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家商行，推出“官员礼品”，一边说，凡官员定购，有折扣，级别越高，折扣越大。一边又说，这种“官员礼品”，就是送礼公关用的，据说，还可以防止送礼腐败。显然，商行的话，除了最后一句之外，基本上都是真的。如果有高级别的官员来买，具有广告效应，当然要打折，但所谓的官员礼品，基本上不是供官员们购买的，而是供有需要的人们，买了送给官员的。送礼本身就意味着腐败，何防之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南京这家商行做的事，其实无非把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没有明说的事，公开说挂来了而已。我记得，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给官员送礼而产生的产品，比如烟和酒，所谓极品烟、极品酒，或者是特供烟、特供酒，一条烟几千、甚至上万的都有，老百姓买不起，当官的也不买，但销路却相当的好，总有人会买了当作手榴弹和炸药包，去炸开有关领导的大门。曾经一度繁荣的大书市场，其实也是“官员礼品”的产物，很多外表光鲜装潢精美成套的大部头，都是送礼用的，大书的升级，是黄金书，或者钱币书，书页是用黄金做的，书页里贴着货真价实的各国货币，一打听，这些书都是专门为送礼而定做的。专门制作这玩意的人告诉我，现在给当官的送礼，直接送钱，太张扬，也太扎眼，送书是件雅事，但里面又是黄金，被送的人喜欢。其实，古董字画市场的繁荣，跟“官员礼品”，也多少有点儿关系，据说，某些有相当层级，而且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官员，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已经不行了，得送古董、送字画，一来二去，这个市场就被炒起来了。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假货，极品烟酒掺假自不消说，一不留神，送礼人或者被送的，就吃人蒙了。好在眼下送烟送酒，多半醉翁之意不在烟酒，在乎的是里面的现金或者银行卡，只有这些假烟假酒送到专门收购这些的玩意的杂货店，才能露馅。所谓的金书，有的其实也是假货，仅仅一层金箔而已，但一本书却卖上万元。某些特别有办法的人，制作的古典经典类大书，甚至被高级官员当作送给外国人的礼物，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别的不说，错别字就一堆。至于古董和字画，即便成了官员礼品，假的也特别多，反正送礼的和送礼的都一窍不通，正好便宜了骗子，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巨大的攻关送礼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在所难免，但给官员送礼，多半具有特殊意义。
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意味着腐败，是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明白。但是，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也是古来的格言。极少数清官的洁身自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贪官以及不清的官，发自内心的喜欢礼物。恰好，官员手里偏就有让人不得不送礼的由头——权力。都说权钱交易，其实不对，实际上是权力效用的出卖。卖效用，不等于卖印把子，一次性消费，卖了一次还能卖，只要大权在握，不愁没有“官员礼品”滚滚而来，自然，官员礼品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商家从来都是绝顶聪明的，只要商机，他们就会制造市场。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员爱礼送礼，还是关不了官员礼品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人称最牛的县委书记复出的消息，给网民添了堵，也给网民添了刺激。其实这样的堵和刺激，早就有过了，比前西丰书记高得多的官员，丢官之后复出，已经有若干个了，如果再往前推，可能更多。单从这一点而言，网民原不该揪住这位前书记不放的。当初书记的辞职，到底算不算处分，其实大家并不清楚，按组织惯例，书记不做了，级别待遇应该没有变，因此，隔了一年出山，也顺理成章。
犯了错误，或者因失误被解职的官员，可不可以重新得到任命？按惯例，只要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新做官，需要多长时间，被免职的官员本人需要做到那些条件，我们目前的制度，还是相当含糊。
在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随执政党进退，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事务官即所谓文官，一般说来是一种终身的职业，一般没有重大过失是按资历晋升的，但如果有了重大过失，就会被辞退，再也无法入场。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官员不分政务和事务官，虽然没有人说做官是个终身的职业，但却没有妥善的退出机制，除非个人自愿不做了，绝大多数官员，只要进入政府体制，都是要做到退休的甚至退休之后，依然是官员，有特殊的优待。条文上的退出条件，无非是写给人看的，因此，人称公务员是金饭碗，无怪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涌上去考公务员，什么职业，也没有公务员吸引力大。
