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要矫正秤砣，测高需找出海平面，认人识人必须校对自己，自己才是认人识人标的圆点。如果认识不到自己在认识他人过程中的位置，那认识别人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自己才是圆心
想要认识他人时，自己就成为认识别人的主动者，自己就是本位体。所有的认知活动由有动机的一方自己展开，逐一在他人身上得到验证，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自己才是圆心。
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自己是圆心，他人的一切言行都在自己意识所能达的圆内。在这里，自己占着主导地位，他人处于被动地位，自己是知人识人的主体，他人属于客体。客体依附于主体的眼光不同而不同，依附于主体的心境变化而变化，依附与主体的好恶而分出好坏。
唐朝明君李世明为政时，他与魏征从仇敌成为肱骨君臣，是因为李世民能释怨选才和胸怀广阔，因而明君与名臣际遇一时，促成“贞观之治”，为千古所称颂。
《贞观政要·任贤》记载李世民于仇虏之中选拔魏征的故事：魏征原是巨鹿人，后才迁居到相州的内黄县。唐朝高宗武德末年，他在太子府任太子洗马，见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太子互相倾轧争夺，常为李建成设谋以除李世民。李世民杀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召来魏征责备他说：“你离间我兄弟，何也!”当时在座的众人都为魏征感到恐惧，可是魏征慷慨自若，从容不迫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见他坦然不瞒，不禁肃然起敬，给予礼遇。后因魏征之诚，委以朝廷要职。
没有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则没有敢于直言的魏征；没有魏征这样敢谏的名臣，则不能促成李世民在贞观之后的功业。但是，他俩人的君臣关系，并非毫无芥蒂，一帆风顺，而是间有矛盾，且曾激化。但是，李世民是善于调整自己的，他可以摒弃魏征的直言，看到他利于自己的一面。否则，出于那个朝代，魏征的去留与生命的有无，只决定于李世民一时的喜怒之间。
由于李世民能纳谏，故魏征敢谏，但因魏征性格刚直，每与李世民意见不同时，他坚持而不肯迁就，直斥其非，使李世民下不了台，作为皇帝之尊，一般是难于容许臣下放肆，有时气得李世民发昏，立誓要杀死魏征这个“乡下佬”，幸长孙皇后以“有明君才有忠臣”相劝，李世民才释怒。当然，他俩君臣关系不至于破裂，主要还是因李世民以天下利益为重，并深知拒谏之害和纳谏之利，即使在盛怒之下，也听人劝解。而在魏征来说，他并非不知触犯龙鳞将会遭杀身之祸，他可能每想到此不寒而栗，曾几次托病要求辞职，但在李世民的挽留下，他还是拼老命为之卖力了，一见李世民有过失，又将生死置于度外，冒死力谏，一直到他病逝。魏征死后，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说了，不禁伤心地哭了。于是，他下诏说：“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己后，直言无隐。”正是这位知纳谏如此重要而从谏如流的名君李世民，才能重用这位敢于触犯龙鳞的名臣魏征。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知人识人的本体，自己才是圆心。如果没有本人的操守与德行，再好的良才也将如草芥埋没一生。那些拿着手雷却不知道其威力胜于大刀的人，身边的良才只好自叹自身命运不济了。
矫正自己的思维模式
随着现代生活日趋紧张与繁忙，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狂奔的都市人，在感受文明、感受热闹的同时，也平添了许多困惑与无奈。在财富面前，在事业面前，在求学、就业、升迁面前，在婚恋面前，你是否能辩证、公平地认识自我，给自己一个最正确打分。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和潜能，再加上落后、传统的社会机制，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潜能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因此，绝大部分人都在匆匆忙忙中低估了自己，很少改变自己，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贬低了自己。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心灵深处，并没有什么“自我优越情绪”的存在。包括自以为有“自我优越情绪”的人，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受着自卑感的煎熬--他们“优越的自我情绪”是一种虚构，一种掩饰，他们把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和不安对别人和对自己隐瞒起来。
D·威瑟尔海德博士对于认识自我有独到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的警示与启迪。这是他的一段精彩而深刻的论述：“如果我们在心里把自己想象成被恐惧包围、没有斗志的末等角色，我们必须立即抛弃这幅图像，坚定地抬起头来。这是一幅错误的图像，必须加以根除。上帝把我们看成能够完成伟大业绩的儿女，相信我们沉着、自信和开朗。上帝不把我们看作生活中可怜的牺牲品，而是生活的艺术大师。我们不需要怜悯，相反，我们能给别人以帮助。所以，我们越来越少地考虑自己，充满内心的不是关注自我，而是爱和欢乐，是为别人做贡献的欲望……让我们正视真正的自我，它在我们相信它存在的那一刻真正存在了。我们必须认识改变的可能性，相信处在改变过程中的自我。旧的失败感必须清除，它是错误的，而我们不应该相信错误。”
