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着天真的孩子在窗前嬉戏，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母亲的心情。只可惜，我当年就像这些顽皮的孩子，根本不懂得安定下来，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母亲。
年是永无休止的青春。一些人在这样的青春里欢笑，成长，而另一些人却已在欢笑的背后以孤独的姿态默默老去。
归家的心
站台外挤满了候车的人。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汇集，不畏冬雪冷雨，寒风泥泞。
经常有这样的人到我旅店里投宿。他们的头发蓬乱而又枯黄，双脸被冻得通红，声音颤抖，眼神里交割着一片迷茫和对新环境的胆怯。我通常会这样问候他们：“朋友，屋里有火，可以进来取暖，如果需要住宿的话，请上楼登记。”
我把取暖放在问候的要点。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转身提起行李，慢慢地走上楼去。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会冷漠地问上一句：“住宿多少钱？”通常这样的人，生活总是过得尤为艰辛，我也尽量将房价往下压，告诉他们一个尽可能接受的数字。
他们转身离去的背影，往往携卷着一抹失落和故作泰然的潇洒。他们的妻子正在千里之外，甜蜜地看着年幼的孩子在破旧的棉被中熟睡，她一定不会知道，倔强的丈夫，将要在冬夜的候车厅里蹲上整整一晚。
我极力猜想这类人转身离去的原因。他们的确已是饥寒交迫，囊中羞涩，可为何不愿进门享受免费的温暖呢？莫非，他们怀疑我是个出尔反尔的奸商？也许吧，他们曾遭遇过诸如此类的骗局，才会对我萌生出一面防备隔阂的高墙。
但这些都不足以诠释他们背影里的秘密。他们外出的目的，仅仅只是想为家人创造更为优越的物质环境。因此，他们所承载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个家，一个在逆流困境中不断火热的希望。
这希望通常总是有些倔强，这希望往往总是在意那些稀薄的自尊。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确不能承受旅店的最低价格，仅仅只可享受免费赐予的温暖。他们更不愿坐在旅店的大厅里，静看那些匆匆上楼住店的陌生神色。
我把新作的灯箱挂上了顶楼——内设供暖包厢，五元一夜，免费茶水。
我将二楼的两个客房腾空，放满木凳和茶杯。当夜，有几十人涌进了狭窄了旅店。他们都问着相同的问题：“你这儿有五元一夜的包厢？免费提供茶水？”
我点点头，用微笑去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他们欢喜着奔上楼去，坐在温热的客房里，喝着滚烫的茶水。没有了免费的各种困扰，他们显得真实而又自由。他们再不必顾虑，是否旁人会轻看自己——在这个狭小的隐秘的世界里，他们彼此没有差距和鄙夷。他们也再不用担心，自己的装扮会影响到旅店的生意。
冬日的站台上再没有夜枕风雪行人。我愿用这样不动声色的方式，全然保住穷人的羞涩与自尊。他们偶尔会向我抱怨，房间太窄，茶水供应不足，缺少睡觉的设施等等，我每每总是微笑着替他们解决难题。
我从不会用冷若冰霜的面孔来如此回绝：“五块钱你还想住什么？”因为，我也曾风尘仆仆远行千里，也曾背井离乡负笈游学，也曾在陌生的城市里想念家的归途，并渴望一丝人与人的柔情和润彻心扉温暖。
妈，我想回家
不知从何时起，我身旁开始有了无数陌生的面孔，握不完的手掌，接不完的电话。我知道，我和其他步入社会的人流一样，有了一片仅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
年前会议上，母亲打来电话。我低头掩住嘴巴，轻声问道：“妈，我在开会，您有什么事儿？”她迟疑了一会，战战兢兢地说：“我就问一下，你过年还回来吧？”我敷衍着道：“恩，恩，回，先这样了啊，这事儿以后再说，还早着呢！”
之后，我废寝忘食地部属着明年的项目和计划，盘算如何扩张自己的小小领地。关于母亲归家的叮嘱，和对她许下的诺言，片刻也未于脑中浮现。
再接到家中急电，车站已是人海鼎沸，我沮丧地回话：“今年，怕是回不去了！”那头，母亲的呼吸忽然消逝。半晌，才缓缓地说：“那也没什么，你在外面多注意身子，最近天气冷，多穿点儿衣服。家中还有你两件大衣呢，明天我给你邮过去，这样，便不用费钱添新了。”我握着电话，忽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与母亲怕是有了隔阂。虽隔三岔五地通着电话，但毕竟终是一年一见。三百多天的地域差别，三百多天的气候变迁，三百多天的睹物思人，让我们彼此越发地熟悉而又模糊，苦想而又无奈。
母亲是个慢性子，我以为，她所邮出的包裹，至少也得一星期才至。殊不知，三天功夫，邮递员便将我的大门敲得哐哐作响。我接过贴有特快字样的橙红箱子，看着单子上凌乱笨拙的笔记，家乡邮戳的印章，心里隐隐有些苦楚。
门外，各家各户均已换上鲜红喜气的对联。惟独我的屋中，依旧清冷薄凉。我将箱子抱至窗头，用剪刀细细裁开。顿时，柔软厚实的大衣奔入我的眼帘。大衣内，藏有一罐红绿相间的食物。罐上附有一张方整的纸条，赫然写道：“孩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青辣腊肉，妈给你弄好了，若想吃，放到微波炉里一热就行。这东西，邮局不让寄，妈只好藏到大衣里去了！”
