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家商行,推出“官员礼品”,一边说,凡官员定购,有折扣,级别越高,折扣越大。一边又说,这种“官员礼品”,就是送礼公关用的,据说,还可以防止送礼腐败。显然,商行的话,除了最后一句之外,基本上都是真的。如果有高级别的官员来买,具有广告效应,当然要打折,但所谓的官员礼品,基本上不是供官员们购买的,而是供有需要的人们,买了送给官员的。送礼本身就意味着腐败,何防之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南京这家商行做的事,其实无非把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没有明说的事,公开说挂来了而已。我记得,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给官员送礼而产生的产品,比如烟和酒,所谓极品烟、极品酒,或者是特供烟、特供酒,一条烟几千、甚至上万的都有,老百姓买不起,当官的也不买,但销路却相当的好,总有人会买了当作手榴弹和炸药包,去炸开有关领导的大门。曾经一度繁荣的大书市场,其实也是“官员礼品”的产物,很多外表光鲜装潢精美成套的大部头,都是送礼用的,大书的升级,是黄金书,或者钱币书,书页是用黄金做的,书页里贴着货真价实的各国货币,一打听,这些书都是专门为送礼而定做的。专门制作这玩意的人告诉我,现在给当官的送礼,直接送钱,太张扬,也太扎眼,送书是件雅事,但里面又是黄金,被送的人喜欢。其实,古董字画市场的繁荣,跟“官员礼品”,也多少有点儿关系,据说,某些有相当层级,而且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官员,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已经不行了,得送古董、送字画,一来二去,这个市场就被炒起来了。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假货,极品烟酒掺假自不消说,一不留神,送礼人或者被送的,就吃人蒙了。好在眼下送烟送酒,多半醉翁之意不在烟酒,在乎的是里面的现金或者银行卡,只有这些假烟假酒送到专门收购这些的玩意的杂货店,才能露馅。所谓的金书,有的其实也是假货,仅仅一层金箔而已,但一本书却卖上万元。某些特别有办法的人,制作的古典经典类大书,甚至被高级官员当作送给外国人的礼物,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别的不说,错别字就一堆。至于古董和字画,即便成了官员礼品,假的也特别多,反正送礼的和送礼的都一窍不通,正好便宜了骗子,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巨大的攻关送礼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在所难免,但给官员送礼,多半具有特殊意义。
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意味着腐败,是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明白。但是,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也是古来的格言。极少数清官的洁身自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贪官以及不清的官,发自内心的喜欢礼物。恰好,官员手里偏就有让人不得不送礼的由头——权力。都说权钱交易,其实不对,实际上是权力效用的出卖。卖效用,不等于卖印把子,一次性消费,卖了一次还能卖,只要大权在握,不愁没有“官员礼品”滚滚而来,自然,官员礼品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商家从来都是绝顶聪明的,只要商机,他们就会制造市场。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员爱礼送礼,还是关不了官员礼品市场。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人称最牛的县委书记复出的消息,给网民添了堵,也给网民添了刺激。其实这样的堵和刺激,早就有过了,比前西丰书记高得多的官员,丢官之后复出,已经有若干个了,如果再往前推,可能更多。单从这一点而言,网民原不该揪住这位前书记不放的。当初书记的辞职,到底算不算处分,其实大家并不清楚,按组织惯例,书记不做了,级别待遇应该没有变,因此,隔了一年出山,也顺理成章。
犯了错误,或者因失误被解职的官员,可不可以重新得到任命?按惯例,只要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新做官,需要多长时间,被免职的官员本人需要做到那些条件,我们目前的制度,还是相当含糊。
在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随执政党进退,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事务官即所谓文官,一般说来是一种终身的职业,一般没有重大过失是按资历晋升的,但如果有了重大过失,就会被辞退,再也无法入场。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官员不分政务和事务官,虽然没有人说做官是个终身的职业,但却没有妥善的退出机制,除非个人自愿不做了,绝大多数官员,只要进入政府体制,都是要做到退休的甚至退休之后,依然是官员,有特殊的优待。条文上的退出条件,无非是写给人看的,因此,人称公务员是金饭碗,无怪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涌上去考公务员,什么职业,也没有公务员吸引力大。