麻烦就出在这里，既然没有退出机制，那么，那些因事被免职或者自己辞职的官员怎么办？无论这种免职或者辞职，属于问责制度的结果，还是干脆就是组织上让这些人躲风头的临时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这些人怎样或者什么时候重新出山的问题。涉及的官员级别越高，恐怕重新出山的必要性越大，当然遭遇网民的质疑，几率也就越高。按老理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怎么能不出来？按新道理说，既然我们的官员既非政务官，也非事务官，那么，就不能按文官制度的要求来约束。
说到底，官员退出机制在制度上难以实现，还是因为官员的含金量实在是太大了，所谓的金饭碗，真的是用金子打造的。在改革之初，还听说过有人辞官不做下海的，现在则很少听到这样的事了。一个具有实权的官员，即使不贪，每年的收益，也比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大得多。即使没有实权的官员，也可以旱涝保收，做到退休，退休之后，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要比一般国企的干部，待遇要好上好几倍。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种最稳定，也收益最丰的职业。这种状况，现在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员没有触犯刑律，贸然让人家退出，就算主管部门不讲人情，由于让人家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任谁也难以下手。
民迷信与官迷信
重庆万州郊外的一座山上，一个人形的岩石被发现，前来烧香磕头的人相望于道，有关部门建议将之炸掉。这种建议到底是出于反对迷信的冲动，还是像十年砍柴兄说的那样，出于对群体性事件的担忧，我不得而知，但民迷信和官迷信，其遭际，好像从来都不一样。
眼下，官员信占卜、信风水，跟和尚老道乃至喇嘛活佛往还的，是越来越多了。大兴土木之前请风水师看看，或者请高人占卜，甚至于某些工程，就是占卜之后的产物。这不，河南桐柏县就凭空弄出来一些风水建筑，大刺刺地耸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至少目前，还没听说谁为此受过处罚。
官迷信可以，民迷信就遭到干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来如此。古人立国不讲无神论，皇帝封神拜佛，官员求神拜佛，但对于民间的求和拜，却有干涉。像万州这样，出一个传说中的神奇物件，无论一石还是一树，民众蜂涌前去膜拜，香烟缭绕，自古难免。中国是个泛神的国度，百姓说，离地三尺有神明，山川、草木乃至厕所都有神灵，谁有应验，就拜谁。其实所谓的应验，也是大家哄传起来的，根本无从验证。万州这个岩石之所以走红，无非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个人形比较神奇，如果是突然变的，不就意味着神迹吗？所以上供烧香。老百姓不仅拜神物，而且还自己造神，民间好多庙宇，其实里面供的都是些莫明其妙的神灵，这个大仙，那个神姑，五猖五道，不一而足。把伍子胥以讹传讹，供成“五撮须相公”，把杜甫杜拾遗，供成杜十姨的，而且庙里一并塑上十个妙龄女子，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也是见诸野史了的。
可是这样的民间迷信，官方不喜欢，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禁查野祀，毁淫祠的记录，在他们看来，老百姓要拜神，只能拜官方认可的神，乱拜不行。其实，多少年来都如此，老百姓还是相当听话的，官方认可提倡的神，比如关公妈祖之类，老百姓的香火是有保证的，大家首先还是拜这些皇封的神，只是在精力过剩的时候，搞点儿小自由，自家造出个神来拜拜。如果这点儿小自由都不给，未免霸道了一点儿。
没错，民间的乱拜是迷信，我们可以提倡科学，宣传破除迷信，也应该这样做，至少，让民众有病的时候，及时上医院，或者一边送医治疗，一边求神也可以。但是用炸掉岩石这种强制的方式，却期期不可。历史证明，用强制的办法，去掉民众的迷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苏联搞了70年，还不是无济于事。人类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这些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尽量使之无害，要想根除，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性的任务。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要，比如医疗，比如社会保障。目前迷信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病难导致的医疗困境所致，看不起病的人们，求神礼拜，权当替代。解决民众的医保，治理当前的医患紧张关系，才是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情。香港经过了150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但那里的老百姓，依旧喜欢乱拜，经常可以看见一棵大树，上面挂满了红布条，下面香烟缭绕，若干老头老太太在下面叩拜，但仅仅是老年人求个心理安慰而已，没有人担心，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为，那里的医保和社保问题都不大了。
莫把官场当戏场