人们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人类发现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思想来改变生活。所以在这个全信息、快节奏的风云激荡时代，你只有将自己的渴望与梦想形象化、具体化，你只有坚信你能够成功，你才会最终获得成功。比尔·盖茨、李嘉诚等成功者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思想能够决定自身的命运和事情的结局。许许多多的成功者之所以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按照成功目标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他们能使自己建立起正向思维。
一个人，只有进行积极、明确的思维，才能使自己的梦想接近于真实，而一切消极、萎糜、无为的思维则会桎梏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使梦想归于破灭。大多数人，由于自己主观上的恐惧和忧虑大于现实中存在的危险，致使放弃了实现自己目标的想法。所有积极、健康、向上幻想的敌人就是自我恐惧。我们害怕失败、害怕嘲笑、害怕贫困，尤其是害怕失去自尊。这些蜷缩在我们头脑中阴暗角落里的怪物，都是我们自己生造出来的非现实的幻影。我们让这些怪物控制自己的命运，使自己认识不到思想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思想能够带来失败和悲哀，但也能带来许多我们向往的美妙事物。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思想，使之趋向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人的思想或者思维方式具有改善各种关系和形势的力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你对目标的思维想象(幻想)。记住，思想是你自己的，它是你愿望的仆人，只有你才能驾驭自己的思想。还要记住，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有效地驾驭自己的思想。
作为生存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讲，检验和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是认清自我真实面目的关键。
完全地解剖自己
认识别人，首先就是认识自己，因为自己的为人处事，直接影响着自己对别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一般地说，一个的人对别人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了准则，知人才有所遵循。
知人不易，自知也难。自知之难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知“短”难，一是知“长”难。中国文化传统，最强调的乃是了解自我之“短”，知其不足而后改之，乃是一种公认的美德。但是，常有一些人，或则只知其长，不知其短；或则虽知其短，但却自谅，而不知其短之害；或则视“短”为“长”，甚至孤芳自赏。项羽力能扛鼎，膂力过人，少有大志。他的叔父项梁要他读书，不成，又学剑术，不成，遭到叔父怒斥，项羽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意谓自己将来要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名垂竹帛，不学书、剑又何妨。项羽不知其短，尚有可谅，而不知其短之害，甚至视“短”为“长”则是一个大错误!这也正是他后来虽有雄心，而无雄才，终至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知其短很难，自知其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有不少人自恃其长，炫耀于众，但也确有不少人不知其长，只知其短，有的甚至因其短而对自己全盘否定，悲观失望。
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中说，二次华山论剑，西毒欧阳锋气血逆行，武术倒练，结果二手着地，成为战无不胜的武林邪士。然而，欧阳锋武功虽强，神志却不甚清醒，根本不知己长。刚好黄蓉抓住这点，开口便问：“谁说你是天下第一?有一个你就打不过。”欧阳锋大怒，连问是谁?黄蓉道：“他名叫欧阳锋。”欧阳锋不觉迟疑，不禁又问，黄蓉又说：“不错，你武功虽好，却打不过欧阳锋。”欧阳锋心中愈是糊涂，只觉“欧阳锋”这名字好熟，定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可是自己是谁呢?黄蓉冷笑道：“你就是你，你自己却不知道，怎来问我?”欧阳锋心中一寒，便神魂颠倒，狼狈而去。
此节描写虽近乎离奇，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即：一个不知己所长的人，也等于不认识他自己，更不能发挥其长，甚至视“长”为“短”，落得个狼狈而去的结局。
