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一套可变几何学游戏规则：根据嘉宾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名，还是无名（部长、艺术家、科学巨人、工会领导、普通人……），采取不同策略。应用不同的语调和手势，以明言或暗示的方式，向所有人传达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
主持人既是操纵者，也是被操纵者。有时，在只是因为不了解，或者只是因为缺乏客观性的情况下，他似乎不再上演不痛不痒的言语游戏，并试图选择立场，掌控局面。然而他并不会达到目的，因为那些在电视机前总能保持清醒的观众已经识破了他的想法，并且知道：在电视平台上，所有参与者并不是平等的。
真实，消融在社会新闻中？
隐形审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搀和在大量毫无价值的信息中。以有时甚至不合逻辑的顺序，大量媒体对大同小异的新闻内容进行狂轰烂炸，如此，电视便被轻而易举地披上了一件民主多元性的外衣。电视新闻最多只有两到三分钟的实质性内容，其他都是生动别致的报道，是“现实秀”，是没有意义的马路随机采访……和“报刊七叶树”一样，重新开花结果的主题一样不缺：恶劣天气、假期交通、学校开学、圣诞节市场……除了这些平淡无奇的报道，还要再加上体育新闻和无孔不入的商业促销。
好像一位魔术师，总能将目光吸引到他想要的地方，社会新闻就是这样用五花八门的消息钳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安排这么宝贵的时间就为了说些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掩盖那些‘宝贵的东西’非常重要。”在这些短暂而宝贵的，被主持人精打细算的时间里，只有空白和虚无。老百姓非但没有看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和有意义的文化消息，还被剥夺了自我判断和思考的时间。
这里和别处一样，没有什么“机会平等”可言。面对新闻，有人作出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尽力从每日新闻中找出那些所谓“重要和严肃”的东西，有人则只能浸泡在汹涌而至的信息浪潮中无法上岸。琐事和缺席（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见识与文化。
格式化与唠叨话
脑袋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审查？这些新闻从业者似乎总是很轻率，索然无味的事情能让他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的事情却令他们索然无味，他们很少提“令人不快”的问题。缺少文化？缺乏策略？更糟糕其实是，就算他们有时会揭露问题，却很少进一步加以阐明。
涉及的主题也似乎总是很荒唐：“需要烧死这些精英吗？”，“知识分子的消亡”，虚假辩论上演着协助表演和制造伪论战的好戏，以谋取信念和利益平衡之名，在勾结和竞争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很少对主题提出质疑，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机构控制着这些辩论中的话题选择和结构重组。这些适应大众化要求的辩论，在准备阶段，就已经将消息进行消毒，将可能造成分歧、导致排斥、引发震惊的言论加以提炼，从而制造出一些伪狂放之人在周末重要节目中大胆直言的假象。这样的节目不可能有任何改进的可能，因为其内容和形式追求的就是适应公众的精神和智力结构！还要加上那些习俗风尚和职业道德的“良知指导者”们所绕进的死循环：节目想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盖着奴颜卑膝、犬儒主义、追随大流、墨守成规的烙印，他们长着一副容易弯曲的脊梁骨，顺应着市场的价值观，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逃离和抛弃所有的职业道德和道义伦理。
然而我们可能要求这些有着好心，尤其是好处的，被邀请来的人批评他们赖以为生，将他们的言论加以传播的电视吗？尖锐的问题。在吊死过人的房子里是不能提到绳索的。
新闻战争：通敌者，抵抗者……所有人都串通一气？
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不言而喻是经过挑选的，而这种挑选则是由主持人的判断力和或多或少的潜意识自我审查决定的。在接受那些他喜欢的或他感兴趣的人的同时，电视却将应视所有公民为选择对象的原则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轻易抛弃。
那些“好客户”当然可以上电视。他们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质问主持人，无懈可击地表演着。具有天赋的演员，奇闻笑料和文章警句的朗诵者是最受欢迎的人，政坛头面人物也是。塞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富有魅力的）的形象，套用保罗.维瑞里奥的公式，“视觉上的正确”，变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长期以来，“相貌”总是比内涵更重要。就像那些辩论节目中配合默契的伙伴和主持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外表醒目的“优质货色”，然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发表用后即丢的一次性废物见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定时间间隔里总能看到同一些的多产作家担任嘉宾，目的就是向这些人愉快地保证他们永远都在邀请之列。在这样的节目中，无论政治正确的猛烈攻击，还是混淆视听的仗义执言，这份“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换取公众的最大兴趣，以攫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对于电视节目这种过分追求耸人听闻效果和迎合高收视率需要的做法，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评论家……），还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曾加以分析。他们认为，电视首先决定哪些事件能激起大众的最初级情绪反应：愤慨、恐惧、慈悲、甚至具有攻击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电视募捐、海啸、被袭击的流浪汉、被冷冻的婴儿、恐怖组织、人道组织、体育比赛的兴奋剂……），然后将这些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以期“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将其导向“社会问题”的范畴。
然而，知识分子出现在那里，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试图减低由新闻从业者、兼消防员、兼纵火者点燃的“情绪之火”的灼伤程度：戴安娜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苏珊大妈的奇迹，或者迈克尔.杰克逊之死。我们需要忘记这些我们的（和他们的）苦难，分享人道的温情。
很显然，人们越是通过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到自己，越具有抵抗的能力，抵抗审查机制，抵抗收视率的压力或者微波炉式的思想。然而有些人正相反，更虚弱的他们天生就倾向于合作，无条件地屈服于敌人，屈服于商业和经济的法则……这般特洛伊木马们的优点在于，既不让电视台担心，也不令记者们害怕。被美人鱼歌声般的金钱诱惑着，被“在电视里被注视着”综合征所刺激着，他们只想着被注视，而且是被好好地注视。他们选择不去怀疑那些"官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更不去抗争被工具化的命运，就算影响自己的名誉也在所不惜（失明了？）。他们是听话的仆佣，热心的创意人，而却并不一定是利益的分享者。
这是你帽子里的兔子吗？
“德摩斯提尼（Démosthène），波舒哀（Bossuet），饶勒斯们（Jaurès）今安在？是规定条件扼杀了他们，”保罗.维瑞里奥自问自答到。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既然电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那么在来表达言论之前应该自问：“我要说什么？怎样说？是否要适应这个媒体？这些话是否值得让所有人都听到？是否必须让所有人听到？要说出这些话是有条件的吗？等等。”
电视要让人看，要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影像的世界是被字词控制的。字词制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高枕无忧的安心……破坏（那些智能机器人或所谓社会渣子）和谎言。
影像（“Image”改变字母位置就变成了魔法 “Magie”）具有制造“现实效果”的能力，被人看了，并且相信了它所呈现的一切。电视的危险就在于它尝试建立一种真实，并运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此一目的。幻想是可以赚钱的。
别碰我的位子！
电视拥有进入憧憬中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裁决权。在实施中，无论谁都可以享受十几分钟，或者更多的，变成名人的生活。然而，这种谎言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保罗.维瑞里奥哀叹到：“工业化传媒享受着极大地败坏民主法则的乐趣。事实上，如果说电视，还有受到影响的报刊，在原则上不具有发布虚假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法规非但对它们拥有的这个超出权限的说谎权利视而不见，相反地，却审查和禁止那些让它们感到不适的，和可能损害它们利益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