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世民之前，明君是汉武帝，盛世是文景之治；在李世民之后，明君是他李世民，盛世是他的贞观之治。
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改变了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一得出，就拉开了李世民勤政爱民、从善如流后贞观盛世的序幕。
一个国富力强的唐朝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以它震惊世界的姿态傲视世界的每一方热土。
（第一节）人民才是根本
治国用王道还是霸道
李世民在位20几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在这20几年里，李世民开创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提起李世民，很多人脑袋瓜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贞观之治”，这足以见得贞观之治的知名度了。
那李世民是如何达到了这样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高度？这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
李世民登基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战乱，可想而知国家变成了什么样的筛子底了。即使再结实的筛子，连续战乱也会让它破得七零八落的。历史上这样的时候有很多，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都是建立在百姓听战乱色变的心理上的。不过，也得先有乱世才有统一啊，可怜了古代人民了。
好在李世民是个开明的皇帝，人民可以少受一点罪。在李世民即位伊始，就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开了个辩论会，主题是“如何统治国家，以实现天下大治”。要求大家畅所欲言，踊跃地献计献策。
以右仆射封德彝为首的反方率先出击：“从夏、商、周以来，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百姓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所以反方认为，应该效法那些使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的方法，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对农民实行严酷镇压。”不得不说，这个封德彝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时候，以魏征为首的正方开始反击：“如果说古代人原先是淳朴的，逐渐变得刁蛮，那演变到今天，现代人还不都成了妖魔鬼怪，还有什么方法能治理？”
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没话说了。魏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看君主的实力，跟老百姓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治理出什么样的老百姓，如果皇帝以德服人，那老百姓怎么刁蛮得起来？所以，正方认为，应该采用“仁义”治国，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可以说这场争论本身就没有多少玄机，胜利肯定是属于正方的。因为历史上很多的例子都已经证明了这点，老百姓经过连年征战，心理怎一个脆弱了得。你再实行暴政，你是想让国家太平啊，还是仗没打够接着打啊？
李世民这样英明的人自然是采纳了正方的意见，而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让李世民和一干正方大臣名垂青史的决定。
安抚百姓发展经济
针对当时的现状，李世民又多次召开班组会议，讨论什么样的政策比较适合现在。那些心怀家国天下的大臣，历史知识的储备那是相当丰富的。房玄龄建议李世民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源于北魏，到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的意思就是将国家的土地分给百姓开垦，有了地才能种庄稼，也才有可能真的解决温饱问题啊。不过对于地还是有不同的分法的，老百姓跟当官的不能一样，老百姓里，不同行业、岁数不一样的也不一样。比如说，道士、和尚可以分地30亩，女冠、尼姑只有20亩，工商业者可以有50亩。看来在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是比较吃香的。不过，感谢我妈把我生在新社会，要不男人女人的地可是差了不少。相比较前朝，唐朝的土地制度还是有所改变的，相对宽松了很多，卖地也没有什么太过硬性的规定。可悲的是，女人的地位却下降了，再次感谢我妈把我生在新社会。
至于租庸调制就更好理解了。唐初，由于无主土地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对缺乏，人均耕地数很高。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没有多为大地主们考虑，而是直接分田到户：每一个成年男人分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也就是永远归这个人了；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给国家。凡是拿到田的人，每年都要向国家上缴税收粟二石，叫做“租”；缴纳绢二匹、绫二丈、丝绵三两，如果你的家乡养不了蚕，抽不出丝，也没关系，那就缴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这就叫“调”；此外，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须服徭役（就是给政府义务劳动，不管吃不管住不给钱，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如果想图轻松，不服徭役也可以，那就需要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为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唐政府还另外规定：如果国家有事需要增加服役的人，凡加役15天，可享受税收优惠，免“调”；加役30天就更加优惠了，“租”、“调”全免；而且为避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还规定了服役的上限：每年的额外加役，连同正役，最高不得超过50天。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被称作“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实施是建立在当时人少地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的国情基础之上的。它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最广大农民朋友的劳动积极性，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饱经战乱的关中、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很快就重现了勃勃生机，人民就此告别了饿肚子的时代。而没有遭受太多战争洗礼的江南等富庶之地的经济那是更加地繁荣富强起来。
