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汉文帝就下令在汾阴的南面靠黄河的地方盖庙，准备迎接周鼎出现。可是有人上书说，新垣平所说的都是假的，究竟上书的人如何使汉文帝认定是假的，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不过，汉文帝算是没有执迷不悟，他杀了新垣平，还抄了他的家，不再热心鬼神的事情，连带地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的事情，也全部停罢。他儿子汉景帝在位十六年间，仍保持同样的态度。有关祭祀祖宗的事情，也是让相关官员按时代表进行，没有什么新的措施。
汉武帝即位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年纪轻轻就对鬼神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而汉朝开国已经有六十年了，要改正朔、易服色及行封禅大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们推测当时天下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呼吁，可能有几种心理：一种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笼罩下的气氛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必须一致，才会达到调和而获得幸福。天既然是土德“轮值”，而土德尚黄（当然，还有其他配合措施），则人间就不能与天相违背。另一种心理可能认为封禅是一种肯定，是对新朝代或新盛世的承认。汉紧接在暴秦之后，代表秦政的水德尚黑、以十月为岁首，如果不加以更改，他们心中是不会平静的。而秦始皇登泰山却封禅不成，也使他们有兴趣看看自己的汉皇帝成不成。成了，似乎能让他们多一分安心。
另外还有一种心理是：封禅肯定了时代，同时也就是肯定了行封禅的皇帝，既然说受命而有功有德的人才有资格封禅，则鼓动某一位皇帝行封禅，不就是一种歌功颂德的马屁经吗？表面上说天下已经有多少多少的祥瑞出现，皇帝您应该封禅，以便与天相应。实际上不就等于说您真伟大，天都已经出现这么多祥瑞与您的功德相应了？所以难怪司马相如死前留下一封劝汉武帝封禅的遗书。汉武帝看了又听到左右的人加以强调以后，就“沛然（感动的意思）改容”说：“愉乎！朕其试哉。”也难怪有人要怀疑司马相如临死还要拍马屁！
这里要指出的是，司马相如是否拍马屁姑且不论，但汉武帝的高兴则是千真万确而毋庸置疑的。不过，不要误会就是这种被歌颂的快乐而使他决心去举行封禅大典，汉武帝是个“内心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人。他的做人处事，往往都呈现出多面性，表面是一套，内心又是一套，但最终他还是抓着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套。到泰山封禅这件事，他要面临两种人的影响：一类人是，他们希望肯定时代、肯定自己，同时也歌颂了皇帝，但大体是在阴阳家设计的理想里头思考。另一类人就不同了，他们也和阴阳家有关，可是满脑子不是理想，而是幻想、妄想。他们不是要肯定时代，而是要肯定未来；他们不是要歌颂皇帝，而是要引导皇帝，要皇帝透过封禅变成神仙，然后最终他们仍然要肯定自己，要获得名利。
对汉武帝来说，后者的吸引力比前者要来得大，这是由于他认为后者对自己比较有利。显然这个吸引力已经使他达到迷惑并且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司马迁对这一点有很明显的“暗示”。譬如司马迁二十七岁，李广自杀的那年（公元前119年），有个齐地叫少翁的人，会方术，他有办法使汉武帝在晚上看到已经死去的宠姬王夫人。汉武帝一高兴就拜他为文成将军，并且以客礼待他，而他也使出浑身解数来表现自己，为汉武帝设计各种方法以便与神仙相通，说皇宫所用的东西都没个神仙的样子，神仙是不会来的，于是他就为皇帝画云气车，而且哪一天驾哪一种颜色的车，都要依据五行相克相成的道理加以排定。又建造甘泉宫，画天地泰一诸神（泰一神据方士的说法，是天帝中最为尊贵的）的画像，煞有其事地大祭特祭。可是弄了半天，神仙还是没来。这位术士在黔驴技穷的时候又使出了一记怪招，写一些怪言怪语在绢帛上，把它喂进牛肚子里头，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指着那头牛神秘地说“此牛腹中有奇”，命人杀牛剖腹，果然有“奇”。但却被认出来是他自己的笔迹，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
