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今的报，就是现今的史。”我以为，现今的报不仅是现今的史，更是将来编史的人的资料。古时编史的人，若记载得不确实，今日我们读史，就要受了欺骗。现今作报的人，若编辑得不确实，不但现今的人受了欺骗，更要骗到将来的人。所以，作史贵乎据直书。唯据事直书的史，总算信史。唯信史，总有阅读的价值。那么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当以据事直书为贵。编史，须要信今传后，作报也不可违反了这个原则。
作史，是为专信于后。作报，于传信于今之外，更要传信于后。报社的记者，既负双重的责任，对于记载与言论，更当本乎事实，发乎天良，以免蒙了今人，骗了后人。“史”这个字，依篆书写，是史。是用“中”与“又”合起来的，中是正的意义，又作持讲解，表明作史的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欧美的历史的皮面上，时常书着一个手持天秤Scale的人。天秤是以中正公平为本。作史的人，对于所记载的，也必须本着天秤的样子来下笔。天秤若有偏左偏右的毛病，就成了无用的废物。作史的人，若有左倾右倾的恶习，就失了史的标准。我以为作报的人，在可能范围内，也应当将一个天秤的影子，放在心里。固然在纷乱的时代，有权有力者，是不依着天秤的。但是天秤这种东西，只要有世界，就不能铲除它的存在。所以，报社的记者，记事发言若以天秤为法则，纵然受屈于一时，终必伸张于永久。
北齐的魏收，所作的《魏书》，在当时就大遭恶评。人称他所著的魏书，为“秽史”，因为他作史专以他的爱憎为主，他对他所喜爱的人，就捧得上天，对他所憎恨的人，就骂得入地。这实在是失了史家的身份。古人说“作史要三长”，三长就是识、才、学。识，必须超。才，必须深远。学，必须广博。最要的更须先正自己的心。报纸，既与史的性质类似，作报的人，记事发言，也当本着中正而行，不可以爱憎的私情，颠倒是非。不可受任何人的利用，混淆黑白，以免走入魏收的覆辙。
正史，固然不可不读。野史，更是不可不看。正史是官方所修或奉诏所纂。野史是私人所暗记的。正史，因为改朝换代，历经修订的缘故，其中难免有造谣或隐讳的缺点。野史，因为作者不为权势所支配，所以内容多是诚实可靠的记录。当初，秦桧所以禁野史，所以保存他妻兄王唤的儿子孙子，为国史修撰，就是恐怕野史或外人所撰的史，不能掩盖他那卖国的事实。我以为“机关报”就如同正史，往往因私害公，可信之处太少。私人所办的报，若无背景，就仿佛野史，往往据事直书，极少隐讳或造谣之处。
周德恭说：“史者，公天下后世之是非者也。岂以一人之私，而能灭众人之公论哉？”吕祖廉说：“史官，万世是非之权衡。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必须做到“公天下后世之是非”的标准，时时以众人之公论为依归。报社记者的任务，既与史官类似，也必须与万世是非之权衡。所是所非，不可搀入一毫党派或国人的私意。所是所非，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天良就成了公是公非。因为天下虽有十七亿人之多，种族虽然差异，而天良并无不同。
天良就是公理。本着公理所发的议论，就是公论。公论中所认为是的，就是公是。所认为非的，就是公非。人类的常情，固然捧胜不捧败，轻弱而尊强，但是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蒙昧。如同明镜之上，盖了一层灰尘，只要稍加拂拭，立刻就放光如故。就以意阿之战而言，世上多与惨败的阿国大表同情。而对于胜利的意国，反不肯稍加夸赞。这就是由天良中所表示的公是公非。公是公非，既合乎天下人的天良，所以具有广大无穷的威力。
外国称新闻记者，为Nucrownedking（无冕之王）。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新闻记者的一字褒贬，也可关系一人的荣辱生死。王者发号施令，稍有偏私，既可祸及全国，新闻记者发言记事，稍存私见，也可祸及人群。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以为，新闻记者无私，才能得人民之助。可惜在乱国里，无冕之王的笔，实在是斗不过有冕之王的权。
“言论自由”四字，是最好听的一句话。其实，更是最不易实现的一句骗人之语，并且成了我国的要人预备谋权夺位的招牌。前者，某要人对政府提出的四个要求，第三条就是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可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地，新闻记者的言论，反大受了箝制。我敢决断，只要世界有人类，“言论自由”就没有实现的日子。究竟如何才是言论自由，我以为，只要发言的人，本着天良说话，当权的人，本着天良不加严禁，就是言论自由。只可惜，本着天良发言的平民还多，本着天良容纳的要人太少。
人在崎岖的路上行走，滑脚的少。人在平坦的路上行走，失足的多。一个人处得意的日子，较处屈辱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危险。一国的要人，在政敌消灭以后，对于国事，更当加倍的小心谨慎。要知，顺境未必不是祸，逆境未必不是福。
《通鉴纲目》上说：“与国之君，乐闻其守。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致。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日至。”民国之中，虽没有君，然而掌大权的要人，也就是处于君的地位，他们在言语上，虽然自轻自贱，可是在事实上，权威并不少于古时的君王。在掌大权的人的心里，最喜欢造成青一色的势力。其实，这种志愿若能达到十之五六，耳中就仅能闻到其誉，决不闻到其过。甚至外边的公论，全主张刨你的祖坟，而身边的群小，反要说人民正要给你建立铜像。
范镇说：“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心腹，以养和平之福。”《身世金箴》里说：“用一己之聪明，虽圣人不能智。用六合之耳目，虽众人不能愚。”集群议为耳目与用六合为耳目，也不过就是依纵天下的公是公非。所谓老成者，就是中正刚直，谨慎持重，不甘随声附和，不肯轻举妄动之辈。也可以说，就是不肯向你拍马屁、灌米汤的人。
曾国藩说：“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少。位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怒之者少。”本来，人达到高位，就如同上了飞机，升得愈高，愈听不着下边的人言。只有那‘推进机’的嗡嗡之声，不断的送进耳鼓。人执掌了大权，就如同在戏台上做了主角，愈是重要，愈被台上台下所注意。简直是只许好，不许坏。观众对于配角，还肯模糊原谅。惟独对于主角，专好吹毛求疵。
