活跃在战场上工作了差不多有六个周。我一到“暴动”地点，便知道其实那里并未算得上是“暴动”的事情，也没看到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被夸大地形容为暴动，是因为有一个朱鲁人首领劝朱鲁人不要再缴纳一种向他们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来收税的军士。总之我绝对是同情朱鲁人的，欣慰的是，到了司令部以后，我们接到的主要任务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主任医师非常欢迎我们。他说白人不愿意看护这些受伤的朱鲁人，所以他们的伤口开始溃烂，他束手无策。现在他以为我们是拯救那些无辜的人的福星，所以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交给我们，带我们去临时医院。朱鲁人十分欢迎我们，那些白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劝我们不要为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他们，他们被激怒了，用各种难听的话来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慢慢和这些士兵混熟了，他们也就不再介入我们的医疗工作了。在那些士兵的指挥官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利上校，他们曾在1896年时激烈地仇视我。而现在他们对我的行为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致谢，还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白人士兵们都是职业军人。威利上校其实是杜尔班的一位知名律师。而史巴克斯上校则是杜尔班一家很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还有马赓志将军是纳塔耳一个著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加入了志愿军，因此开始了军事训练和军旅生涯。
我们照顾的受伤者并非在战场上受伤。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当成战俘抓回来的。大部分被施以鞭笞之刑，因而他们才受了重伤，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处理伤口，伤口便溃烂了。其他人都是善良的朱鲁人，尽管他们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误伤了他们。
除了此项工作，我还要给白人士兵配药，发药。对我而言，这倒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我早先曾在布斯医生的小医院里做过一年这样的工作。这份工作使我认识了许多欧洲人。
我们附属于一支机动队伍。这支队伍接到的命令是：哪儿有危险，就开到哪儿。队伍主要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队伍一转移，我们便要抬着担架徒步随军前行。有两三次，我们必须一天走40英里。但无论去哪里，我总是感谢神灵赐给我们很好的工作。我们要用担架抬着那些友善而被误伤的朱鲁人行军，照料他们，看护他们。
一百零二 心灵的追寻
朱鲁人的“暴动”带给我新的体验，也带给我很多思考。波耳战争也不像这次“暴动”这么生动地令我感受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就是一味地杀人。不只是我一个这么觉得，我同很多英国人交流过，他们也这么想。每天早上，我都能听见士兵们的枪声像鞭炮般响彻在无辜的村庄里，置身其中确是一种考验。然而我咽下了这一口苦酒，特别是我们这个救护队只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除了我们，没有人会照顾朱鲁人，想到这一点，我的良心才稍微得到一些宽慰。
有很多别的事情也发人深思。这里人烟稀少，几个原始的、所谓“未开化的”朱鲁人的村落散乱地分布在遥远的丘陵和山谷之间，通过这种庄严寂静的地带时，无论身边是否带着伤员，我常会陷于深思里。
我思考着“禁欲”及其蕴涵的意义，我的信念便深深地扎根了。我和同事们讨论，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备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感觉到，凡是想以投入全部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将来一定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如果我还是纵情于家室之乐和满足于养儿育女之乐，我便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魂的自由与肉体的放纵。就当前情况来说，倘若我的妻子怀孕了，我就不能再让自己冒险做事。如果不“禁欲”，就不能为社会服务。如果“禁欲”，那么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就能完全获得一致。
这么想来，我便迫不及待想要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誓言的前景给了我一些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发挥。
正当我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时，有消息说“暴动”差不多快平息了，不久后我们就能解散了。果然过了一两天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不久后我收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向救护队的工作致谢。
一回到凤凰村，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甘地、摩干拉尔·甘地、韦斯特和其他几位朋友讨论“禁欲”问题。他们都赞成我的想法，并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指出了困难之处。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表示要遵守誓言，据我所知，有的人已经成功做到了。
我自己也加入这个行列——立下终生实行“禁欲”的誓言。我必须要承认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我依稀还记得当时遇到的诸多困难。誓言的重要性是日渐明显的。在我看来，不实行“禁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简直像禽兽一样。野兽生来不知什么是自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以为宗教典籍中对“禁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我越发觉得那些赞美是源自经验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
虽然“禁欲”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施行起来却绝非易事，更不仅仅是只限于肉体的事。“禁欲”始于克制对肉体的生理冲动，但不止于此。要做到真正的“禁欲”，脑中不能有不纯洁的思想，甚至也不能放纵口腹之欲。一个人在达到这种境界之前，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我而言，要做到肉体上的“禁欲”也是困难重重的。现在我对自己的自制能力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还没有排除思想上的杂念，而这一点恰是最根本的。倒不是我的意志薄弱或是不够努力，其实我也不清楚那些入侵我的杂念究竟从何而来。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排除杂念的钥匙的，但这把钥匙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尽管圣人和先知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并未给我们留下可靠又普遍的药方。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于神灵的恩惠，所以神灵的追随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赞歌，例如“罗摩那摩”等，它们都以神圣和纯洁著称。如果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依赖神灵的恩典，要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每一本宗教典籍都这样教导我们，我在追求“禁欲”时的每一分钟里都能感受到这些真实的训诫。
我为了实现“禁欲”而进行自我斗争的历史，后面的几章还要谈到。现在我要讲一下自己是如何开始的，然后就结束这一章。一开始出于新鲜的热情，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第一个变化是与妻子分床，或者与她分室居住。
我从1900年就开始尝试的“禁欲”，直到1906年6、7月间才完全做到。
一百零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