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是后起的游猎民族,其文化水平赶不上宋,就是比起契丹来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由于契丹人与汉人接触时间比较长,汉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才失掉了原来的锐气,被一个原来臣服于它的后起民族所击败。当女真人打败契丹人,进入辽国腹地的时候,他们还谈不上有国家组织,其社会组织基本上是氏族部落式的。其首领完颜阿骨打成功地将女真诸氏族部落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利用原来部落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带着草原和山林里的锐气,终于取代了辽国,成为宋在女真人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最先继承的是辽国的遗产。史传,当完颜阿骨打带兵进入燕京时,燕人迎他进入皇宫,但他不肯在宝座上就座,而是跟他的伙伴们握着拳头,坐在“殿之户限上”,接受燕人的投降,因为宝座只有一个,他想让伙伴们都坐。人家送他皇帝专用的黄盖,他却问有多少,想跟伙伴们一人一顶。(《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12《北征纪实》)这些从草原和山林里刚走出来的人,对于国家和制度还不了解。完颜阿骨打不让人向他跪拜、下属祝酒,不知道喊万岁,“唯祝百二十岁而已”。(《续夷坚志》卷2《历年之谶》)灭辽之后,才从辽人(包括在辽做官的汉人)那里,学了一些制度和规矩。原本连文字都没有的女真人,知道了什么叫“皇帝”,采用了一点礼仪,直到攻下宋都汴梁,得到宋室的法器仪仗,才略微知晓了一点皇帝的仪式排场。
灭辽后,女真人开始模仿辽国建立国家制度。打下燕京之后,他们先在广宁设置枢密院,粗创一个政府,由完颜阿骨打的儿子斡离不主掌。而后,控制云中的金军元帅粘罕也设了一个枢密院,女真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加上设在上京会宁的朝廷,女真人等于设了三个中央政府。而且,所有女真官员,统称“孛堇”,或者叫“勃极烈”,即女真部落村寨首领。只是在孛堇头上附加另外的名号,以区别官的大小。显然,这是学习和模仿之初容易出现的混乱。女真人的军事民主体制,也不认为这种“多中心”有什么不妥。
在灭辽20余年后,到了金熙宗时代,女真人才开始系统地采用汉人的制度与官职。不过,金朝中央政府不设中书、门下两省,只有一个尚书省,尚书令为最高行政长官,其下为左右丞相和平章事,同为宰辅。下面就是作为执行机关的六部。因为金朝的决策体制始终没有摆脱原来部落会议的影响,由亲贵组成的“大臣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结构,所以,只模仿汉制中作为执行机构的尚书省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到了后期,由于皇帝努力打击亲贵,将权力掌控在自己手里,大臣会议才开始萎缩,但替代物却是皇帝的近侍。最高权力由皇帝与近侍分享,尚书省只是一个执行机关。
金朝制度的另一个特色是,经常将中央机关以“行”的名义派到地方上去,比如“行尚书台”、“行司农司”,管理皇室宗亲的大睦亲府,也在地方上设置分司。
此外,金朝地方官制往往跟辽国类似,既有唐朝的官衔,如节度使、刺史等名目,也有宋朝的官衔,如知府、知州。名目混杂,将两套官制堆在一起,彼此的隶属关系往往不甚清晰。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非得将直属机关延伸到地方的原因,因为这样才能确保某项事务的落实。
金朝虽然不像辽那样设置北面(总的)和南面(专门管理汉人的)两套官署,但双轨制的痕迹一直存在。金朝的皇帝制度一直就不稳定,皇位继承,始终在皇帝传子和贵族首领的推选传统之间摇摆,导致皇位争夺激烈,政局因此动荡不已。学了汉人的科举,却分设汉人和女真两套考试体系,女真试往往很随意。中央机构重要的职位一般都在女真人手里。地方也一样,除了县级之外,主官一般由女真人担任。长期以来,担任地方“亲民”之官的女真人往往不肯学习汉语,所以官衙里必须设置通事(翻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是一个和尚告某富户欠债不还,官司打到燕京留守尼楚哈那里。富户贿赂通事,结果上堂时通事将和尚的诉状翻译成:天旱不雨,和尚想要自焚求雨,结果和尚被拖出去烧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中央政府也存在。据说,金熙宗统治末年,一次天变,皇帝以为不祥,下令大赦,让汉人的学士草诏。因文中有引自《尚书》的“顾予寡昧”和“眇予小子”之语,结果通事说,此汉儿骂皇上,寡是孤而无亲的意思。昧是不知人事,眇是瞎眼,小子为孩儿。惹得皇帝大怒,汉人学士因此丢了性命。(岳珂:《程史》卷12)事实上,女真统治者接受汉化多少带有不得已的意思。灭辽不久就仿照契丹文造了女真大字,当金熙宗推行汉官制的时候,又造了女真小字,意图就是力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不得不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另辟蹊径,建立女真的典籍文化系统。然而,女真半原始的文化毕竟敌不住先进得多的汉文化。而由上层生造出来的女真文字,又缺乏典籍和历史的支持,结果在举行女真科考的时候,不得不将汉人典籍翻译成女真文字。女真上流文化虽然在内涵上已经接受了汉化,但形式上却依然缺乏魅力。好学的女真人往往直接学汉文,而不学的则什么也不学。现在考古发现的女真人墓葬和遗迹,凡有文字的多为汉文,说明女真文字的生命力的确有限。文化上的双轨制是制度双轨制的根源,反映了女真人接受汉化的不彻底。事实上,在金朝,只有少数女真上层人士汉化程度较高,大量贵族和一般部落人众始终缺乏汉化的积极性,造成了女真人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无法比较充分地利用制度化成果,提供治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