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巴里斯大学，实际上是省厅下属的凤凰山监狱，有近两百名在押犯人在此服刑改造。“巴里斯大学”源于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初，一位苏联法学家前来凤凰山监狱参观，他对中国政府改造犯人的方式倍感好奇和惊讶。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烧杀抢掠的土匪头目、国民党战犯、空降特务和刑事重犯，放在苏联不被枪决，也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而在凤凰山监狱里，这些人如同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学习，衣食无忧。
当时，这位法学家问随行的中国官员：yBaжaeMыeToBapИЩИ，BoTBTЮpьMeИлИyHИBepcИTeTe？（亲爱的同志，这里是监狱还是大学？）中国官员幽默地回答道：эToTЮpьMa，aTakжeyHИBepcИTeTы，MыHa3ыBaeMeгoyHИBepcИTeTъapИc（这里既是监狱，又是大学，我们叫它巴里斯大学）。
“巴里斯”在俄语里是监狱的意思，从此，巴里斯大学成为凤凰山监狱的代名词。
我曾听老前辈说，国民党军统特训班始建于1938年，最早地点定在湖南临澧，简称临训班。以后军统在各地开办这种训练班，并冠以所在地区名称以资区别，如临训班、黔训班、息训班等等。所有受训学员均享受中央警官学校警员待遇，并由国民党内政部颁发毕业证书。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由军统掌握，由其负责招生、训练以及分配使用的学校，是军统秘密训练特务骨干的单位。
李东海私下告诉我，巴里斯大学里有老刘的朋友，是一个名叫何本贵的军统特务。解放前，何本贵是军统局各种特务培训班的负责人之一，很多特务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估计刘正能从何本贵的嘴里获得一些有关赵九妹的线索。
巴里斯大学的提讯室很普通，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一根条凳。若是门口没有站岗的警卫，人们都会把这儿当成山区小学的教师办公室。
“报告！”门外传来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
“进来！”刘正笑着说。
门开了，一个身穿黑色棉袄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站在我们面前，挺胸立正，大声说：“报告政府，服刑人员何本贵奉命前来报到！”
刘正招手示意道：“坐下说！”
何本贵啪地一个挺胸立正，用标准的军人姿态坐在了条凳上，从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出这人是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
“何本贵，最近过得如何？”
“报告政府，吃得好！睡得好！一切都好！”何本贵又一次挺胸立正，大声地回答道。
“不要拘束！你现在和我不是对手，来！抽根烟。”刘正递给何本贵一根香烟，替他点燃，“这次我们来，是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帮忙。”
“不敢当！不敢当！请教谈不上，只要我知道，一定如实告诉您！”何本贵脸上显露出谦卑的神色，全然没有当年国民党军统大员目中无人的跋扈气质。
“这个人，你认识吗？”刘正将一张画像递给何本贵，这是从邓招娣喉咙中取出的那张照片的素描图。
何本贵盯着画像，默默地吸食香烟，整个房间处于一片沉寂中。
几分钟后，何本贵摇了摇头，说：“记不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听了有些失望，但刘正依旧抱着希望问：“真的一点印象都没？再好好想想。他应该是你们军统的人，这人受过特种训练，进过你们特训班。”
何本贵说：“您有所不知，民国二十九年，哦！对不起，是从1940年到1944年，这是军统发展扩充最快的时期，戴笠为了跟上发展需要，在西南开办了各种特训班。有什么参谋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查缉干部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电讯班、特种通讯班、爆破班、特警人员训练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些培训班究竟训练了多少人，连我们负责训练的人都难以精确弄清。就拿我负责训练的三个班来说，每期在训练期间都有调进调出的，走马灯似的换人。哎！”
“你认识的军统特务中有谁川剧唱得好？”刘正冷不丁问了一句。
“川剧唱得好的？让我想想……唱得好的人没几个，喜好听戏的票友倒有一个。”
“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子白，是我中美班的学生，这人喜好听川剧，特别是《九尾狐仙》这出。”
“中美班？”负责记录的我不解地问。
