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总工会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级的编制，分为第一、第二两个团，每团1000余人。第一团团长为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第二团团长则是对杜月笙仰慕已久的周学湘。
战地服务团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源源不断地将抗敌后援会募捐到物资运到十九路军的阵地，将伤兵从前线抬下来。在枪林弹雨中，不时有团员倒下，但马上又有工人自愿前往替补。停战后，上海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立碑，镌刻殉国工人的名单。这是对工人们的热忱爱国之情唯一的嘉奖！
在战争中，最为悲惨的莫过于手无寸铁的平民了。开战当日，许多本已避难租界的百姓纷纷返回华界，结果被战火秧及。附近的居民家破人亡者有之，妻离子散者有之。人们又纷纷逃往租界。上海的冬天湿冷湿冷的，难民们露宿街头，饱受饥寒之苦。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专程找到杜月笙，希望他能邀集上海慈善人士，募集善款，纠集难民。
杜月笙当时正在为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奔波，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了许世英的请求，号召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成立了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并亲自担任筹募组长，为救济委员会筹集善款。据统计，在“一·二八事变”的35天中，难民救济委员会救济、转移难民达40万人。
“一·二八事变”平息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均受聘为国民政府定于四月七日召开的国难会议会员。几十名国难会议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提案。同年八月，杜月笙、张323啸林、朱学范、王晓籁等人还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恩等人组织发起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杜月笙和张啸林为该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有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改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张啸林的表现虽然不像杜月笙那么积极，但总算也没有辱没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三、淞沪会战全面爆发
1929年至1932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出现持续性的萧条。1936年，旧的萧条尚未结束，新的经济危机又开始到来。经济危机激化了政治危机，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国际上，日本同美国、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加剧。为了摆脱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骤。
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所谓“对华三原则”：第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第二，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第三，中日共同防共。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中日关系空前紧张，中日两军在华北、华中地区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仍然幻想“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1937年3月12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324坚持“广田三原则”。两天后，日本方面就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所谓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来到中国。
日本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的当天便接到蒋介石的请柬。次日，周作民、杜月笙等人便陪同考察团成员到了南京，参加蒋介石为他们准备的招待茶会。招待茶会上，日方提出的条件咄咄逼人，甚至连一向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的蒋介石都忍无可忍，愤愤地说了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招待茶会不欢而散。但日本人并不死心，考察团重要成员藤山爱一郎当晚便去和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会晤。26日下午，他又去会见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外交部长张群。但日本人的要求实在已经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底线，孔祥熙等人忍无可忍，当即提出，如若想实现真正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之上。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设法消除中国民众对于日人的反感，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
3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称：“日本外相佐藤23日的演说词竟已完全接受军部立场，所谓中国问题应分华北、华中、华南三部分对待，亦即日军分化中国之一贯政策……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见高涨，此次经济考察团之失败，即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愿给日本以经济侵略的机会，中国民众亦要求先光复失地，然后再谈经济合作，足见日本今后将在中国遭遇强大的抵抗。”
日本人企图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阴谋失败了。于是，他们便采取武力手段。1937年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以寻找失踪日军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奋起还击，掀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广田弘毅，他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广田弘毅为甲级战犯，被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并判处其绞刑。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由于日本在侵占东北、华北等地均未遇到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于是，日军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云集，开赴中国战场。1937年8月初，上海形势紧张。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乘坐汽车，强欲冲击虹桥机场，卫兵奋起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被当场击毙。
8月11日，日军27艘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了阵势，声称国民政府必须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否则上海将会立即毁于战火。上海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闸北等地的居民纷纷扶老携幼，携带箱笼细软等物拥向租界。
此时，战争不断升级。中国陆军为确保南京的安全，准备集中兵力歼灭上海的6000名日军海军陆战队，海军则准备堵塞江阴，全歼日军长江舰队。不想，统帅部的这一机密计划被日本间谍获知，日本长江舰队仓皇逃出长江口。8月13日，秘密进驻虹桥机场中国军队打死前来侦察的日军大山勇夫大尉。淞沪会战由此全面爆发。
双方一交战，便陷入了白热化状态。日本先以飞机轰炸，然后陆军冲锋。中国军队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日军为摧毁中国的空军力量，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设在杭州的中国空军基地。中国空军事先得到了消息，起飞迎击，击落九架日本飞机，自身则毫无伤亡。为了报复日军的行动，中侵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国空军在8月14日出动大批飞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日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