本来这个时候如果汉武帝及时觉悟也就好了，可是偏偏他对神仙之道仍然存着强烈的幻想，杀了文成将军后，他反而怀疑自己是不是杀错了，并且对于文成将军没能完成他的求仙计划感到很可惜。所以，后来有人推荐另一个能言善道的方士乐大给他，汉武帝又乐得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文成将军的死说成是吃马肝死的来安抚方士的心，免得方士不敢再言神仙之道。这一招跟霍去病射死李敢，却被汉武帝说成被鹿角触死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不能让任何理由阻挡内心的欲望的。
形势非常明显，在举行封禅大典这件事上，求仙派是比报天派要强得多。造成汉武帝倾向求仙派的原因在于：谁也弄不清封禅是怎么回事。当年秦始皇想要封禅，就碰到同样的问题，有儒生博士七十多人对封禅的礼仪议论纷纷，最后秦始皇管不了这么多，就仿照在五时祭祀（当时为四时）四天帝的礼仪，硬着头皮举行。究竟他仿照而制定出来的礼仪是什么样子，司马迁说：“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根本没人知晓。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时候谁会扯、敢扯，谁的建议就能够得到采纳。
所谓报天派，他们认为易姓而王并致天下于太平，然后要进行封禅大典以便报给上天，是战国末年以来，社会上普遍接受的观念，主要的领导者是接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儒生。儒生最重视礼仪，最尊崇古礼，但也最拘限于古人，所以报天派虽然最有群众基础，却也是最不会扯，也最不敢扯的一群。
反之，那批来自齐国的求仙派，本来就是一脑子奇谈怪想，想的都是毫无根据，也不需要根据的幻想，谈的当然就可以漫无天际，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反正信则有，不信则无，信不信都在听的人。说到汉武帝的信神，司马迁也毫不客气地调侃。他描写汉武帝信神君，神君是谁？她不过是长陵（汉朝的县名，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县东，汉高祖的坟墓长陵就位于此地）的一个女子，因为生孩子难产死掉了，据说死后变成神，在她的妯娌面前现身，于是她的妯娌就在家里把她供奉起来，附近的居民都跑去拜她，都说很灵。汉武帝的外祖母臧儿，听说就是因为崇拜她、信奉她，所以才有后来的荣华富贵。
汉武帝即位后，常常赐给神君厚礼，并迎奉到宫中。后来汉武帝曾经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群医都无法医治，倒是问了神君以后才获得痊愈，从此他就更信神君了。神君对人的指示“闻其言，不见其人”，声音与普通人一样，时来时去，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部分在晚上。汉武帝郑重其事地派人把神君说的话记下来，命名叫“画法”，意思是策划之法。司马迁说：“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汉武帝把神君所说极为平常的话都当成了宝贝，还把它记录成书，真是信则有！
就是因为汉武帝太相信了，所以尽管曾经因为发现有蒙混欺骗的行为而杀了一些方士，但他总认为方士的方术有可能是假的，或者道行不足，但神仙假不了。而那些方士，一批一批接上来，一批比一批更能摸透汉武帝的心，也更知道如何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下得了台阶，在无功也不致犯过中混水摸鱼。于是，求仙派一天天掌握了汉武帝，而报天派却一天天失去了影响力。以致后来到了重大节日都由求仙派策划，而报天派只有在底下帮忙“打杂”，成为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关于方士向汉武帝提出的求神仙长生不老的步骤，最早的是在汉武帝二十四岁、司马迁十三岁那年（公元前133年），齐地名叫李少君的人终于分成了以下几个步骤，即前文曾提到的祭龟致鬼物；丹砂化为黄金；黄金制成食器用其可益寿；见海中蓬莱仙者，最后一步是封禅。
我们分析这些步骤，益寿以前的三个步骤算是一个阶段，也就是要达成基本条件——长命。先长命然后求不死，如何不死？要见仙人，与仙人沟通，然后举行封禅大典。长命才能见仙人，表示见仙人不容易，要耗费很长时间，必须要有耐性。那么，怎样才算长命？老实讲还活着的人根本找不出一个分界点，所以益寿的努力与求见神仙可以同时并行，益寿长命等于只是防万一，求神仙的人会认为自己可能不需要益寿就能见到神仙而后达到不死的目的，那就无所谓需要益寿的问题了。因此，整个求长生不死成仙的过程，最急于要做的就是求神仙和封禅两个步骤。
李少君在世的时候，据司马迁的记载，他所从事的不过是益寿和求神仙，还没提到筹备封禅，可见他是把求神仙放在封禅前面。李少君病死后，“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燕国大约在今河北，与山东半岛的齐国同样靠海，同样产生一些好神仙的怪人，并称燕齐之士。他们知道皇帝想求仙长生不死，就一个个跑来呈献求仙的方法。司马迁只记了几个较特殊的人物，例如汉武帝三十八岁那年（公元前119年）的少翁、四十四岁那年的乐大，他们所做的大体以求神仙为主。但是汉武帝四十四岁那年（公元前113年，司马迁三十三岁），汉文帝时代那位赵人新垣平所说的宝鼎，果然在汾阴被挖掘出来，据说汉武帝派人前去调查证明了“无奸诈”。这件事在当时想必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祥瑞，呼吁要进行封禅的声音此起彼落。