“你不知道吧，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军统为了扩大势力，将触角伸向国外，曾先后和苏军总参谋部建立过‘中苏情报合作所’，和英国建立过‘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情报署与军统在重庆杨家山设立了一个叫中美合作所的机构，用以交流情报。戴笠任主任，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特务任副主任，这个所里设有作战、情报、心理作战、电讯、气象等部门。后来，又开办了中美班，这些训练班的教官多是美国人，用以培训武装特务。对不对，何本贵？”刘正说完后，转头问何本贵。
“您说得一点没错，的确是这样的。”
“说说这个陈子白吧！”
“要说这个陈子白，我是在抗战后期认识的，他是从外地调入本部接受培训的特务。他们主要是接受爆破、游击、侦察和美式武器的使用，训练期是三个月。陈子白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独处。不过，这人特别喜欢看川剧，周末常常去戏院听戏。培训完了，他就被分配到西南山区一个看守所当看守长。后因捕杀贵党人士有功，深得毛人凤的赏识，被调入保密局本部行动处。我和他在重庆共事过一段时间，他没什么朋友，由于同我有过师生之谊，陈子白有时就到我家来走动走动。对了！您能再把那张图片给我看看吗？”
何本贵仿佛想起了什么，他又一次拿起了那张画有赵九妹头像的图片，仔细端详起来。
“咦！这人我见过！”何本贵指着图片中的赵九妹说，“我见过！见过！他是一个唱戏的戏子。没错！”
“叫什么名字？”刘正兴奋地问。
“真名不知道，大家都叫他九妹，川剧中很少有他这种男人唱花旦的，不过嗓子很好，相貌也不差。”
“他是一个男人？”
“对！这个九妹是个男人，但从言谈举止看，简直就是一个女人。我听同事说，大家之所以不喜欢与陈子白来往，主要原因就在这个不男不女的戏子。”
“哦？为什么呢？”
“他们俩有扯不断的关系，据说陈子白有断袖之癖，这个九妹是他的……”说到这里，何本贵难堪地苦笑了下，我想他不愿意说出后面的词儿，毕竟那个年代，同性恋是受人鄙视的。
“你知道解放后陈子白的下落吗？”刘正问。
“蓉城解放前夕，陈子白被任命为‘川西反共别动队’司令，带着三百来人潜入山区准备打游击。不料，行进到康城县一个名叫歇马镇的地方，他们与解放军不期而遇，全军覆灭。陈子白据说受了重伤，下落不明，估计是死了。若是不死，您一定要抓住他。”
“为什么？”
“陈子白可是一个双手沾满了贵党人士鲜血的刽子手。这人喜欢饮酒，每每酒醉之后，就会将佩枪放在桌上，然后给旁人吹嘘自己如何屠杀共党的，残忍至极。我曾听陈子白说，他有几种方法处决被捕的贵党人士，一种是伪造‘空袭警报’，因为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被捕的人犯就被带出去躲避。陈子白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将谋杀对象带到荒郊野岭的山坳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再有一种叫‘拔草’。这种方法是趁着天晴之日，突然下令谋杀对象外出拔草，然后带领他们到附近的田地，趁其拔草不备时，拔枪击毙。残忍啊！这人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要是潜伏在民间，必定与台湾或者当地潜伏特务联系，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
“何本贵，美国陆军有一种捆绑俘虏的方法，叫‘捆猪法’，你知道吗？”
“知道。捆住四肢，堵住嘴。”何本贵一面说着，一面做着动作示范。
“陈子白会用吗？”
“当然会！中美班的教官大多是美国军人，这些都是基本课程。”
“我再问你，你知道那个叫九妹的戏子后来的下落吗？”
“不知道。”
“何本贵，假如陈子白还活着，你能告诉我如何找到他吗？或是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特征？”
“陈子白是一个左撇子，写得一手漂亮的魏碑。对了！陈子白生性凶猛，擅长搏击，枪法也很精准，抓捕他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你的帮助！”
何本贵站立起来，挺胸立正，并深深地向我们鞠了一躬，口中微微地念叨：“应该的！应该的！”
离开巴里斯大学前，刘正将何本贵叫到一边，把一包日常用品交给了他，叮嘱道：“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宽大！”
何本贵热泪盈眶地答道：“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贵党对我这样十恶不赦的罪人都能网开一面，共产党坐天下实乃天意。想想看，过去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将我由人变成了鬼。如今，你们不计前嫌，帮助我由鬼变成了人，哎！”何本贵喉头哽咽了，他一直呆呆地站在原地，四肢微微地颤抖，目送刘正上车。
当汽车缓缓驶出大门时，我透过反光镜，看见一行热泪从何本贵脸上滚落下来，这里饱含着幸福、悔恨、愧疚。
七十年代初，何本贵获得人民政府特赦，提前出狱，在四川一个县城的文史档案馆里担任资料员，八十年代末，此人无疾而终。
一路上，刘正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低着头，闭着眼，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