每个人所表现的行为，都和他对自己的了解有关系。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表演的才能，他就会找机会在人前显露一下；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领导的才干，他就会乐于接受别人的指挥。对自己的了解越明确，他所表现的行为将越适合其本身的情况；他的表现也会越自然，越能给予旁人一个正确的印象。同时旁人根据他自己脑中的印象来与他交往时，将不致引起什么困难。对自己来说，对本身有一个明确了解之时，他等于有了一个内在的准绳；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还能表现颇为一致的姿态与行为模式，别人也知道该怎样和他来维持适当的关系。
能够正视自己的优缺点，就可以正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能够知道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也就可以探知别人的思想活动，因而也能够找到适当的办法与别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明朝前期的内阁辅臣杨溥是一位“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的人。他在当时与杨士奇、杨荣合称“三杨”，有贤相之名，尤以善用人才著称，是一位清醒而公正的政治家。
在杨溥以武英殿大学士进入最高决策机构内阁参预机务之后。有一次，他的儿子从家乡来京看望他。来到时他的儿子说道：地方官员待我简慢失礼，此人便是天台县县令范理。听了儿子的告状，杨溥明白，那里的县令显然是一位不讲铺张奢侈，不肯巴结权贵的正直官吏。儿子的不满，正可见该县令的贤明。杨溥默默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推荐他升任了德安府知府。
自古以来，为官者往往以对其家人子弟的态度判断是非，决定亲疏弃取。杨溥却与之相反，他克服自己的个人亲仇，将儿子的亲情与好恶于不顾，而一改其他宦官的常规想法，不能不说他有自知的优点。
知人识人的心理暗示
一个人善于通过生活中的许多能反照自己真实的一切的镜子来解剖自己、调整自己、完美自己、成就自己，我们通常认之为智者。正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就成了“智者”。因此，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人在处理所有人生问题时，首先应该反省的问题。
古代的哲士说： “圣人不爱自己，圣人不重自己，圣人不为自己。”大英雄大豪杰对待事业与功绩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一生只为他自己升官发财、贪图享乐与自己家庭的享受，或是为自己的功名富贵着想，这些只是个人主义的成就，这种成就是有限的。
心中完全不为自己打算，只为天地人类着想，于是就有天地在，有人类在，就有我在。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之所以有超人超世的本领。主要是牺牲精神，并能从牺牲精神中去成就自我的伟大，成就永恒不死的大我。
一个人如果不能像“智者”一样去思考问题，那么，他所认识的人也只能是与自己相类似的，因为只有志同道合才相为谋。
心中只存在一个“我见”、“我执”，绝不能认识真正的大英雄。没有我见、我执，才能舍身为人，牺牲个人的名利、个人的生命去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全人类的事情。这样，才会英雄访好汉，真正地结识一帮有识之士。
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人群，为此就得做一个平常人。龚定庵在诗中写道：“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圣贤事业就是这样的，它把绚烂的光辉发挥到伟大事业之上，归于平淡的心理。具备了平常之心，认识人时就能客观公正，而去除浮躁之气。
以闲云野鹤飘然世外的胸怀，从事救人救世的事业，自然不同于急功好利贪禄恋权的巧宦了，可以收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宏大效果。
当人们确立了“牺牲自我”的牺牲精神，就可以习心廓清，而不被迷惑、不受感染而从习于物化。主观的动机绝对纯良，洁白得一尘不染，刚健不挠，自然能不滞于物、不惑于欲、不屈于势，发挥出刚毅浩大的力量，就能够送走竞争的情意，除去鄙吝的思想；就能使贪枉之人变得廉洁，使懦顽之士变得坚强。
“本立而道生”，这是古代的明训，儒家学者陆象山、王阳明二人所提倡的“立夫其大者”也是这个意思；大的方面确立了，小的方面不立而自立。我们要想做英雄豪杰，自我的心理建设，不仅是“立本”与“正本”的功夫，还应该使每个人有成就天下事的思想。
如果有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精神，附之不问收获与否，只讲耕耘的心理基础，政治上的权力之争，自然可以不禁而止；个人成就的念头，自然可以迎风而化；个人修养的道德；气节，自然可以不赏而自行。
人才对于事业的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用人必须先识人，尤其应在用中识人。这就要求识人者要有识人的德行。严格地来说，只有大我的建立才具备了真正识人的德行。只有具备了识人的德行，才能善于识人，把人才集聚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成就一番事业。识人者爱才之心，求才之渴就是识人德行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