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型现代文明及国际体系，经过“初期形态”过渡到了“战后形态”，而且正向“后‘战后型’”新发展范式再次转型。
日本的现代化是一个早产儿。它是在约半个世纪内从西方匆匆“拿来”的现代化，其消化不良曾导致其走上对外军事扩张道路直至惨遭失败。二战以后，日本以近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人才和知识资源为依托，利用战后改革焕发出的体制创新活力和西方阵营内有利的国际环境，走上了一条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在数十年间基本实现了对欧美工业化的经济与社会赶超。然而，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即“第二次现代化”或“第三次浪潮”面前，日本却丧失了前进目标，陷于“制度疲劳”状态！
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一种晚熟型。它花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确立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其后又经历了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期，而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真正走上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轨道，迄今其改革开放的体制创新活力远未释放殆尽，而今又面对着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重现代化，即要把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使命。
中日两国因地理相近、文化相似、近代初期的遭遇相仿，其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条件等方面确实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然而，中日之间也有一些基本的不可比性。
输、通讯等基础条件的技术水平下，日本的狭长幅员、环海地形等基本条件都曾十分适合于启动现代化建设进程；而迄今为止，像中国这样具有巨大疆域和人口的农业大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要比任何中小国家或海洋国家都要举步维艰得多，其启动过程漫长得多，其经受的磨难和挫折也深重得多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曾断言，现代化的最佳规模是2亿左右人口的国家，这种说法显然是以二战后美、苏两国现代化的现成典型为范本提出的经验主义结论。
然而，出乎很多西方学者们的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快车道，其辉煌成就备受世界瞩目。中国这条巨龙一旦走上现代化道路，就不会轻易地停下腾飞进程，而是将坚持不懈地继续腾飞。中国的现代化每真正前进一步，几乎相当于全部欧洲国家或10个日本前进一步。如此产生的“巨国效应”，又是世界所未见、西方先发达国家所缺乏心理准备的世界性现象。
中日现代化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学术探讨对象，而是事关两国关系基本内容的现实课题。近代以来，日本曾谋求把本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侵略和掠夺中国大陆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日方强加的“零和”型双边结构中，有了日本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首次开始谋求构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双赢”型双边关系。
如今的时代，已不是“西化=现代化”的阶段。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要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克服“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的局限性。这一时刻变化着的国际环境，对中日关系产生着制约和影响作用。对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把握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延缓。”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页。
（第二节）战后中日关系视角-双边关系层次
一、中日关系的分析框架
中日关系属于国际关系中的双边关系范畴。对这样一对双边关系，人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目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迄今为止，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与综合的发展历程中逐步演化出了两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的主要研究方法类型。第一对类型是历史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第二对类型是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这四种方法都各有其独自的发展史、一整套知识与理论体系以及不可替代的专长与功能。
第一对类型历史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
第二对类型基础研究对策研究
我们日常看到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着中所贯穿和运用的研究手法，其实大都是由这四种研究方法按一定比例组合而成。根据这几种研究方法混合成分的差异和侧重点的不同，每一个学术成果的学术风格、内容重点、研究成分以及现实意义也就会各有千秋。至于研究成分很少的着述，有的属于非研究类的通俗评论，有的属于解释政策的宣传材料，有的则属于研究类成果中的劣质作品。
从科研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中日关系这一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尽可能全面、综合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不能不限制着每一个研究者的视野。
“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有关双边关系研究的理论又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领域。“在国际政治学中，关于如何分析双边关系，几乎不存在确定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条件，中外学界都普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国别研究及双边关系研究各自发展、彼此间严重脱节的现象。
在这种特定的双重背景下，迄今为止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总体上以史学研究为多，以对策研究见长。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和分析中日关系，则可以说是一种近十几年来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生根、发芽、结果，无疑将大大增强人们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的能力，并与史学研究方法形成互促互补的良性循环，其结果也将能进一步提高对策研究的水平。
考察当前中日关系，应把现实坐标与历史坐标、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与双边关系史视角结合起来，以期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其总体特征。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对双边关系，其发展进程受到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和双边互动这三个层次上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参见图1——2)。
二、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
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看，在现代化的各发展时期，中日关系呈现有时相互促进、有时相互排斥的两种基本类型。在这一过程中，中日间的相互作用经历了最为戏剧性的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这一时期，日本的现代化通过蹂躏和阻止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得到发展。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数次从中国攫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对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这些攫取和掠夺，为日本推进工业化和扩张军备提供了资金和物质基础，同时也成为中国衰退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基本上属于一种日本得利、中国受损的“零和游戏”。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基本形态是：“有了日本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学西方的历程做了如下总结“自从1840年鸦片战1874年5月日本入侵台湾后，以《匕京专条》从清政府攫取50万两白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以《马关条约》从清政府攫取赔款2亿两白银，其后又以“中国赎还辽东半岛”为由攫取3000万两白银；这共计2.3亿两白银等于当时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约合3.6亿日元，即等于当时日本1年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的4.5倍。1901年，八国联军以《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攫取赔款4.5亿两白银(通称“庚子赔款”，39年内付清，到期时实际本息共9.8亿两白银)，日本在其中分得3479.3万两白银(合4895.3万余日元，39年内实际付清本息共1.07亿日元）日本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还从北京、天津掠走白银数百万两，抢掠大量珍宝文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第48-51页，第86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日本对中国的资源和财富进行了疯狂掠夺。