而且，这两个制度实行得非常及时，因为打仗的时候没有人种地，前方交织成火力网了，你还能割稻子去？就算当时地里种着金子也不能去，打着仗没人卖东西。所以，很自然的很多地就荒了下来，到了李世民这儿，一实行这个制度，全国的荒地就被开发出来很多。老百姓那时候还在饿肚子，一听说能开荒地还不拼命地开啊？这样，国家的仓库里粮食也会逐渐的多起来，国家也能挺起胸膛来了，因为兜里有钱了。
李世民还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用法律保护农时。谁要是在农忙时节忙着干别的，那是在自讨惩罚，严重的不光多交粮食，还要罚款。
贞观二年，长安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继而引发了蝗灾。有一天，唐太宗外出视察庄稼，从爬满蝗虫的庄稼地里捡起几只蝗虫，大声对它们说：“庄稼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你们把庄稼吃光了，老百姓还吃什么？百姓的错，全算在我头上！你们要是听得懂我的话，就吃我吧，别再去坑害老百姓了！”李世民还是很可爱的，居然跟小昆虫对话。不过，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搞笑，居然要吃了蝗虫，可见对蝗虫的愤恨之情。好在周围的官员及时阻止住了，纷纷说：“这不能吃，吃了要生病的！”李世民却说：“我这样做就是希望蝗虫把天灾转嫁给我，害怕什么生病？”说完，一口就把蝗虫吞了下去。李世民真是相当勇猛的，不过蝗虫倒是真的可以吃。
李世民知道“治国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像是个好园丁的感悟。要发展农业就需要劳动力，战争时期，老百姓不知道都跑到了哪里，现在关键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如果那时候再强调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估计就真的没人了。
为了增加人口，李世民制定了几项政策：
一、赎取人口。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人，收效很不错，到贞观二十一年赎回去200多万人。
二、释放宫女。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光宫女就放出去3000多人。李世民这绝对是在做好事，要不宫女只能老死在宫里边了。
三、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的是二十，女的要在十五以上。还规定如果一个官吏在任期间，光棍和寡妇变少了，可以算在业绩里面。这可是变相的经济刺激，效果果然不错。
另外，水是万物之源，要发展农业，水可是离不开的。
不光那时候，就是现在一到汛期，北方旱南方涝也是很正常的。为解决这种情况，李世民设立专门的治水机构，还制定了一部法律《水部式》加以规范。看来李世民的法治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水源充足了，劳动力增加了，赶上灾年荒年还开仓救济，这样的开明就算是不想富强也是很难的。拿的税不多，交的钱不多，老百姓剩了粮食就是自己吃。可以说，李世民时期达到了“天下无贼”的境地，晚上开着门睡觉，白赚了凉快。
（第二节）任贤致治
治国与用人方略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干掉了自己的两个劲敌——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要想真正地得到国家的军政大权，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班底。于是登基没几天，李世民就进行了内阁大改组。高士廉被任命为侍中，房玄龄被任命为中书令，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杜如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劝说李渊交班的萧瑀被任命为左仆射。这是李世民决策层的五位宰相。后来，宇文士及、侯君集、段志玄和张公瑾等人也得到了提拔，形成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那时候，李世民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书省下命令，门下省审查，尚书省执行。要想下达命令，先由各位宰相讨论，成熟了之后交给李世民，然后中书省冠皇上的名发布。在这里，门下省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要经过他审查，他觉得不合适就不会给签字盖章，这样命令就不会被发布出去。就好像如果你要出国，一旦护照签不了，你也就出不去了。
可能大家印象中都觉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只有一个人，但是唐朝光宰相就有好几位。这样有这样的好处，有问题不光可以集思广益，而且可以广开言路，皇上得到的信息也会比较多。毕竟，十只耳朵强于两只耳朵。
而且，李世民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君臣携手“共同治理”。在他的核心领导班子里，有善于谋断的房玄龄、杜如晦，精于军事的李靖、李世勣，敢于诤谏的魏征，以及长于识人的王珪等人。这是一个年龄智能合理结合的领导群体，分工明确，权责统一。李世民自然是核心，其他大臣各司其职。这种非凡气度，在历代帝王中的确非常少见。
