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卫”？卫就是保卫，其核心内容就是“保甲与壮丁训练之实施，”而且“卫之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团结精神，共同一致。”所以“卫”不是保卫与卫护老百姓，而是要“卫”住国民党的统治，不但要“共同一致”地防止其他力量来摧垮它，还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阻止内部的离析与瓦解。
何谓“管”？管就是“法度完密，部勒整齐”，且“管理一切，统治一切”。其实四字方针加上这个“管”字完全是蛇足之笔，所有的“教，养、卫”贯穿的精神就是一个管字，把老百姓从头到脚，从言到行，甚至于想什么，做什么梦，都管得水泄不通喘息几难，真真切切地“管理一切，统治一切。”
蒋介石推行强制管制式的社会整治方针的同时，也正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猖獗之日，不仅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发出一片鼓吹法西斯的喧嚣，就是蒋介石本人也按捺不住对德意法西斯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在德意两国，由于法西斯“革命”的结果。“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遵守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推而至于忠于国家和民族，克尽国民的责任，事事物物，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不仅他们国内的敌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切外国人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望向生畏。”硬派德国、意大利人合乎“礼义廉耻”。固然滑稽，但蒋介石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经之心却是真诚的，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鼓吹中，从囚笼式的社会措施中，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法西斯主义的气味，看出这位传统主义者“向西方学习”的苦心孤诣。当然，恰恰是这种传统主义者身份的缘故，他所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法西斯主义社会政策恐怖性的秩序效果，学习后在中国实行的，却是中国古以有之的保甲制度和浸透武化内涵的卫教合一政策。这种法西斯与中国传统霸道结合生出的怪胎，虽然在恐怖高压之下能收到一时的震慑效果，但就长期的社会治理而言却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样一种社会政策无疑是慢性自杀政策，保甲制度使清末以来兴起的武化豪绅跋扈统治合法化，宗法网络与行政网络在非正常的武力背景下高度结合，导致社会财富或集中于官僚资本，或耗于内战。或中饱于官吏和劣绅，不仅使农村中的新型生产关系无从发展反而加剧了贫困化、破产化，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这种法西斯统治激起的普遍不满情绪，构成了蒋介石苦心建立的社会“礼治”与“秩序”最终瓦解的社会背景。
3、宗教观
蒋介石狂热地鼓吹传统文化，同时又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这也许又是传统政治文化畸变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然而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应该说他对于宗教，尤其是他信奉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儒家观念，传统人格中功利性的宗教取向，左右了他的整个宗教观。
据说，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笃信佛教，而且颇通佛理，对蒋介石童年影响最大的蒋母，也是一个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蒋的挚友戴季陶，也是一个精于佛学的好佛之士，蒋自己早年也曾研习佛经，在失意的时候甚至动过出家当和尚的念头。应该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中，儒家的伦理信条，可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佛教思想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仅仅从蒋对王阳明的崇拜之中可以间接地得到某些反映，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佛老之学一向为传统士大夫归隐的退路，而始终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蒋介石自然没有可能分心于此。
后来，出于政治利益，以与宋家攀亲为契机，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尽管受了洗礼，读了圣经，可基督教主义对他思想的影响比之于四书五经仍有天壤之别。
然而，既是军阀，既是统治者，对宗教这种具有强烈的麻痹和维系功能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蒋介石作为后来者，也作为一个深通中国文化的统治者，他深知佛教的疲软，道教的落后，和下层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与隔膜。所以他不象冯玉祥和唐生智，更不象刘湘，直接把宗教当成笼入的网罩，蒋介石有一个主义，虽然是有名无实、偷天换日的主义，还有一个庞杂变质却是孙中山遗下的党，所以说，宗教只能算作蒋介石维系意识拼盘上的一点佐料。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以功利动机为起始的。为了与孙中山攀上亲和与欧化的中国人阶层牵上瓜葛，蒋几费周章于1927年10月与宋美龄订婚并宣布改奉基督教。其后扭捏了三年之久，终于在一次功利原因之下，正式受洗成了基督徒。在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记载了宋家好友江长川牧师有关蒋介石领洗的一段回忆：“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使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而后，江牧师从美国回来，遂被邀为蒋介石主持了洗礼。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遇险是真，但却并非靠了上帝的保佑降下大雪得以幸免。这种说法，无非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造出来的神话，与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历险得神保佑的神话一样，无非是说明他蒋介石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只不过这回的神换了国籍而已。蒋介石这种领洗的原因，虽然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也蒙住了江牧师，但却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宗教的观念：有用才信。
在蒋介石看来，基督教至少有两样好处，第一是可以要大家学习儒家面孔而且党化的耶稣的形象和精神。蒋介石认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也是社会革命的导师，还是宗教革命的导师。“耶稣因为要尽他这个救人、救世的天职，所以他立定坚韧不拔的志愿，屹然不动的信仰，抱定杀身成仁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发扬他大无畏的精神，奋斗到底，虽到了十字架上，受尽无上的痛苦，他仍旧是处之如常，毫无难色，尤其是他对于主义与职务之忠诚，和对他亲友与同志之宽恕，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忠恕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什么“对主义与职务之忠诚”，什么“对亲友与同志之宽恕”，还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成仁的精神，这哪里说的是耶稣，明明在颂扬一位他手下并不存在的所谓忠勇之士。基督世界伟大无上的救主就这样被易容为他蒋某人的部下，一个尽忠于主义，尽忠于党，尽忠于他领袖的楷模。