这时有一位更聪明的齐人公孙卿提出了他的说辞，他说他握有申功（申功也是懂神仙的齐人）传给他的札书，书上预言汉朝的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那就是汉武帝。又说宝鼎出就能够与神相通及封禅，“汉主亦当上封（泰山），上封，则能仙登天矣”。这段话等于预言宝鼎已出肯定汉武帝必定能顺利封泰山。
但是他接着说：天下有名山八个，其中有三个在蛮夷，有五个在中国。在中国的五山是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这五座山是黄帝经常巡游而且与神仙相会的地方。黄帝且战且学仙，恐怕百姓非议，凡是非议的都加以处刑。经过一百多年，终于和神仙相通了，最后在鼎湖成仙而去。
这等于为求长生不死成仙的过程又立下了几个条件：第一，必须经常到中国境内的名山去巡游。第二，巡游只是有机会与神仙相会而已，要成仙还得与神仙相会并达到相通的地步才成，所谓相通就是学通。第三，黄帝学了一百多年才与神仙相通，意思是必须有耐心；而不准百姓非议，就是要有决心。这三点等于是把求神仙和学仙，变成一个无限期的“大事业”，比最初李少君所说的“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似乎是复杂得多，但汉武帝求了二十年还没有求得，求仙复杂的观念，他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尤其公孙卿提出来的办法，又是黄帝，又是五名山，又是一百多年，人物、地点、时间等，说得头头是道，比其他说法具体得多，怪不得汉武帝听了高兴地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公孙卿指出黄帝成仙而去是在鼎湖（这个地方是后世传说黄帝铸鼎然后成仙之地，并因之而命名，在今河南境内）而不是在行封禅的泰山，配合李少君说的“封禅则不死”与公孙卿说的“上封则‘能’仙登天矣”，我们可以发现公孙卿已经把前者所说的步骤修正过来了。前者把封禅列为最后一个步骤，而公孙卿则只把封禅当作必要条件，而不是最后一步，他说的最后一步是较为含糊的“与神仙相会且相通”，说穿了，他这一招与李少君说的要先益寿才能见神仙，表示神仙不易见，同样是预留着弹性以求自保，只是比前者弹性更大，更为无止境。但是他的说法与当时宝鼎出，天下祈望封禅的趋势正好配合。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真正决心并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这样写道：“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可见得是获得宝鼎以后才作决定的。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怎么会在登基之后的二十七年，而且已经痛惩匈奴十四年了，还有距离司马相如遗书劝封禅也已经五年了，才下此决心呢？
方士论调的适时改变，应该是有影响的。
公孙卿算是一位未出大纰漏而能够长时间保住性命的“聪明”方士，他出的点子汉武帝也大多采纳了。他那一席话使汉武帝欢喜以后，汉武帝就拜他为郎，命他到太室山（河南境内，中岳嵩山的三尖峰之一）去预备，等神仙出现就请汉武帝去会面。汉武帝本人则依照他的说法，到各名山及其他黄帝去过的地方巡游。
第二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是春秋时代秦国的首都）祭祀五时，三十四岁的司马迁也在侍卫队中随行。五时的祭祀在此次以前汉武帝已去过四次了，最近的一次就在一年前。
祭完五时继续西行，越过陇山，到雍西北方的崆峒山。现在的崆峒山，海拔2123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崆峒）。”指的就是这一次随驾旅行。又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总之，汉武帝是怀着求仙的心情而来的。司马迁则趁着这个机会，问当地的老人有关黄帝的一些传闻。
从崆峒回来，又到长安西北方，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这是方士口中的圣地，说黄帝曾在这里“接万灵”。汉武帝在这里立了“泰一畤坛”，据说祭祀的时候，“畤上有光”。司马谈以太史令主管天时星历及祭祀的立场与祠官宽舒，奏请在甘泉立“泰时”，与雍的“五时”遥遥相对。按照方士的说法，泰一是最尊贵者，五时所祭祀的五帝不过是泰一的辅佐。因此，从这时起甘泉的“泰时”成为西汉时代祭祀天帝神祇最重要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