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日趋完善。2006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8649万人，比上年增加116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1187万人，增加539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15737万人，增加1954万人。
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加快。2006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30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5.9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3006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404个；卫生技术人员452.5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97万人，注册护士138.6万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3587个；卫生监督检验机构2256个。
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20%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初步实现小康水平。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实际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实际增长7.4%。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市为35.8%，农村为43%。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84万人。
中国文化事业稳步发展。2006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767个，文化馆2889个，博物馆1593个；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教育台46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3862万户；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416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62亿册(张）。
中国教育事业继续发展。2006年，研究生教育招生40万人，在校研究生110万人，毕业生26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540万人，在校生1739万人，毕业生377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741万人，在校生1809万人，毕业生47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871万人，在校生2515万人，毕业生727万人；初中招生1930万人，在校生5958万人，毕业生2072万人；普通小学招生729万人，在校生10712万人，毕业生1928万人；特殊教育招生5万人，在校生36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2264万人。
2.日本的社会发展情况
二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恢复和腾飞，其社会发展程度不断提高。但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长期低迷，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安”现象。
日本厚生劳动省2005年7月6日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79.7万日元(按1美元折算110日元计，约合52700美元），比2002年减少1.6%，连续七年呈减少之势。56%的家庭认为与过去相比“生活艰难”但从整体上看，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仍比中国高出许多。2002年底，日本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14.5张、医生2.01人；人均住房面积31.37平方米。截至2003年，日本每千人拥有轿车607.7辆、电话机399部、移动电话621部，电视机和电冰箱的普及率为100%。2003年度，日本教育经费为63220亿日元，占当年预算总额的7.7%；2004年度教育预算为61330亿日元，占当年预算总额的7.5%。
2005年，小学23123所，教员41.7万人，学生719.7万人；初中11635所，教员24.9万人，学生362.6万人；高中5418所，教员25.1万人，学生360.5万人；大学726所，教员16.16万人，学生286.5万。
日本医疗制度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针对21世纪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于1989年制定了“促进老年人保健与福利十年战略”(通称“黄金计划”）。该计划于1994年被重新修订，并更名为“新黄金计划”。截至1999财政年度，“新黄金计划”已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老年人的家政服务人员数量的增加，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服务能力的提高。1997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建立“长期医护保险制度”三项议案，2000年4月生效。另一项新计划称为“21世纪黄金计划”，于2000年颁布实施。目前，日本还在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可持续医疗保险制度。
(五)中日政府财力与调控能力对比
联合国《21世纪议程》指出：“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对政策和发展模式评价和选择的能力”，“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增强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能力。”政府调控能力是指宏观驾驭能力和驾驭技巧，包括经济调控、行政调控和法制法规的调控能力。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设施条件下，综合国力强弱将主要取决于对各要素的组织与协调，即政府的管理质量i。
近年来，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断改善，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中国财政部公布的信息表明，1996-1999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GDP增长速度，2006年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稳中有升。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并加速完善，中国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强化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对于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政府调控能力较强。日本政府十分注重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效率，注意经济动向分析和展望，提出了适应日本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产业政策和计划，“国民都倾向于相信和谐即意味着倾听政府说些什么，这些发布的‘计划’已经成了人们活动的指导方针虽然政府的行政指导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政府同各利益集团的协商、合作已成为协调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另外，日本公务员的素质和行为效率，保证了整个行政的高效运转和遵守规则。
现阶段，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仍大大低于日本。1980年，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占世界各国财政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84%，而日本则为5.83%；1995年，中国下降为1.03%，日本上升为7.06%。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作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需要政府协调地区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为世界第三大国土和海域的国家，与十几个国家相邻并且至今还处于国家分裂状态，这需要政府支付必要的国防费用。而中央财力过低是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的21世纪初期，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但继续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等“硬实力”竞争为背景，而且越来越以治理能力、外交力、文化魅力等“软实力”竞争为内容。
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力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878.71和869.45，赋权方案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17.09和16.91；日本与中国的政府调控能力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70.45和43.19，赋权方案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5.64和3.46；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力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80.79和76.41，赋权方案分值测算结果分别为5.66和5.35。其中，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力属于软实力范畴。中国的软实力独具特点。