基督教的第二种好处是可以借此培养“信仰心”。蒋介石一直迫不急待地要人们信仰他，尽管使尽了手腕，费尽了口舌，但始终成效不大，所以他想借基督教达到这一目的。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官方场合，基督教一直很吃香。蒋介石认为：“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其革命主义，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又说：“我们整个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而其中蒋介石所期待的“信仰心”，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亦就是最大的力量，这实在是我们克服一切罪恶的主要活力。耶稣基督说：“你们只要有如芥子一样的信心，你们的力量就可以移山倒海”。当然，基督教强调人的信仰心不假，因它的教义之一就是人因信（上帝、耶稣）而得救，后来经路德的阐述，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因信称义”。然而，在这里，蒋介石却作了一点小小的偷换和含混，基督教的信仰心是让人信上帝，信救主耶稣，蒋介石却借宗教建立对他个人的信仰，而且还要绝对无条件地虔诚。据说，只要“能用基督教的信仰的目光去观察世界，那么我们所见的混乱与黑暗的现象，立时可显现为光明了”。无论是迭吃败仗还是一粒大米用成捆的钞标去换，统统不要紧，只要信仰他蒋某人坚定不移，“立时可显现为光明”的。他简直成了百求百应的观世音或《新约》里那个到哪儿哪里出现奇迹的耶稣。
或许是耶稣离中国太远了，或是上帝厌倦了蒋介石那副现拜现得利的势利面孔，所以虽然蒋介石后来“修道读经，靡日或间”，信教之心愈老弥笃，但终归没有什么神迹来挽救他和他的集团没落的命运。
Ⅲ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蒋介石的教育观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教育要以四维为中心原则，大骂现时的学校教育是亡国的教育，因为“不知道中国民族固有德性、智能和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务实际，专求时髦的学问，将许多外国的学说搬了进来。”他甚至认为康熙时的“圣谕广训”那种充斥腐朽封建说教的东西，仍可以作为当今国民教育即社会教育的“适宜的准则”。所以说。蒋介石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灌输和内修，达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1、修身论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历代皇帝都把教化视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只有理学的出现，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面平话与戏曲的流行，使忠臣义子成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面儒教从禅宗借来的功夫——道德的内修与解悟，则使人们全身心都成了礼教的奴隶。
在蒋介石看来，教育首要的意义和内容在修身，他认为“古人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普通国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规规矩矩的木头人。
修身的前提在于性善，只有认定人性本源是善的，才有修的可能，因此许许多多封建统治者和军阀都是性善论者，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无不是善的，无论那一个人的本心，都是向善，愿意做好人的。”然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性善论者，尤其是处于秩序紊乱、道德论丧时代的军阀，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不太可能是由衷之言。他们所谓的性善，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忠臣和顺民，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忠顺和善良的，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内蕴。所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服从他不过意味着服从你自己，服从你的本性，服从你自己的人格罢了。经如此这般的转折，忠孝仁义这种利他道德，变成了利己道德。从军阀的本意，或许以为这样一来更易为人所接受。
由性善论的前提出发，蒋介石几乎一丝不错地踏着二程和朱熹的脚印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归宿：“所贵乎教育者，就先要使他能启发其天性，培养其善念，使能摒除一切声、色、货、利、骄、奢、淫、逸等后天与环境的习染，做一个本色的人，纯洁的人，亦即真正的人。”而实现这种归宿，完成人性复归的途径，就是四书上的“大学之道”，因为“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而大学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最高深的，便是大学上的几句话：“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还说：“我们要完成革命，就要先懂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先要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方法，而止于至善的方法，更须体会‘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效用。”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格致诚正的梯阶，依次达到知定静安的境界，最终止于至善，实现依附道德的最佳情境。所谓大学之道总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修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格致诚正修养治平的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修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对于党国不忠实，对于上官不精诚，对于部下不亲爱，这样的人，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革命治国的！所以大学里讲的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就是从本身做起”。
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频繁的纪念周，有没完没了的静默自省，军人每天都要反省什么：对主义之忠诚，对党国之负责，对统帅之信仰，对上官之服从。蒋介石还要求他的部下们树立自己修身建德的楷模；近世除总理外，以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诸氏最足崇敬。应注意各人著作，无须注重各人所处时代背景与人格”。其实最为蒋介石佩服的还是曾国藩，不仅因为此老讨平了太平天国，能给蒋介石某些启迪，关键的是曾国藩的所谓修身功夫，足以为麾下高级将领效法，曾国藩“切实做到了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靓，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微乎微，故君子慎独也’的儿句话。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所以他在‘礼以养心’的箴言内，曾云：‘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此可知他的成就，全在于能克已，在于能自反。”
从老百姓的“非礼勿动，”到高级将领的“慎独”，修身之道可谓齐备了。
2、两教论
要大家三省五省地“修身，”不但一般人没有这分耐心，恐怕连蒋介石的亲信也未必有这份“格致诚正”的闲情。所以尽管蒋某人喊破了嗓子，尽管都会在做“纪念周”时装样子，都会象念经一般背诵“总理遗嘱”，但真正修身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蒋介石觉得非来点外在的“教”与“育”不可，由此生出了拆字游戏一般的“两教论”。蒋介石认为，教育实际上应包含教与育这双重内涵，教是指教训，应该以灌输“礼义廉耻为中心”；育指保育，应以“食衣住行为基本”，也就是说要象保姆那样，从衣食住行教起，使之达到合乎礼义廉耻的目的。
关于“教训”，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指导，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也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上‘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是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接着，好象怕别人不明，他又说：“在团长（蒋介石时兼庐山训练团的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的最高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应该服从我”。一切教育的主旨，中心思想，就是忠蒋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