麻烦就出在这里,既然没有退出机制,那么,那些因事被免职或者自己辞职的官员怎么办?无论这种免职或者辞职,属于问责制度的结果,还是干脆就是组织上让这些人躲风头的临时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这些人怎样或者什么时候重新出山的问题。涉及的官员级别越高,恐怕重新出山的必要性越大,当然遭遇网民的质疑,几率也就越高。按老理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怎么能不出来?按新道理说,既然我们的官员既非政务官,也非事务官,那么,就不能按文官制度的要求来约束。
说到底,官员退出机制在制度上难以实现,还是因为官员的含金量实在是太大了,所谓的金饭碗,真的是用金子打造的。在改革之初,还听说过有人辞官不做下海的,现在则很少听到这样的事了。一个具有实权的官员,即使不贪,每年的收益,也比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大得多。即使没有实权的官员,也可以旱涝保收,做到退休,退休之后,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要比一般国企的干部,待遇要好上好几倍。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种最稳定,也收益最丰的职业。这种状况,现在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员没有触犯刑律,贸然让人家退出,就算主管部门不讲人情,由于让人家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任谁也难以下手。
民迷信与官迷信
重庆万州郊外的一座山上,一个人形的岩石被发现,前来烧香磕头的人相望于道,有关部门建议将之炸掉。这种建议到底是出于反对迷信的冲动,还是像十年砍柴兄说的那样,出于对群体性事件的担忧,我不得而知,但民迷信和官迷信,其遭际,好像从来都不一样。
眼下,官员信占卜、信风水,跟和尚老道乃至喇嘛活佛往还的,是越来越多了。大兴土木之前请风水师看看,或者请高人占卜,甚至于某些工程,就是占卜之后的产物。这不,河南桐柏县就凭空弄出来一些风水建筑,大刺刺地耸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至少目前,还没听说谁为此受过处罚。
官迷信可以,民迷信就遭到干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来如此。古人立国不讲无神论,皇帝封神拜佛,官员求神拜佛,但对于民间的求和拜,却有干涉。像万州这样,出一个传说中的神奇物件,无论一石还是一树,民众蜂涌前去膜拜,香烟缭绕,自古难免。中国是个泛神的国度,百姓说,离地三尺有神明,山川、草木乃至厕所都有神灵,谁有应验,就拜谁。其实所谓的应验,也是大家哄传起来的,根本无从验证。万州这个岩石之所以走红,无非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个人形比较神奇,如果是突然变的,不就意味着神迹吗?所以上供烧香。老百姓不仅拜神物,而且还自己造神,民间好多庙宇,其实里面供的都是些莫明其妙的神灵,这个大仙,那个神姑,五猖五道,不一而足。把伍子胥以讹传讹,供成“五撮须相公”,把杜甫杜拾遗,供成杜十姨的,而且庙里一并塑上十个妙龄女子,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也是见诸野史了的。
可是这样的民间迷信,官方不喜欢,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禁查野祀,毁淫祠的记录,在他们看来,老百姓要拜神,只能拜官方认可的神,乱拜不行。其实,多少年来都如此,老百姓还是相当听话的,官方认可提倡的神,比如关公妈祖之类,老百姓的香火是有保证的,大家首先还是拜这些皇封的神,只是在精力过剩的时候,搞点儿小自由,自家造出个神来拜拜。如果这点儿小自由都不给,未免霸道了一点儿。
没错,民间的乱拜是迷信,我们可以提倡科学,宣传破除迷信,也应该这样做,至少,让民众有病的时候,及时上医院,或者一边送医治疗,一边求神也可以。但是用炸掉岩石这种强制的方式,却期期不可。历史证明,用强制的办法,去掉民众的迷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苏联搞了70年,还不是无济于事。人类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这些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尽量使之无害,要想根除,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性的任务。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要,比如医疗,比如社会保障。目前迷信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病难导致的医疗困境所致,看不起病的人们,求神礼拜,权当替代。解决民众的医保,治理当前的医患紧张关系,才是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情。香港经过了150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但那里的老百姓,依旧喜欢乱拜,经常可以看见一棵大树,上面挂满了红布条,下面香烟缭绕,若干老头老太太在下面叩拜,但仅仅是老年人求个心理安慰而已,没有人担心,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为,那里的医保和社保问题都不大了。
莫把官场当戏场
