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夫妇来到巴黎后，在庞德以前的工作室附近的田园圣母街113号找到了一套公寓，楼下是一个吵闹的锯木厂。公寓里的各种设备条件都很差，没有热水，没有煤气，甚至没有电灯。海明威趴在家里的餐桌上开始了他重返欧洲后的创作计划，但是他的思路不断被婴儿的哭闹声、锯木场的嘈杂声以及附近舞厅的音乐声打乱。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收拾起他的写作用品，到附近的“丁香园”去。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有一些住在附近的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其中几个还戴着十字勋章或军功章。他们喜欢在那里聊天、喝咖啡或茶，看报章杂志等。海明威就在这一堆人里，进入了他笔下人物尼克青少年时代的虚构世界。到1924年2月底，海明威完成了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地》。这篇小说讲的是男孩尼克随父亲去给印第安人看病，看到了印第安人自杀的情景。这个短篇最先发表在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克·马多克斯·福特刚创办不久的杂志《跨大西洋评论》的1924年4月号上。
海明威是其直接受益者，在这个刊物存在的短短一年时间里，福特发表了海明威的三个短篇小说以及几篇文章。
在为《跨大西洋评论》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海明威的收入状况很好。
海明威这一时期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上过名牌大学，从美国到欧洲来寻求发展，但是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成天沉湎于刺激、欢乐、狂饮、歌舞之中。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点迷惘的情绪，其中有的还和海明威一起形成了“迷惘的一代”的创作风格。
海明威这时在女人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某种迷惘。哈德莉比他大八岁的年龄差异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哈德莉生了邦比之后，体重增加，性情趋向于安静，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由妻子转向了母亲。海明威对比却很是不满。在哈德莉回到美国期间，海明威又有了新的女友，他和哈德莉的婚姻受到威胁。这位新的女友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波琳·法伊芙。
波琳·法伊芙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巴黎，她是海明威家的朋友。这个富家女子爱上了海明威，是企图插足的第三者。她常随海明威夫妇一起活动，包括外出旅游，海明威对她已有所动心，只有善良的哈德莉蒙在鼓里，浑然不觉。她听了海明威念的《春潮》中某些章节之后，哈哈大笑，直说“了不起”，建议他马上拿出去出版。
菲茨杰拉尔德与海明威合谋演了一出双簧。先由菲茨杰拉尔德出面写信给公司老板贺拉斯·利夫赖特，说海明威《春潮》是“最优秀的喜剧作品”，但“有八分之七攻击安德森”，建议他们不要出。再由海明威写信给贺拉斯，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讽刺作品不会得罪安德森”，例如“在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菲尔丁写小说讽刺理查逊”，结果“两部作品现在都成了名著”，如此等等。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鲍尼与利夫赖特公司看了《春潮》稿子之后回电：不宜出版。这样，海明威就把中断合同的责任推给了出版者，而他得以成功地转移。
1925年年底，海明威收到鲍尼与利夫赖特公司拒绝出版《春潮》的电报之后，即于1926年年初独自赴纽约与斯克利布纳父子出版公司联系。斯克利布纳公司的编辑麦克斯·潘金斯一口答应出版《春潮》和他正在撰写的另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并且给予优厚的报酬：两书预付1500美元的稿费，还给每本书15%的印数稿酬。
海明威订好合同之后即返巴黎继续写《太阳照样升起》。
这部小说有两个题词，一个是《圣经·传道书》里一段话中引出的“太阳照样升起”。另一句题词是引用斯泰因说过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按海明威的原意，他同时用这两个题词，含有“平衡”的意思。他万万没有想到“迷惘的一代”这个说法居然流传开来，而且越传越广，代表了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倾向，也成了表现一代人思想情绪的称谓。
《太阳照样升起》发表之后，首先得到作家、批评家的好评。《纽约时报》赞扬小说“对话巧妙”，“行文干净，刚健活泼”；《先驱论坛报》说小说的故事虽不那么高尚，但作者冷静客观，“读来令人振奋”。批评家哈里·莱文指出：“海明威的写作有力度，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语言有一种敏感的听力。”《大街》和《巴比特》的作者辛克莱·路易斯给予海明威很高的评价。后来路易斯到巴黎，非要见见海明威不可。当然也有表示不满的，主要是一些英国批评家，他们嫌海明威写人物不够好，说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头脑，没有过去，没有传统，没有记忆”。