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冢寻求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第二个时期始于1972年，盛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口号，以日本为现代化的榜样；日本则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支援。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双赢”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的转折期。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恢复。但在冷战后头几年，美国并未把中国国力本身视为足以对其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的因素。但在1994年以后，美日两国开始以中国为潜在“威胁”重新加强双边安全同盟，这对中日关系构成了主要的负面因素。
第二，日本对华政策取向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外交方针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就是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维护和发展对日友好关系。但同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调整迹象，其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恢复，以“普遍价值”和“国际秩序”为尺度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倾向增强。日本的对华姿态由以往的“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主张把对华关系予以“普通化”处理，把它调整为“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的行为方式增多。日本以虚无缥渺的“中国威胁论”为依据，开始构筑防范中国的安全体制。
第三，日本国内条件的变化。政界变化。在“55年体制”崩溃后的政界“总体保守化”趋势中，主张摆脱“赎罪意识”、把对华“友好关系”调整为“普通关系”的势力抬头。西方政治体制范本和以日美基轴的对外政策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2)舆论变化。以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为中心的日本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变化。对华友好势力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降低，提倡中日友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恶化，有的日本人说“现在为中国说句好话很难”。日本新闻媒介在“六四风波”、核试验、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的舆论导向显然不利于日本民众形成全面的对华认识。亲美的“战后新生代”逐渐成为日本各界主流，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对日本的侵华历史及中日友好的认识也尚肤浅。
在新的政局条件下，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变，要求在中日间的敏感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呼声增大。这种负面舆论与日本政府与政党中的反华势力合拍，给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负面压力。
1994年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
第一，中日两国的实力基础出现均衡化趋势。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两国力量的逆向同步增强，使双方的综合国力正出现两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均衡局面。
第二，中日相互交往的认识基础发生变化。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增大，相互潜在对手意识增加，对对方未来战略的相互猜疑加深。日本逐渐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逐渐不再把日本视为“东亚式现代化样板”。
第三，中日关系的原则基础面临新的情况。《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规定的关于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的一整套基本原则虽然仍起作用，但不时受到日方一些势力的严峻挑战。
第四，中日相互作用方式发生演变。中日之间相互协商、求同如前首相宫泽喜一也强调起怀疑论，主张“日本最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不透明的”。
存异的交往机制、方式、深度等，都越来越显得不足以适应新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需要。
第五，中日政治、安全关系的促进因素减少。中日政治、安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尚未找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种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动力和手段。
第六，中日相互作用的内容范围逐步扩大。中日关系的地区性和全球性不断提高，中日双边关系融入多边体系的成分正日益加大。
第七，中日关系诸领域之间的平衡失调。中日关系的各方面出现了不平衡发展趋势：政治关系不够稳定，安全关系急待改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矛盾日显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两国舆论的相互作用日益复杂化、密切化、敏感化。先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舆论呈现出“对华好感度”持续下降的趋势；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后文革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因特网一代”乃至“独生子一代”走向社会，他们开始对中日关系做出敏感反应。
仿佛是火上加油，2001年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五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举动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陷于“政冷经热”状态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使两国的政治关系陷于复交以来的最低谷。
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不少中国民众认为，中国在日本侵华历史问题上采取的“以德报怨”姿态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战略响应和日本民众的相应理解；这种情绪有时表现为强烈的排日舆论。在台湾问题上，人们认为日本在有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正明里暗里鼓舞着“台独”势力。
近年来，面对日本对华方针的日趋强硬，中国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对日方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做出了适时、适度的回应。同时，中国一再向日方发出积极而明确的政治信号：（1)中国尚度重视对日关系；（2)双方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3)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对对方关切的事项给予重视；（4)建议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方一再声明，日方应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实现高层往来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反观日本，其领导层只是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威胁”，却没有以实际行动纠正有损于中日关系的政治行为。究其原因，这与目前日本政界对华防范心理上升和对华战略尚处于“漂流”与“贫困”状态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