残留下来的旧戏场,很多都挂有这样一副对子: “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我们的某些官员对此很有体会,无师自通地将政务当成了作戏。安徽阜阳一户受灾的农家,有幸成为官员演戏的戏场,用韩寒的话来说,应该是“影视基地”,接连接受了七次从县到省再到中央领导的探视,每次探视,都伴随有电视台的高调拍摄,并在电视中播出(否则,怎么能让不怀好意的韩寒发现了呢)。
官场上的戏,多半是做给上级看的,似乎跟平时的演戏不太一样,其实,古代的戏场,往往不是建在宗祠,就是建在神庙,至少在名义上,都是给死去祖宗和天上的神仙看的,因此,作戏给比较有权势的一方看,是我们戏剧的传统,作为平民百姓,其实只是随便看了热闹而已。
官场作戏,时髦的话,叫做作秀,其实是有传统的。比如清朝的绿营,经常不满额,因为军官要吃空饷,训练也经常废驰,但是,这些军队,都会保留一些会爬竿,会耍把式的能人,每到上级来检查,临时雇些老百姓穿上军装,拿着武器站班,让这些能人爬竿,翻跟头,打把式做表演,再送点儿好处,就混过去了。北洋水师成军,开始训练还认真,时间一长,上下玩忽,醇亲王代表太后和皇帝前来视察,舰队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操演就跟表演似的,好看煞人,醇亲王看了非常高兴,顶用不顶用,后来的甲午海战知道。民国时节,作戏的范围有所延伸,像鲁迅说的那样,修几所模范监狱,几所模范幼稚园和小学,每到外国人来了,就带去参观,宾主皆大欢喜。
官场作戏,最初的动机,是担心自家的活儿没做好,或者感觉没做好,但是为了面子好看,自家脸上有光,或者说希图蒙混过关,不得不做,但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该演不该演,都演。就拿安徽阜阳的例子来说,不大可能别的地方灾后重建什么事也没做,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那一户农民那里,但很可能的是,就是那户农民最会说话,嘴甜而且滴水不漏,最能反映当地领导的政绩,说的大家都开心,于是来了领导,就往那儿领,全让他一个人说。
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说过,古代官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息操控,在下面的,想要瞒,在上面的想要看,双方斗法,一个想要看个明白,一个想遮好盖住。这个过程,位于上面的人,有整个被蒙了的,也有穿帮的,更多的时候,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心里有数,上面下面,都留着面子,也留着后手。演员、导演和看客,大家一起演戏,浑然一体,真正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
只是,这种官场的戏,背后却总免不了有猫腻,无论大小,反正都拿不上台面,令在旁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感觉不爽。前一段高校的本科评估,就是因为从评估变成了演戏,才惹得全国舆论大哗,到现在令有关部门说不清道不明。可见,古今一理,戏场里演戏,官场就不要演了。现代社会,网络时代,蒙人不易,一不留神,让好事者“人肉”出来,给大众添点儿笑料事小,损害政府权威事大。因此,我们的某些官员,还是要牢记这一点,官场不是戏场,真要特别喜欢作戏,最好是在业余文艺活动中施展,或者争取在电视娱乐节目中,露上一小手。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据2008年12月22日《新京报》报道,北京首位因维权被炒的工会主席唐晓东,终审败诉。虽然眼见得这位工会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于替工人出头维权,但各方博弈的结果,还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让惩罚落到了这位打了几年官司的人身上。终审法院的判决,按道理也没有错,因为唐晓东的被开除,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此前的维权,而是维权后复职的“严重失职”,但是,为什么偏偏唐晓东在复职后不久就“严重失职”,企业有无涉嫌报复,说不清道不白的。对于唐晓东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鉴于先前维权的经历,很可能不会有公司会接纳他,收拾行李准备找工作的他,前程大为不妙。
公民维权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单位层面上存在一种不成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内部人”出头,照例会遭遇严酷的对待。假如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为自己维权,哪怕一哭二闹三上吊,单位的领导都可以理解,虽然多数情况也无法解决,但只要不闹得太大,多半不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有时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高,时机适当,加上领导心情不错,还可能真的给你解决了。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维权,记者、律师、NGO组织什么的,领导也很头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尽管头痛,也往往无可奈何。一般来讲,单位领导最讨厌,也最痛恨的是内部不相干的人出头说话,就像唐晓东这样,当年有些工人未签劳动合同,没给加班费,在企业领导看来,干卿底事?要你这个工会主席出头?而且还把事情闹到外面都知道,不仅让企业损失了钱,而且损失了面子。这种事,无论哪个单位,企业事业,领导都烦,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