另外，为了提高官员的素质和办事效率，降低财政支出，改变公务员比例过高的情况，贞观元年，中央政府下令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道下设州，州下设县，全国形成了中央—道—州—县四级行政体系。同时，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主持裁汰冗员。把那些可有可无的官员一律撤了，这样就少了很多光吃饭不干活的人出现，还省了国家的俸禄。这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他们要参加测评考试，不合格的照样要被拉下来。没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早晚是吃不开的，本事才是最好的通行证。
裁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少不了有人打招呼、批条子，甚至采取武力胁迫等非常手段。但是在李世民的鼎力支持和房玄龄同志英明果断的指挥下，裁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裁员结束后中央政府在编的公务员仅剩643人。
上面说到全国被划分为十道，分别为：
关内道，包括京城长安附近地区，即所谓的关中地区；
河南道，包括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主要有今天的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河东道，主要是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北和内蒙古一部分；
河北道，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一部分；
山南道，主要是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包括今天的重庆、湖北和河南一部分；
陇右道，主要是今天甘肃和青海省一部分；
淮南道，主要是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一带，包括今天江苏和安徽在上述地区的部分；
江南道，主要是长江以南到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贵州一部分、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以及苏南地区；
剑南道，主要是今天四川省的一部分；
岭南道，主要是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区和福建的一部分。
为贤才打开门路
唐朝初年，受魏晋以来重武轻儒的风气影响，官吏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武将。由武将做官有很大的弊端，毕竟，这个世上，既精通军事常识善于打仗，又精通文史哲能治理好国家的人少之又少。在战场上，武将的风采无人能及，但是处理起政务来，确实有点焦头烂额。要实现天下大治，依靠的还是那些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李世民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班组内才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荟萃。另外，他还注重挖掘民间的人才，绝不放过一个可能的人才。
李世民曾经五次下诏求贤，还增加了科举考试的科目，除了原来的一般知识分子参加的考试，还增设律、书、算、童子等科，连十岁以下的儿童中的人才，也在遴选的范围之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
在李世民的班组队伍中，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做我的官，不管你曾经是王世充的手下还是窦建德的手下，一切用才来说话。所以，李世民身边既有前朝遗臣，也有义军首领；既有王世充的将领，也有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李靖是隋朝名将，当年差点死在李渊手上，是李世民爱才如命，把他从李渊手上救了出来，最终在李世民这里大放异彩。马周，本来名不见经传，李世民见他给常何写的奏事很好，知道这是个人才，立刻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在李世民这里如鱼得水，官至中书令。魏征、李世勣，还有少数民族的那些将领，都被李世民招揽到自己旗下，在他这里建功立业，留名青史。
教育是立国之本，李世民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国内建了很多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这些高等学府之外，还新设了律学、书学、算学三种专科类的学校。
坚决把好才行关
要想自己手下好官多，把关很重要。对于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李世民从来不含糊。他有两个标准，一是才，二是德。
基于这些，李世民规定了唐朝官员的选拔制度。六品以下由兵部选拔，要求体貌丰伟（要求身高）、言辞辨正（口才要好）、楷法遒美（字写得漂亮）、文理优长（不能偏科），这还没完哪，还要求品德好、有才思、劳动好，这几个标准框一下，这几项合格的就可以做官了。看来，在唐朝想要做官，一定要找一个高个儿的人做自己的伴侣，这样可以保证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下子就输在起跑线上。五品以上的官吏除了上面那些，还要考核政绩，最后带到李世民那里，由他亲自裁定。
这样的考试规定，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发展，要求书法好，所以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还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因为科举考试考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唐朝的诗是历史上的一个高度，那是谁也超越不了的。
有才无德是危险品。一旦这些无德的才人们发挥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那后果估计是不会太乐观的。那些直接管理人民的干部更是要提高素质，得罪了百姓，没准水就把舟推翻了。这个问题也难不倒李世民，他规定刺史由他亲自选拔。他把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自己卧室里的屏风上，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到京城开会述职，他们的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评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