日军不断派兵增援上海，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统帅部为保住首都南京，也不断增兵上海。八十七师孙元良部和八十八师王敬久部在“一·二八事变”中曾与日军交火，十九路军被撤出上海之后，他们便接替了上海方面的防务。在淞沪会战中，他们八十七、八十八师是最先与日军交火的中国部队。随后，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和第九十八师夏楚部奉命开赴上海，参加会战。
在空军的配合之下，中国军队四个师的兵力粉碎了日本海军陆战队6000余人的进攻。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怒，极力主张向华南派兵，并下令日本海军航空兵进行越洋轰炸。日本陆军总参谋部也向上海方面派遣了两个师团，并召回退役的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觉得部队少了，辞行的时候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表示，给他五个师团，他一定能打到南京去。
就这样，中日双方不断增兵上海，在整个送沪会战中，日军共投入九个师团和两个旅团30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九个旅，共75余万人。
8月14日下午，一架被日机击中的中国飞机，在逃跑的过程中误入法租界的上空。由于飞行员误操作，将两颗炸弹投到了法租界，一颗落在了在大世界旁边，一颗落在大马路外滩。当时，租界上满是华界的难民，两颗炸弹爆炸，当场伤亡2000余人。
8月15日晚，战况空前激烈。戴笠突然降临杜公馆，与杜月笙秘密商议筹建一只敌后抗日武装之事。经过杜月笙、戴笠等人的努力，一支10800余人的军事队伍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便建立起来了。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来电，颁给这支队伍“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三位常务委员，由杜月笙、戴笠、刘志陆担任。另外15位委员除了参与筹备的诸327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还有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每个支队2000余人。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别号天风，是杜月笙的学生，队员大多是青洪两帮的弟兄。第二、三两支队长分别是陆京士与朱学范，队员大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戴笠原在京沪一带的部下，都编为第四大队，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第五支队长也是戴笠旧部陶一珊，队员大多来自曾受军训的热血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由戴笠亲自担任，行动队的总指挥则由刘志陆担任。
苏浙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成立了技术训练班，又在畲山成立了教导团，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批对队员进行急训。训练的项目主要是从事敌后游击战所必须的技能，如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上海沦陷后，苏浙别动队一部分跟随戴笠到了安徽，另一部分则留在了苏浙沪一带，被改编成忠义救国军，打游击战，给日军的后方造成的很大的威胁。
四、张大帅落水做了汉奸
淞沪会战打到难分难舍的时候，日军就已经明白，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是他们也明白，无论是从经济、武器装备，还是军队的战斗力方面来看，中国短时间内都不可能是日本的对手，上海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在淞沪会战尚未结束之时，日本人就忙着笼络汉奸，作为他们日后统治上海之用。
对杜月笙这位上海滩上鼎鼎有名的大佬，日本人早就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陆军部和海军部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都设立了专项经费，专做杜月笙的工作。到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了。日本人认为，上海沦陷之后，杜月笙一定会留在上海。首先，杜月笙舍不得放弃他在上海拥有的庞大事业。杜月笙是上海滩的杜月笙，一旦离开了上海，杜月笙便什么都不是了。况且，他有一个庞大而且安富尊荣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女们都不曾吃过苦，一旦离开上海，杜月笙的家人肯定吃不消。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探听到的消息显示：杜月笙经济拮据，已经债台高筑。到1937年8月为止，杜月笙积欠各银行和私人的款项已经高达300余万元。杜月笙一向信守诺言，他如果一走了之，所欠的债怎么办呢？因此，日本人坚信，只要他们以重金利诱，杜月笙肯定会乖乖地投靠在日军的旗下，当一名铁杆汉奸。
因此，日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特务、汉奸去游说杜月笙，让他留在上海。但是杜月笙始终不为所动。日本人太小看杜月笙了，堂堂大上海的大亨，岂是几个不入流的特务、汉奸能够搞定的呢！
日本对华间谍巨头坂西利八郎亲自出动，一连多次到杜公馆去拜会杜月笙。坂西在清朝末期时就来到了中国，结识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并受到重用。北洋政府时期，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孽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因此，日本国内将其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1927年，在北伐节节胜利之际，北洋政府岌岌可危，坂西利八郎被召回日本。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坂西又被派来中国，拉拢北洋系旧人，笼络汉奸，让他们出任伪职。
坂西当时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在日本军部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多次允诺杜月笙说：“一旦大日本皇军完全占领上海，我将以我的声誉担保，让杜先生得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杜月笙起先还和他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回答，但渐渐地便失去了耐性，懒得理这位中将大人了。坂西利八郎也在一怒之下，不再对杜月笙抱有任何幻想了。实际上，不但杜月笙这位江湖大佬不愿做汉奸，许多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坂西利八郎关系甚好的军阀，如徐世昌、吴佩孚等人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也公然拒绝他的拉拢。坂西中将在中国盘桓多时，一无所获，不得不返回日本去了。
利诱不行，日军便派出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土肥原贤二对杜月笙展开了攻势。土肥原是著名的中国通，来到中国后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第五师团旅团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授中将军衔。
土肥原知道坂西利八郎的利诱已经失败，便采用威逼的手段，开门见山地恐吓杜月笙说：“大日本皇军很快就会占领上海，杜先生根本没有机会离开上海。即使有，我也会使劲浑身解数，截断你离开上海的一切出路。所以，我奉劝杜先生还是乖乖地留在上海，彻底而充分地和皇军合作。”
除此以外，土肥原还气势汹汹地威胁杜月笙说：“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再出钱出力，帮助中国军队和皇军作战。如果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们要列举你对皇军的敌意行为，然后加以惩治。”
杜月笙知道土肥原的手段，这个特务头子杀人如麻，臭名昭著。在华北一带，小孩一哭，大人只要说“别哭了，再哭土肥原来了”，小孩就会立马停止哭声。土肥原的心狠手辣由此可见一斑！杜月笙惹不起他，不敢公然拒绝，但虚与委蛇倒是他的强项。土肥原不想至杜月笙于死地，因此他也不会轻易采取暗杀行动。但形势越来越危急，杜月笙不得不考虑离开上海，到香港避难。
淞沪会战爆发后，张啸林不管上海滩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一个人悄悄地跑到了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享起了清福。日本特务紧盯杜月笙的同时，也对上海滩的两外两名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展开了攻势。
土肥原派人稳住黄金荣，劝他一动不如一静，声称：“大日本皇军一定保证黄老板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