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集 最后的审判 （4）
1999年5月，沈阳军区的作家朋友李占恒先生打来电话，他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有关二战时期中国女性钱秀玲的报道，真实的故事比获奥斯卡奖的《辛德勒名单》还棒，他说雅文你曾自费去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采访，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你有创作国际题材的经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一题材拿下来。凭着一种作家的敏感与创作的冲动，我决定前往比利时采访。
我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文化处联系，向当时的文化参赞余美和先生多次阐释该题材的国际意义及我创作的决心。我的真诚打动了余参赞，他通过旅比画家陆惟华先生，请上海旅比华侨联谊会会长张绍唐先生发来邀请，1999年10月28日，圆了我去比利时采访之梦。临上飞机前，我对我先生说：“雅文能拿下钱秀玲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好运吧！”到布鲁塞尔，我住在张会长的餐馆里，首先采访了上海联谊会。
不会外语，出国采访十分困难，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我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飞机晚点，着陆时距离我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起飞仅剩十分钟了。我背着相机、摄像机，手拿护照和机票，可是找不到登机口，只好在世界著名的候机大厅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就像瞎虻一样，由于语言不通，只是按着服务人员的手势拼命地跑着。终于闯到了登机口，服务人员立刻将我送上一辆仅坐我一个人的大巴，我刚登上飞机，飞机就立刻起飞了，我的旅行包都没有随我同行。一个小时后到布鲁塞尔，我身上的汗还没有消去。
我每次出门，兜里都揣满了英、法、中文对照的字条，每行动一步就拿出一把条子，用最形象的动作来表达我的意图。好在比利时人非常热情，每次都会遇到热情相助的人。在国外，我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笨蛋，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了。但是我的真诚和执著，却深深地打动了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打动了钱氏家族。余参赞派出刘忠泽先生带我去艾克兴市。钱秀玲的子女及亲人全力支持我。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先生看到我住在没有暖气、没有褥子的小客栈里，就请我住到他家里。
当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兴奋，见到满头银丝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激动地叫了一声：“钱妈妈，见到您太高兴了！”老人身穿一套红色套裙，平静而慈祥的脸上，流溢着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母亲般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间，又时时流露出博士的睿智与大家闺秀的风范。我与钱妈妈朝夕相处，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每天沉浸在老人时断时续的往事回忆之中，沉浸在她那惊心动魄的故事里。一次，我搀扶着钱妈妈去她儿子家，路上，天空忽然飘起鹅毛大雪，我担心她累着，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息一会儿，我们两人紧紧地相拥着站在马路边，雪花不断地飘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心地笑着，那种亲切的幸福感，真像妈妈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钱妈妈出生于1913年3月12日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1929年，十六岁的她随同哥哥一起来比利时留学，二十二岁便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她与白俄罗斯青年格列高利.德.贝尔兰基结为伉俪，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几十年。婚后，她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七十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诊所。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了比利时。1943年3月，村里一个叫罗杰的反战青年被盖世太保逮捕，绞刑布告都贴出来了。全村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围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在这紧要关头，钱妈妈忽然想到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将军，早在1934年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与她堂兄钱卓伦将军的私交甚笃。钱卓伦来信说，法尔根豪森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很有感情。于是，钱妈妈带着当地的市长、罗杰父母及全村父老乡亲的联名求情信，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一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这一天，恰好是她三十岁的生日。第二天上午，她在布鲁塞尔郊区一座原犹太银行家的古堡里，见到了法尔根豪森。法尔根豪森欣然同意帮忙，不但罗杰的死刑被改成了苦役，而且，另一名同名的死刑犯也因此而获救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国上下奔走相告，偷偷传送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从此，钱秀玲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全国各地被押人员的家属纷至沓来，纷纷向她求助。她有求必应，废寝忘食，风雨无阻地奔波在艾尔伯蒙与布鲁塞尔之间，冒着随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危险，扔下几个不大的孩子，竭尽全力营救着那些抵抗者。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经她手究竟救了多少人，她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花甲之年的法尔根豪森将军，不顾被希特勒撤职杀头的危险游说柏林总部赦免反战人士的死刑，是出于他的正直和未泯的人性。他对钱妈妈说：“我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叮嘱她：“一定要把赦免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免得落到他人手里惹出麻烦！”他告诫她：“你要当心，在城里和乡下，都有不少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
1944年6月8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艾克兴市的抵抗组织击毙了三名盖世太保军官，盖世太保立刻包围了小镇，逮捕了九十六名青年男人，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人们在悲愤绝望之中又想到了钱秀玲，他们从地下室草堆里翻出一台老掉牙的雪铁龙汽车，从德国人那偷来一点儿汽油，跑了一百六十多公里，半夜十二点找到了钱家。钱秀玲拖着五个月的身孕，立刻登上破旧的雪铁龙，跟着三个陌生人连夜赶往艾克兴市。第二天上午，她最后一次见到法尔根豪森，说明了来意。法尔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严密地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但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来拯救这些无辜的生命！”后来得知，他早已参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
九十六名人质果然获救了，他们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去干苦力，直到二战结束。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之后，7月29日，法尔根豪森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结束之后，艾克兴市政府举行声势浩大的表彰大会，比利时政府特授予钱妈妈国家英雄勋章，并将一条街命名为“钱女士之路”。钱秀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国王和王后将亲自签名的夫妇合影赠送给她，留作纪念。
