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以题名《人间喜剧》出版巴尔扎克全集，埃特泽尔要求有一篇未发表过的序言。巴尔扎克先是求夏尔·诺迪埃写，他因为太疲劳，没有应允。他也求过乔治·桑，她也躲开了。巴尔扎克建议重印费利克斯·达万过去为《哲学研究》和《风俗研究》写的序言。但是埃特泽尔希望这部著作是作者自己签名的前言，一篇启发写这巨著思想的卷首声明。埃特泽尔向巴尔扎克申明：“不能重印以达万署名的序言。像我们全集版本这样重要的事在篇首用这样的序，效果不好……您的全集版本，对您的作品来说是件大事，面向读者公布时在卷首没有您自己写的东西，这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就像是被您这位父亲抛弃了的，好像是不被承认的儿子，至少是被作者所忽视……写吧，我的祖师爷……您看怎样，我们出版您的作品，第一次用这样的总题目《人间喜剧》。而第一行这样写：我将我的全集用这个名字（《人间喜剧》）理由是这样，等等，等等，您就开动机器吧，我们是轮子，当蒸汽机吧。”
巴尔扎克被埃特泽尔的论点所折服，动手写作。在这洋洋洒洒26页的前言中，他发挥了他那种保守派和宗教的信条，而且还希望这种信条能得到罗马枢密团的赏识。枢密团将他的作品归于禁书目录单，而那些正统派人士也在报纸上攻击他。他在前言中说：“唯一可能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教造就了现代各民族，并将保护它们……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当今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表明了这两者的必要性，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应当努力把法国引导到这两者所体现的必然方向……事事都进行选举，那就会产生一个由乌合之众掌权的政府，它的专制暴政将会变得无边无际。”
1842年1月5日，他收到艾芙娜琳一封带黑色封蜡的信：万斯拉·韩斯基于1841年11月10日逝世。这个死讯，他等待已久，使他像渎圣般欢快，尽管很不道德。如何对未亡人说，他既为她感到悲伤，又为他们俩感到喜悦？对这个正直的人的死，他等了很多年，他的存在是他们结合的障碍，现在道路畅通了。艾芙娜琳将属于他，或差不多要属于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方式要有分寸。他在写复信时，笔在墨水瓶里转了7次：“亲爱的宝贝儿，尽管这件事使我达到了我强烈地想了快10年的愿望，但当着您和上帝的面，说句公道话，我内心里向来只是完全听命，即使在我最难忍受的时候，也从没有什么坏念头。有时也有些身不由己的感情冲动。我跟她真是命薄。对爱，对亲爱的人都感到没有信心，没有希望。这两种动力都被教会认为是品德，在我的斗争中一直支撑着我，但是，您向我说的事我也觉得是遗憾……然而，过去我也知道，我能敞开心扉给您写信，跟您讲我保持沉默的事，确实高兴。”
确实，在韩斯卡生前，巴尔扎克在书信中是保持某种节制的，怕的是书信会被他看到。今天，他可以自由书写，这是第一个好处，是争取与艾芙娜琳在一起的决定性一步。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她的感受比巴尔扎克所猜想的更为严重。韩斯基固然年事已高，但和蔼可亲，善解人意，还牢牢地管理着庄园。她得对付这个持敌对态度的家族挑起的重重困难。万斯拉·韩斯基给她留下了一笔可以终身享用的财富，但还有一个被巴尔扎克称作“泰梅朗”的尖酸刻薄的叔叔夏尔·韩斯基，他反对她占有死者的财产。俄罗斯皇家政府对乌克兰的波兰贵族绝不手软。办事稍有差错，一切都将失去。她说，在这些讨厌的利害关系问题解决以前，巴尔扎克不能到俄罗斯去。这不仅不会在她遭到不幸时帮什么忙，反而会给她带来麻烦，社会和沙皇本人都会有看法。艾芙娜琳受到闲言碎语的威胁，惶恐不安，坚决要求他把她的信收藏好。如果他突然死了，绝不能让别人用这些信来对付她和她的女儿安娜，她要不惜代价维护监护权。
