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0年前，多数历史学家都假定中国的有组织社会，始于公元前约1100年。但事实上，在有历史记载以前，早就有一个为今人所知不多的商朝存在，虽然有关商朝的种种，一般认为几近传奇，不可尽信。这种情形，与西方学者也曾认为特罗亚以及特罗亚之战，几乎全是虚构一样。然而这种怀疑，因为发生了一连串偶然事件，出土了一些文物，如今已烟消云散了。
1899年，北京有一位医师，为一个患上疟疾的患者处方，开了几种药。病家的主人王懿荣，碰巧是个研究古代手写文字的古文字学家。医师开的药方是传统配剂，其中包含一种名为“龙骨”的药物。
药买了回来，在准备研碎那些“龙骨”之际，王懿荣发现那些刚硬物质并不是什么骨头，而是变黄的龟甲，上面有很多划痕。王懿荣好奇心起，拿起甲骨细翻划痕，竟然出乎意料，发现那竟是某种文字。那些字体既非原始的象形文字（即以图书为符号的书写法，例如以蛾眉代表“月”，以圆圈代表“日”），亦非现代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显然是王懿荣从未见过的一种远古铭刻，他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
这些“骨”有兽骨，也有龟甲，上面颇有些具有意义的划痕，使王懿荣深信那是约3400年前的商朝遗物。
王懿荣的发现一经公布之后，前所公认中国人始用表意文字的日期，便被推翻了。此外，还清楚显示商代实在并非只是一个传说，而商代的人从此即被看作中国文字的创始者，我们既能接触世界上所知最早而仍未毁灭的文字系统，只俟古文字学家研究和辨释，至少可窥见这些文字出现时的一部分社会状况。
王懿荣的发现，激发起其他学者和古董收藏家热烈搜寻上有铭刻的“龙骨”。在华北地区搜寻所得甚丰，而在华南却没有什么收获。不过20世纪初年出土的大量器物碎片，已迅即解答了当时三个难以索解问题中的两个。第一，商代文字何以刻在甲骨上，而不写在更为恰当（尽管不那么耐久）的物体，例如树皮之上？第二，为什么文字总刻在碎片的裂纹或切痕周围，是否表示袭纹或切痕并非意外损坏，而与周围的铭刻有关？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已找到，原来所有这些碎片其实是后来所称的“卜骨”。骨上的裂纹绝不是意外所致，而是蓄意以高热造成的：商朝人认为，裂纹的形状和位置可以预示吉凶。因此某条袭纹四周的文字，既记载所占之卜，也录下卜骨的答案。商朝人自王公以至庶民，显然唯卜骨是赖，不仅用以预卜前程，而且借以决定行为，不管是进行战争，建造房舍，还是出门远行，一应事项，都依占卜取舍。
但王懿荣初步探索之后，历时甚久，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未能解答：商朝人居于何地？而商代的城市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了答案。
许多年来，中国河南省安阳考古现场附近的居民，经常肆意挖掘长期埋在地下的白色陶器和精致铜器贩卖。在收藏家都知道甲骨的重要性后，专事挖掘地下器物的安阳居民，也发现将经常挖掘到的“龙骨”出售，可获厚利。
1928年，中国政府对珍贵文物那样散失，大为震惊，就颁下命令，管制安阳地区的发掘工作，制止古物再被人盗挖贩卖。安阳地区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进行，而发掘出来的东西，不仅有大量甲骨（单是一个坑就有17000件），同时无可置疑还发现了商代京城遗址。
这京城原来占地不少，包括一座30米长的宫殿，宫殿两侧并有作坊，商代的工匠就在这些作坊制造石器、骨箭镞和装饰华丽及造工精致的铜器。此外，又发掘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房舍和庙宇，这些建筑物采用砖建造，下有基石，屋顶以巨大木柱支撑。至于同时发现的茅屋，则或许是平民所居。出土文物中，并且包括很多精美的陶瓷，和铜器、车辆的残余部分、装饰帝王墓的巨型石雕，以及布满人类残骸（或者是集体陪葬的殉葬者）的地下走廊。
所有这些发现，许多考古学家都同意，是出自商代最后一个首都“殷”的所在地，而在华北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更多有关商代的证据——一个过去一度被视为“神话般的”社会，现在终于“得庆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