1948初春，法尔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军事审判。钱妈妈得知后，立刻到监狱里去探望他，而且，本着一颗公正的善良之心，不畏與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为这名阶下囚将军四处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我在大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儿事情，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这虽然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恰恰是法尔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她的文章竟打动了一位曾荣获比利时战争勋章、名叫西西拉温特的反战女英雄，女英雄竟然爱上了这位具有正义感的纳粹将军，苦于没有与狱中人见面的机会，又来找钱妈妈为她鸿雁传书。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尔根豪森，终于等来了法庭的审判。在法庭上，钱妈妈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出示了当年被法尔根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并请来数名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法尔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与那位苦恋着他的反战女英雄回到德国，度过了平静的晚年生涯，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聆听着钱妈妈讲述的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我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撼。我仿佛看到法西斯残暴肆虐的战争年代，一个弱柔瘦小的女子为了营救那些反战志士，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奔波游说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一位侠骨柔肠的中国女性，站在法庭上为了公正挺身而起，向全世界展示着炎黄子孙的巾帼风范与伟大人格！她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世界女性的骄傲！她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我带着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原始资料踏上归途，心里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一名中国女作家，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一旷世罕见的题材，我要把这鲜为人知的伟大女性推向中国，推向世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不仅在亚洲战场上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而且在欧洲战场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参加了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殊死搏斗，不仅有营救犹太人的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而且，涌现了钱秀玲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伟大女性。
为了让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我没有写纪实作品，而是先创作了电视文学剧本。我觉得只有电视剧这种传播媒体，才能使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亿万人的心中，接下来才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在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及艺术加工，使钱秀玲及法尔根豪森两个生活原型有了更加完美的升华，力求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创作是极其艰难的。为了这部剧和小说，我得了两场大病，三年来，我没休息过一天，三个春节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我看了上百部有关二战的纪实影片和故事片，阅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欧洲史》、《二战间谍史》、《欧洲宗教史》等所有能找到的几十部书籍。我没时间阅读，就请先生代劳，边看边纪录。我不熟悉欧洲生活，更不熟悉二战，所用的每一个大情节都要以二战的历史为背景，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三年中的艰辛、磨砺、苦难和种种创作之外的委屈与伤害，是难以描述的。我常常觉得自己瘦弱的肩膀挺不过来了，但是，每每遇到困难之际，钱妈妈的形象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时感召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抹去泪水，一次次地重新坐到电脑前，继续敲击着键盘。
我要特别感谢影视美学专家刘扬体老先生，在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道路上，他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盖》剧剧本及小说的创作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他崇高的人格与精湛的艺术修养，令我终生难忘。
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晚六点，我完成了两部书稿的最后修改。为了将小说和剧本出版得更圆满，资料更翔实，我于2月14日，又自费专程飞往布鲁塞尔。此行，我受到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热情接待及全力支持。关呈远大使在招待会上说，希望该书能翻译成外文，让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国女性在二战期间为欧洲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并对我挖掘出钱秀玲老人这一素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现任文化参赞张文民先生更是全力支持，派出一秘白光明先生专程陪我五天，一直送我登上飞机，使我在这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亲人的莫大关怀。我此行获得了圆满成功。我跑到艾克兴市、钱秀玲的旧居、鲁汶大学、关押法尔根豪森的监狱、几家资料馆，拍摄、获取了一百多幅极其珍贵的资料照片，全比利时仅有四张审判法尔根豪森的照片，我全部带回来了。而且，我又见到了九十高龄的钱老妈妈，受到了钱妈妈及其子女的热情接待。钱妈妈的孙女对我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专访。
我感谢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潇湘电影制片厂，克服了众多困难，赴比利时成功地拍摄了《盖》剧。我更敬佩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两位领导，她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这位做出了巨大付出的编剧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与首肯。
在此，我要向钱妈妈，向钱妈妈的子女们，向给予我大力支持的张绍唐夫妇、陆惟华先生、钱宪人先生，李占恒先生，以及中、比两国使馆，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出版该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向为该书操劳的编辑及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都因为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而走到了一起，因为钱妈妈为我们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千古绝唱。
我相信这部历时三年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