总起来说，评论界肯定的是海明威的写作技巧，包括语言、对话等等方面，不满的是他的人物描写。也许局限于当时的视角，这些批评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似乎没有确立一个共同的坐标。
《太阳照样升起》虽然在青年读者中间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在老一代读者看来，这是一部大逆不道的书。他们的反应不大见诸文字，但从海明威家庭——典型的中产阶层的反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海明威的父母读到《在我们的时代里》中的一些短篇之后，就颇不以为然。他父亲在1925年圣诞节期间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婉转的批评：“我每天在祝贺你写了《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书！我相信你在将来的书中会更多地描写另一种人性。粗鲁的人性，你无疑向世人展示过了。现在你要寻找愉快的、令人向上的、乐观的、崇高的人性。它是存在的，你能找到。要记住上帝在掌管着我们，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海明威这个“不肖子孙”，他不但不去找“愉快的、令人向上的、乐观的、崇高的人性”，反而展示了更加粗鲁、更加卑劣、更加堕落的人性。请看他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的回忆：父母终于读了《太阳照样升起》，他们就像修女们参观妓院似的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不已。他们看这本书完全像一次不情愿的参观一样，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是作者。他们不了解书里出现的场景和人物，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震撼。在我的记忆中，家里人的生活就像在空鸡蛋壳上行走，但一个也没踩破。大家都恐惧地说，这一切都怪“那本书”。
这一次由他母亲出面给他写信，说她“不能再保持沉默”，说她的儿子“写了本年度最下流的一部书”，她认为她的儿子“除了‘他妈的’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词语——你写的每一页都叫我恶心”。她说艺术家只要写出美的东西就能在人间找到天堂；他的儿子早已把自己献给了上帝，所以“相信你会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会找到上帝，找到你真正的工作”。
海明威同父母亲的争论是不同的文艺观的争论。他的母亲坚持要写生活“微笑的一面”，所谓崇高、信仰上帝、引人向上实际上就是歌功颂德，对现在的社会秩序展示乐观主义情绪。海明威认为那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他写了一些“颓唐、空虚、垮掉”的人物是因为在他看来生活正是如此。
海明威和父辈文化的矛盾是一种“代沟”，只是这种“代沟”并不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同质的差异，而是不同质的冲突，是发生在新旧交替时代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突出。别以为美国人都崇尚创新，喜欢变异，那些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读者群其顽固不化的程度令人吃惊。
海明威的父母也是这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青年一代的思想也发生根本的转变，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像石舫一样，任你波涛汹涌，它们始终屹立在原地，纹丝不动。
这些中产阶级妇女是美国小说人数最多的读者群。各个出版社、全国性的大型刊物不得不考虑她们的趣味与爱好。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程式化的、平庸的小说总是能占据市场，而打破传统、开拓新的心灵空间的作品总要经过一番挣扎才能面世。
在海明威看来，人生是注定要痛苦和迷惘的，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改变不了什么，“太阳照样升起”。海明威的这句话来自《圣经·传道书》第一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其中，“日头出来”和“太阳照样升起”在英语中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用的是古英语，后者用的是现代英语。当然，尽管人生改变不了什么，尽管人生充满着凶险和痛苦，但是似乎还是应该像斗牛士那样去拼搏一下。海明威在观看斗牛当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这决定了他最终不会长久迷惘下去，他要以斗牛般的“硬汉子”精神去面对人生的苦难，并形成他作品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