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分裂成为三个团体：一组追随弗洛伊德，另一组追随荣格，而阿德勒派则在外围活动。分裂的原因是各自对精神病因及其治疗有不同的见解。
弗洛伊德誓死领导精神分析运动，将它严格地界定在他设计的界限里；而荣格同样对自己满怀信心，于是竞争呈白热化。虽然以往的争执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医学价值方面，但这时候，却有了别的发展。“人类的活动经常是由深藏在潜意识的不知名的冲动而造成的”，这种不容置疑的证据，已经逐渐使精神分析被非医学界的人们重视与应用。
一旦学者们承认，人类可以被他们所不知道的各种动机驱使，那么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就应该被用来帮助解开历史和传记的谜。
推断作家创作小说和戏剧中伟大人物的动机，的确是一项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团体游戏！我们应该记得，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为情节而创造及领导书中的人物，而莎士比亚也领导他书中的人物，使观众一直悬疑到剧终。
尽管困难重重，但弗洛伊德仍然将精神分析运用到文学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上。19世纪末，他“对触及大自然的最大奥秘之一”的信心已经增加。早在1897年，他已在考虑如何运用精神分析解开民俗文学的奥秘。
在他所倡导的“以精神分析解释文学”这一运动还没有获得热烈响应以前，他又提出另一种非临床的运用。他相信精神分析可以在法庭上，帮助法官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荣格曾经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生研习会所举行的假设法庭上，为他做了实验。
1907年，弗洛伊德在海勒出版社的大厅里，向一群专家发表演讲，题目是“具有创意的作者和白日梦”，其主题又回到了对文学潜意识来源的揣测中。
1910年春天，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短程涉猎，发表了《达·芬奇和他幼年时的记忆》。除了三十年以后的《摩西与神教》外，这篇文章比起其他非医学著作，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其实弗洛伊德开始对达·芬奇感兴趣是在1897年，那时他正和弗莱斯讨论“左右手习惯使用和两性的关系”。
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刚生下来的几年里，由他的母亲单独抚养，直到他的父亲比埃洛娶了另一个门第相当的女人后，他才被带回家。他真正的母亲，寂寞而且自怨自艾，把她全部的精神溺爱都放在达·芬奇身上，以致培养出他早年的性欲幻想，也造成了他日后同性恋的倾向。
达·芬奇被带到父亲家后，我们可以认为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卡德莉娜——生下他的农家女；第二个是他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这情形解释了为何达芬奇在巴黎罗浮宫的《圣安娜》画里圣母和圣安娜的年龄看起来一样，而且两个人都挂着谜一般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据弗洛伊德说，达·芬奇早年曾遇到蒙娜丽莎，她引起他潜伏着的性欲，唤醒他潜意识中对母亲卡德莉娜的记忆，以致造成他两个母亲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的情形。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论文是“一个特别鲁莽的例子，证明意外的家庭组合所发生的冲击”。
对达·芬奇的研究显示，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中，这种扩展引起了许多反对，但弗洛伊德了解势必如此。他也知道，精神分析的方法进入非医学学科后，不仅将吸引完全够资格的人，也会吸引第二流的人。他有很充分的理由忧虑，他曾经写道：“急速发展的结果是：精神分析师以及才智高低不齐的业余人员，经常匆匆地集思广益。这样一来已经把研究的范围伸展到神话学、文明史、人类学和宗教科学等领域。可是在那些方面的专家以及一般大众却没有善待他们。一开始时，他们的方法和发现稍稍受人注意，但不久就被无情地排斥了。”
被排斥的一个原因是不够资格的从事者太多。另一个原因是职业界的许多人仍旧对精神分析用在本身有所怀疑。第二个因素使弗洛伊德在做非医学上的精神分析时小心翼翼。直到1912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显然已渡过难关，期刊《影像》因此得以出版。这份刊物由漠斯·沙克斯创始，由弗洛伊德和兰克共同编辑。
在《影像》第一期里，弗洛伊德强调，把精神分析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语言、风俗、宗教和法律等方面是必要的。广泛地说，诸如神话学、审美学、文学、艺术史、哲学、民俗学、刑事学、道德理论等科目都应包括在内。这真是雄心万丈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演进，他更加雄心勃勃。二十年以后，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可以成为所有以人类文化的进化为中心的科学，以及其主要的学会如艺术、宗教和社会秩序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之后《影像》杂志印发了弗洛伊德的一系列文章，这代表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运用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那些简短的文章，充分勾画出他对于人类社会成立的见解。
弗洛伊德脑海中经常盘桓着用精神分析发现宗教的起源以及宗教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的想法。在写于1907年的《心神困扰与宗教活动》一书中，他拿强迫观念形态的神经质病和宗教的仪式相比较，得到了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结论：宗教本身是一个“宇宙性的分神的神经质因”，而“心神困扰是一种个人化的宗教”。1908年，在《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现代的精神病》中，弗洛伊德讨论到，当人类社会形成时，个人的本能将受到压抑。