在软实力的比较方面，中日两国都是注重集体精神的东方国家，都有悠久的文化和民族传统，都具有很强的国家凝聚力。约瑟夫-奈把国家凝聚力作为中日两国共有的强项。但在政治体制、国内治理、对外政策、外交力等方面，中日两国各有差异，优劣不同。
战后几十年间，日本综合国力的持续快速增强势头曾受到世界瞩目。1991年“泡沬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力的上升势头放缓，军事力的增强速度却在加快，外交力则呈现出对美日益靠近、对亚无所适从等不均衡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贫弱的国力条件开展了独具特色的自主外交，显示了远高于其经济力、科技力的政治力和外交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综合国力正处于持续、快速增强的上升阶段。
中日国力要素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在一些要素方面，中国的一些优势正好是日本的劣势，日本的一些优势则正好是中国的劣势。中国的一些单项要素，如自然与人力资源、政治与外交力等高于综合国力，经济力则比较接近综合国力，而人均经济指标和科技力、国内治理和国际环境等低于综合国力；相比之下，日本的一些单项要素，如经济力和科技力、国内社会与国际环境等高于综合国力，地区形象和外交力等低于综合国力。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制作。
中日有形战略资源的相对变化，很容易诱发两国的战略竞争与防范意识。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中日得以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构筑稳定的战略合作架构，则两国综合国力的均衡化和国力要素的不均衡性反而有利于两国优势互补，变各自战略劣势为战略优势，进而走向双赢。
（第二节）社会舆论的异同及变化
一、中日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
一般来说，社会舆论是一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在其公众中的普遍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因而两国社会舆论的形成与表现、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具有各不相同的特殊性。
近年来，中日两国都处在历史性社会转型期，其社会意识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的社会舆论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局面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中日相互舆论和民众感情持续恶化，这既是受到中日政治关系恶化负面影响的结果，其本身又反过来对两国政治关系产生着负面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舆论之间出现了恶性循环局面。
21世纪初期，社会舆论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增强，其演变趋势已成为影响未来中日关系走势的重要因素。
(一)舆论的社会属性及表达形式
“舆论是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社会舆论作为社会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一定社会群体内相当数量的个体对于现实问题或社会现象所发表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和议论。社会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生活所表达的价值评价，是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约束力的言论，是影响人们言行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社会舆论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评价活动。从本质上看，社会舆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社会的意识结构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并且受社会政治结构制约。社会意识是由诸多层次和要素构成的。从社会意识主体的范围来看，它可以区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可以说，社会舆论属于群体意识的范畴，群体意识是人类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经历及其共同利益和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在该群体成员头脑中的反映。群体意识的主体是特定的社会群体，群体意识的内容是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群体与社会关系的意识。社会群体是复杂多样的，群体意识也是复杂多样的，包括家庭意识、集体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等。不同的群体意识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彼此之间又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交错，形成复杂的群体状态和不同群体意识之间的联系。这些社会群体意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因而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舆论也具有同样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舆论通过诸多个体的评价意见，在表达人们不同要求的同时，也表达了共同心声，反映了一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利益等共同需要。舆论是通过公众的言论表达出来的民意。因此，社会舆论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评价活动。一般说来，社会舆论具有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来自社会、从政治权力外部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和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括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进而形成影响决策的压力。因此，舆论影响决策其实也是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
舆论的形成是公众思想交流，即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结果。言论形态是社会舆论的外在形式。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形成传播，社会舆论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取得社会肯定与认同，并扩大声势与影响；（2)实现表达的社会公开，即社会允许这样的表达通过合法传播方式得以实现。在促成一种社会舆论的诸多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电视、报刊、因特网等大众传媒，这些传媒具有传播信息、反映社会民意、引导社会舆论和广泛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形成社会舆论所需的各种条件。
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以其资源共享和交流互动、快速形成和多元分散性等特点，很快成为大众传媒中最直接的思想表达形式，是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具有影响力意见的崭新形式。
(二）中日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及特点
早期舆论学的“两极模式”(BipolarModel)论认为，社会舆论是由大众传媒和受众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多极模式”(MultipolarModel)论取代了“两极模式”论。“多极模式”论认为，影响社会舆论的因素在大众传媒和受众以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
日本学者伊藤阳一在《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1993年)一书中，根据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习惯等特点分析了其社会舆论，提出了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三极模式”(TripolarModel)论。伊藤认为，在日本社会中，社会舆论是以这三极为主的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这三极相互独立，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极决定或支配其他两极。在日本，政府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政策的制订者，政府既可以通过控制传媒的间接手段来影响公众舆论，也可以通过政府自身的举动来直接影响公众舆论；大众传媒作为舆论监督机关，担负有批评、监督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公众对国冢安全和对外政策等问题，大多会理解和支持政府的政策，而在涉及切身利益与权利的问题上，则常常与政府有分歧。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传播者、政府和公众消除差异而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统一的社会舆论。减少教育水平、世界观、思维方式、接受信息量等方面的差异，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