从来，民气之通与不通，民情之达与不达，最关系邦国的兴亡。民气不得上通，民情不能上达，就如同一个得了“下痿”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就仿佛半死人。国，得了这个病，就成了半亡国。所以，古时的明君贤臣，无不主张“开放言路”。现今的文明邦国，无不提倡“言论自由”。
薛瑄说：“为政，通下情为急。”又说：“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为危亡之势，而上不知也。”现今，我国的民怨，所以不能消弭，只是因为在上的人与人民之间，起了许多隔膜。上下之气不能通达。以至在上者的设施，与人民的心愿毫不相干。这种毛病若在专制时代，还有可说。因为帝王日处深宫，不易知晓民间的疾苦。现今民国的要人，既是由人民出身，又有各报纸所登民间的情形可做参考。在上者的所做所为，岂不能与人民的心愿趋于一致。
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陆贽说：“统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政令。”现今，中正的报纸就是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在上的人，若肯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足以统天下之智，而不被身边的群小所惑。所施的政令，足可顺合天下之心，而不致与人民作成两截。固然，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不是治理国事的金科玉律。但是中正的报纸，较比亲信的人的报告，还觉妥实可靠。当初，某总统，若不是专听身边几个亲信人的话，决不致在史书里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张居正说：“自古顺耳之言易从，逆耳之言难听，于逆耳之言，难听之言，能曲容之，乃为盛德。”唐尧本是完全无疵的人物，然而还怕听不着他的过错，所以特意安设“敢谏之鼓”，使人民声述他的过错；安设“诽谤之木”，使人民记载他的短处。可见他是专能领受逆耳难听之言，所以成了自古以来的帝王中的模范典型。商纣既不肯容纳逆耳难听之言，并且善能饰非拒谏，所以成了自古以来帝王的罪魁祸首。
当初，舜尊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忘了自己的权位，而向小百姓探问民间的情形。他的设施，当然不能违反了民意。现今的官吏，差不多做到司长，就要自命不凡，决不肯向人民有所垂询，惟恐失了身份。他们的设施，当然不能与民意恰相吻合。
《龙溪子》说：“乐闻过，而后直者亲。”寻常的人，若肯乐闻己过，就能交结正直的朋友。当了一个要人，若专好誉目，岂不要将属下养成一班小人。
《淮南子》说：“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从来劝人纳谏的言语，惟这两句最可使人猛醒。前一句，用后一句作陪衬，更觉贴切明了。俗语说“挑剔是买主，喝采是闲人”。你每逢遇着人指摘你的过错，你就是如同商人，遇着好挑剔的主顾。不过，商人对于货物，因为巧于辩护，或能将劣货出手。你对于过错，若善于遮掩，必致将大过养成。
《春秋繁露》上说：“匿病者，不得良医。”我冒昧附加一句：“讳过者，难交益友。”
献誉辞，固然能受人的欢迎，但是，君子决不欺昧天良苟且求容。进忠言，固然易招人的厌恶，但是，君子必行心之所安一吐为快。
当初西西里岛Sicly的王，本来没有学识，可是偏爱作诗，并且好得人的夸赞。所以每逢他作完一首，他的群臣，全都高呼万岁，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好诗。那时，在国里有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以为若得到他的好评，定然更觉光荣。可是那学者，见了王的大作，连连摇头，大喊“不通”。王听了登时大怒，将那学者押在地牢之中。过了许久，王将他提出来，说道：“你再细读一遍，究竟我的诗好不好。”那学者读完，对禁卒说：“还是将我送回地牢去罢。”王问他是什么原故，他回答道：“还是不通。”我以为，这种因说良心话而蹲监坐狱的人，较比因拍人马屁而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光宗耀祖。
我的老友某甲对我说：“现今的人，认假不认真，重言论，不重事实。若说良心话办合理事，反要得到傻瓜或废物的恶评，若说虚伪话办屈心事，且能得到志士或干员的美誉。生在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简直是不容人学好，只催人学坏。”我回答道：“你还是胸无主见，只看见一时的现象，未想到将来的归结。譬如，你是一个女子，现今最摩登的女子，多以正式结婚为野蛮的遗俗，以胡滥姘度是进化的标准，那么，你也就不为将来打算，而赶紧随便与人宣布同居么？”
现今虽然是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但是，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实的总是实的，虚的总是虚的。真实与虚假相较，正如香与臭之比。世界上的人，既不能永远喜爱臭的，那么，香的到底还是受人欢迎。一个人，若能牢守真的实的，不被一时的好恶所牵动，至终也不能被人打倒。
颜元说：“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乱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国民不怀出位之思，不存非分之想，各守轨道，各尽本分。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民无知无觉，麻木不仁，不求进化。然而，惟独这种平静无争的生活状态，总可以达到真正国泰民安的途径。你以为他们真糊涂？其实他们是真明曰。现今我国的人民，因为受了骗子们的诱惑，几乎人人全有出位之思，全有非分之想。甚至三岁的孩子，也要治国安邦，打爹骂娘奸盗邪淫之辈，也敢大言救民救国，士农工商，多以低头尽职为羞耻，以高谈阔论为光荣。看起来，这仿佛是民族进化，思想高超。然而事业由此而衰，争端因此而起。你以为他们真明白，其实他们是真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