弗洛伊德在1911年春天开始写《图腾与禁忌》。他告诉荣格，希望能在夏天完成。他接着说：“为了这份工作，我需要一间可以独处而且附近有森林的房间。”将近8月时，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说他现在所研究的宗教信仰心理学，可能会占据他许多年的时间。他知道，那会和他对“性”的见解一样不受人欢迎。
《图腾与禁忌》在1913年出版，包括了《乱伦的恐怖》、《禁忌与感情的矛盾》、《灵魂论》、《巫术与思想的万能》以及《幼年时代图腾的回转》等数篇论文。弗洛伊德像荣格一样，搜求人类最古远的祖先的过去。但是荣格的资料包括原始人的神话和几乎不能理解的冒险故事；而弗洛伊德却采取现在仍住在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的当代土著人的报告，把他们的习俗和禁忌看做是一种社会进化的最终产物，借助精神分析，追溯那些习俗与禁忌的起源。
在第一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论文里，他调查研究了图腾制度中的两大禁忌——不杀图腾、不和同图腾系统的女人通婚。
第四篇论文里，弗洛伊德找到了事情的核心。他指出，图腾即象征父亲。事实上，图腾动物往往被原始民族视为种族的先父，受到尊敬，整个部族的人都声称是这个动物的后代。但是，每个部族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仪式，将图腾动物杀掉，然后大家抢食。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杀父”的仪式就是图腾制度的中心，也是宗教的起源。
弗洛伊德又斟酌了达尔文的“原始的群众”中的见解——原始人类本是生活在一个部落里，受一位强大而善妒的男人统治。弗洛伊德据此作了一项假说：原始社会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并将所有女人据为己有，久而久之，他的子民联合起来反抗并把他推翻，甚至杀死而后吃掉。但是，这次事件以后，他们又为争夺权益而彼此残杀，最后他们终于觉悟，于是团结起来，在象征父亲的图腾兽前，携手合作。为了赎罪，他们决定不杀代表“父亲”的图腾兽；为了防止杀戳事件再发生，他们不再找那些曾导致其杀父的同部族的女人，而开始找陌生女人，于是开始有异族通婚。
按照弗洛伊德指示出的途径，如果人们能投注更多的精力用精神分析的解释来研究古代的礼仪，那么，精神分析的理论也一定能投注在艺术和艺术家身上。弗洛伊德本人立刻用行动显示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图腾和禁忌》之后，他立刻又推出了另一篇论文《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
弗洛伊德首次罗马之行的第四天，去参观了温科里的圣派特洛教堂，站在米开朗基罗所刻的巨大的雕像前。那个雕像是为装饰教皇朱里亚斯二世的陵墓而雕刻的，尚未完成。维也纳的艺术学院有那个雕像的复制品。弗洛伊德很可能早已把自己比拟为摩西，并作了研究。他写了一张纪念明信片给玛莎，透露出他的感觉：“我沉思米开朗基罗的意图，已经了解那雕像的意义。”
米开朗基罗刻画出一个愤怒的摩西，把他刚从西奈山上领到的十诫摔破。大多数的评论家推测，摩西将刻着十诫的石板摔破，是因为他下山后第一眼就看见以色列人围绕着金牛犊偶像跳舞。但是，弗洛伊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写道：“我们眼见的是动作发生后的静止状态，而非要发作时的暴烈动作。摩西在怒不可遏想要发作时，跳起来报复。但是他已克服了试探，他应该是镇定地坐着，他的怒气已经冰冻，他的苦痛和耻辱混合在一起。”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有许多地方影射了弗洛伊德本人。这篇论文写作时正是他和荣格决裂的最后阶段，而对于已经认同摩西的弗洛伊德来说，他很容易相信，米开朗基罗透视的摩西将成为一个他必须效法的模范；他必须忍住他想发作到背叛者阿德勒、史铁喀尔和荣格等一帮人的怒气，虽然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卑鄙地背叛了他们的领袖。一年前，当他和荣格的战争正在进行时，他曾经写信给友人法兰克基说：“目前在维也纳的情况，使我觉得我像极了历史上的摩西。”
弗洛伊德还竭力主张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受到“恋母情结”困扰。哈姆雷特能做任何事，就是不能向杀了他父亲、抢夺他母亲的人报仇，因为他在那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幼年时代被抑制的希望实现了。因此，原来那种不断驱策他去报复的憎恶，被他内心的自我谴责、良心的踌躇所取代。它们提醒他，他自己并不比他要去惩罚的人好多少。
弗洛伊德老实承认：“钻研心理传记的基础，事实上是建筑在模糊的痕迹和微小的记号上。”这不啻是警告大家，当精神分析家涉足于高度技术性的艺术批评或传记方面时，就特别容易愚弄自己。他比自己的一些追随者更清楚这个危险，几年后还特别强调。
但是，弗洛伊德仍然很不情愿放弃他的“哈姆雷特理论”，因此在他写于1924年的短短的自传中，仍重复其在戏剧中的“恋母情结”观念。他认为莎士比亚是在父亲死了以后，才写了《哈姆雷特》的。
他的“哈姆雷特之形成”理论，是他对于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作精神分析的试金石，同时也使他相信，精神分析也是了解其他作者创作动机的试金石。
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伊凡斯说：“根据定义，一位精神分析家，需要比戏剧家更可以或更应该提供出无限多的证据。”
但是，弗洛伊德的“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理论”所引起的争论，仍然如火如荼地持续着。而这股以精神分析探讨文学、艺术的潮流，也依旧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分析主义的前景被急剧地改革后，用精神分析解释戏剧和小说潮流发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