艾芙娜琳处境微妙，她得对付不择手段的继承人和不怀好意的法官们，巴尔扎克也为此很难受，他很少写作，兴致来时偶尔为之。她的信一封又一封，他等着她叫他到俄罗斯去。他确信在此期间，可攒足钱到俄罗斯待上几个月。他再次转向戏剧舞台，希望能出现奇迹。维克多·雨果为了鼓励他，认为不是在出版界而是在戏院里能捡到金蛋，但得尽快“孵”出一出能吸引观众的剧本。巴尔扎克相信这一点，他向奥德翁剧院交了一本西班牙风格的喜剧《基诺拉的财源》。
3月19日，该剧第一次演出，剧院座空了一半。虽然巴尔扎克不礼貌的措施刺激了奥德翁剧院的常客，但并没有扰乱秩序。不久，一帮拿了赠票和雇来喝倒彩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本来观众稀少的剧场。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压倒了演员的声音。鼓噪之声震耳欲聋，巴尔扎克羞愧难当，简直要发疯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中打他屁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严厉的批评文章。在演出第19场后，该剧从海报中消失了。该剧并不坏，换上另一个名字，也许还会走红。
俄罗斯之梦远离了。紧迫的事是出版几本新小说以补偿《基诺拉的财源》没挣到的金钱。一旦到了俄国，那就有足够的时间让艾芙娜琳决定婚姻大事。为什么她还保持沉默？这一回，他盼望已久的书信来了，他扑到信上。这不是一封热诚的邀请信，巴尔扎克很坦然地称之为“冷若冰霜”。艾芙娜琳向他宣布：“您是自由的。”她不跟他谈情说爱，也不谈旅行和辉煌光彩的婚姻，而是讲乱七八糟的事，讲她的女儿安娜（此时已14岁），她要尽力照料女儿，也谈到可憎的“罗莎莉姑妈”（实际上是堂姐），她向艾芙娜琳建议法国人不可信。巴尔扎克宣称，这位“罗莎莉姑妈”是他的死敌。
通信在继续，韩斯卡夫人的信件是腼腆和谨慎的，而巴尔扎克的信是狂热的、迫不及待的。巴尔扎克并不明白，她在俄罗斯得考虑家人的意见，他们认为跟一个负债累累的作家结合是低就的婚姻。如果她和一位没有财产的、不般配的人再婚，别人是否会领走她所钟爱的女儿？如果她在巴尔扎克的再三追求下顺从了，他是否会在分别7年后，觉得她年华已逝，成为老太婆了，而在巴黎沙龙里，有那么多年轻和漂亮的娘儿们围着他转。总之，与一个政治观点有问题、来自法国的文人保持亲密关系的事如果让人知道了，就要冒败诉的危险。他所爱的女人将成为那些找茬者的牺牲品，为了忠于她，去救她，他考虑离开法国，改变国籍，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之所以愿意远居他乡，是因为《基诺拉的财源》一剧演出失败后，他已对祖国的读者、公众和文学批评家失去信心。国籍算得了什么？这不过是众人间的惯例而已。当他来到国境线外时，他想，思想与心灵的认同比语言、土地的亲近更为重要，比起这个抛弃他的出生地，伸开双臂迎接他的外国更值得他前往。与其在法国叫人鄙视，倒不如到受到尊重的俄国更为愉快。当一个法国作家，不如当一个世界性作家。
尽管《基诺拉的财源》一剧在巴黎演出失败了，但它在圣彼得堡或莫斯科也许会获得成功，谁知道呢？抛开种种忧虑，他又发疯般、狂热地投入书稿写作当中，只有这些书稿才能给他支付差旅费。他告诉韩斯卡夫人，他刚完成了《杜鹃之旅》（最后定题为《生活的开端》），这是从根据他妹妹洛尔的女儿叙述的故事写成的短篇小说中提取的材料写成的。他已隐约可见《阿尔贝·萨瓦吕斯》趋于完工，而报纸要他写《农民》，他还费劲地写《哥儿俩》……“这真叫我不知所措。啊，什么时候您能来，什么时候能得到安宁。为了幸福而要痛苦来培训，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
不久以后，他感到很疲劳，眼皮神经直颤抖，使他很难受，怕是某些神经性疾病的预兆。他应该充分休息，但他办不到，还得工作。他请纳卡尔医生来诊治，说是“心脏大脉管梗塞”，并从中发现他多次昏厥的原因。巴尔扎克很不安，同意卧床休息两星期。他为的是能挺到前往俄罗斯，与艾芙娜琳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