残留下来的旧戏场，很多都挂有这样一副对子： “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我们的某些官员对此很有体会，无师自通地将政务当成了作戏。安徽阜阳一户受灾的农家，有幸成为官员演戏的戏场，用韩寒的话来说，应该是“影视基地”，接连接受了七次从县到省再到中央领导的探视，每次探视，都伴随有电视台的高调拍摄，并在电视中播出（否则，怎么能让不怀好意的韩寒发现了呢）。
官场上的戏，多半是做给上级看的，似乎跟平时的演戏不太一样，其实，古代的戏场，往往不是建在宗祠，就是建在神庙，至少在名义上，都是给死去祖宗和天上的神仙看的，因此，作戏给比较有权势的一方看，是我们戏剧的传统，作为平民百姓，其实只是随便看了热闹而已。
官场作戏，时髦的话，叫做作秀，其实是有传统的。比如清朝的绿营，经常不满额，因为军官要吃空饷，训练也经常废驰，但是，这些军队，都会保留一些会爬竿，会耍把式的能人，每到上级来检查，临时雇些老百姓穿上军装，拿着武器站班，让这些能人爬竿，翻跟头，打把式做表演，再送点儿好处，就混过去了。北洋水师成军，开始训练还认真，时间一长，上下玩忽，醇亲王代表太后和皇帝前来视察，舰队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操演就跟表演似的，好看煞人，醇亲王看了非常高兴，顶用不顶用，后来的甲午海战知道。民国时节，作戏的范围有所延伸，像鲁迅说的那样，修几所模范监狱，几所模范幼稚园和小学，每到外国人来了，就带去参观，宾主皆大欢喜。
官场作戏，最初的动机，是担心自家的活儿没做好，或者感觉没做好，但是为了面子好看，自家脸上有光，或者说希图蒙混过关，不得不做，但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该演不该演，都演。就拿安徽阜阳的例子来说，不大可能别的地方灾后重建什么事也没做，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那一户农民那里，但很可能的是，就是那户农民最会说话，嘴甜而且滴水不漏，最能反映当地领导的政绩，说的大家都开心，于是来了领导，就往那儿领，全让他一个人说。
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说过，古代官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息操控，在下面的，想要瞒，在上面的想要看，双方斗法，一个想要看个明白，一个想遮好盖住。这个过程，位于上面的人，有整个被蒙了的，也有穿帮的，更多的时候，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心里有数，上面下面，都留着面子，也留着后手。演员、导演和看客，大家一起演戏，浑然一体，真正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
只是，这种官场的戏，背后却总免不了有猫腻，无论大小，反正都拿不上台面，令在旁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感觉不爽。前一段高校的本科评估，就是因为从评估变成了演戏，才惹得全国舆论大哗，到现在令有关部门说不清道不明。可见，古今一理，戏场里演戏，官场就不要演了。现代社会，网络时代，蒙人不易，一不留神，让好事者“人肉”出来，给大众添点儿笑料事小，损害政府权威事大。因此，我们的某些官员，还是要牢记这一点，官场不是戏场，真要特别喜欢作戏，最好是在业余文艺活动中施展，或者争取在电视娱乐节目中，露上一小手。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据2008年12月22日《新京报》报道，北京首位因维权被炒的工会主席唐晓东，终审败诉。虽然眼见得这位工会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于替工人出头维权，但各方博弈的结果，还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让惩罚落到了这位打了几年官司的人身上。终审法院的判决，按道理也没有错，因为唐晓东的被开除，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此前的维权，而是维权后复职的“严重失职”，但是，为什么偏偏唐晓东在复职后不久就“严重失职”，企业有无涉嫌报复，说不清道不白的。对于唐晓东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鉴于先前维权的经历，很可能不会有公司会接纳他，收拾行李准备找工作的他，前程大为不妙。
公民维权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单位层面上存在一种不成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内部人”出头，照例会遭遇严酷的对待。假如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为自己维权，哪怕一哭二闹三上吊，单位的领导都可以理解，虽然多数情况也无法解决，但只要不闹得太大，多半不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有时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高，时机适当，加上领导心情不错，还可能真的给你解决了。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维权，记者、律师、NGO组织什么的，领导也很头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尽管头痛，也往往无可奈何。一般来讲，单位领导最讨厌，也最痛恨的是内部不相干的人出头说话，就像唐晓东这样，当年有些工人未签劳动合同，没给加班费，在企业领导看来，干卿底事？要你这个工会主席出头？而且还把事情闹到外面都知道，不仅让企业损失了钱，而且损失了面子。这种事，无论哪个单位，企业事业，领导都烦，烦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