我将这罐腊肉搁于窗台，猛然发现，罐内，竟没有半点空隙。我似乎能想象出，母亲在盛装它们时，紧握勺子，用力压平，试图能多装一些的心酸模样。这罐穿越千山的朴实之物，实质，正是母亲的一颗爱子之心，不管如何付出，如何重叠，她都总觉予之不足。
朦胧中，似乎回到了那一个初初离家的午后。因家居乡村，离学校甚远之故，我不得不选择住校。于是，那一个收拾行装的清晨，母亲特意为我准备了满满一罐腊肉。饱含热泪，将我送上了漫漫山路。
我的心，彷佛还在那一段青绿遍野的山路上与母亲挥手，紧紧地贴着她已不复当年的韶华。而母亲的手，也仍旧在那一个昏暗的厨房中，为我细切着一片片嫩香的肉片。
披上大衣，我给家中去了电话。那头，母亲关切地问：“包裹到了吗？”我说：“到了。”她碎碎地念：“那就好，那就好，哦，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别老给家里打电话，费钱，再说，你也得忙，不用管我，我真能照顾好自己．．．．．．”
这头，我止不住哽咽地回她：“妈，我想回家！”
请帮我抱抱我的父亲
7岁那年，正当所有同龄的孩子都在花间烂漫的时候，他却忽然瘫倒在地，昏迷不醒。当他惺忪着睁开眼睛，欲图用自己的双手支撑着起床时，才猛然惊觉，自己的双手，已经再也无法动弹。
父亲并没有对他隐瞒真相。他被检测患有一种名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绝症。父亲以为，这和癌症一般可怕的病患，定也是有着同等治愈几率的。于是，开始四处搜寻资料，诚求名医，希望能把孩子的生命紧紧抓住。
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医生所告诉父亲的，无不是惊天霹雳。这种病症，全世界不但不曾拥有相关的专业慈善机构，更不曾出现过任何一起逢难生还的病例。
医生告诉父亲，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活过18岁。于是，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进入了仓促的倒计时。
他开始害怕每一次生日，害怕每一个灯火辉煌，烟花璀璨的节日。那些在旁人看来是值得庆祝充满欢笑的时光，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关于生死底线的临检。他多希望，自己能和那些身安体健的小朋友一样，在宽敞的马路上狂奔，在淋漓的雨中漫步。这些在常人看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件，已经逐日成为他生命里不可奢望的幸福。
父亲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外来事物给他造成的影响。父亲多希望，那些苦难，疼痛，绝望和屈辱，能够全然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父亲为了能使他变得更开朗一些，不畏来回五楼的劳苦，背着他，拖着轮椅，在幽暗的楼梯上日复一日。
他是在父亲脊背上长大的孩子。他对父亲的背，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他曾对生命懊恼绝望，自怨自艾。他觉得，这样的继续，无非是为了承受更多的苦难。但后来，算是渐然明白了——他是父亲唯一的孩子，也是父亲唯一的希望。倘若，连他自己都决定放弃了，还有谁能给父亲继续生活的曙光？
时光荏苒，转眼，他已临近18岁。他似乎已经预知到，自己的生命，已是来日可数。父亲从未对他抱怨，亦不曾沮丧，仅只是默默地陪着他，竭尽全力完成他的每一个心愿。
当他决定在生命濒临尽头的时刻里踏上感恩之路时，已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的父亲毅然当买了剩余物品，买了一辆二手三轮摩托，载着他，去走他最后希望走完的感恩之路。
他说，他想亲自看看当初那些对他主动伸出援手的恩人。他想轻轻地跟他们说声谢谢，为他们送上一束鲜花。是他们，让他义无反顾且无怨无悔地坚持到了今天。
这样的路，他们不离不弃地走了整整3年。从寒冬走到酷暑，从凉秋走到雨春。
17000多公里的寻爱之旅，让他更加眷恋生命，更加不舍这个绝美的尘世与半生悲苦的父亲。他多想自己是个健康的孩子，那样，他便可以向他的父亲证明，他的确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为父亲博来更多欢颜，更或者，成为一名有用的国之栋梁。
当湖南电视台为他举办成人礼的时候，他对着所有同是18的孩子们说出了那句沉郁了整整十年的话：“爸爸，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做您的儿子，那时，再来好好地报答您…爸爸，我爱你！”
节目最后，当主持人何炅问他，有没有什么心愿时，他面色凝重地说：“十年前的一个午后，当我醒来，我的双臂已经再也无法抬起来了，所以，我再也不能主动拥抱我的父亲。今天，我希望何炅哥哥能帮我举起我的双手，让我能好好地抱抱我的父亲……”
瞬间，多年的生活磨难都不曾让其存有丝毫抱怨的父亲，终于泪流满面。
这位在生命尽头只想主动拥抱自己父亲的孩子，名叫黄舸，是《点亮生命》的主人公，是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也是所有当代少年的励志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