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若愚著作出版之后，美国词学研究的风气较从前为盛。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是一部有影响的词学专著，大陆曾有文章评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有中译本（李奭学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刘若愚为此书写了书评，摘译如下：
近来越来越多的关于词的英文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很是令人欣慰。在本书导言一章，作者首先描述在唐朝文化传承过程中词的出现，并把文人所写的词与上世纪末于敦煌发现的通俗曲进行比较。然后，她提出以“小令”（“小的曲子”如短的抒情诗）形式出现的早期词，是由绝句或四行诗发展而来，而后又发展成为两段的形式。
在第二章里，作者论述领导新词派的两个先驱——温庭筠和韦庄。她将前者的“含蓄之词”和后者的“直率之词”作对比，并把前者的词描述为“意象呈现”后者是“直观表达”。这大体上与传统观念一致，即温庭筠是婉约（孙康宜翻译为“小心地克制”，但我宁愿译为“间接而简明的”）词派的奠基人，韦庄是豪放（“英雄式的狂热”或“强大而自由的”）词派的奠基人。
在第三章里，作者沿着李煜词风发展的轨迹，特别地强调李对两段结构发展的贡献以及他对词的叙述性和描写性元素的引入。抒发情感由一种向另一种的发展变化，通过两段结构的形式得到强调，这是李煜词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后期的词很少不是按照这个组织法则来创作的。
第四章主要介绍抒情词人柳永——慢词（“缓慢的抒情词”如较长的抒情词）的主要推动者。特别关注他对“领字”的使用，如引导并列或从属结构的几句诗句的开头音节。作者注意到柳永词的叙述性和描写性元素在抒情表达中的结合，并用这样的话来总结他的成绩：慢词理论经历几百年的发展，相当大程度上由柳永词的有序结构、个性化的华美辞藻及性质影响而成为一种惯例，而柳词的特征被认为是依照小令美学理论而来的例外。（157页）
在最后一章，作者论及苏轼的抒情词及其流派，并与苏自己的诗歌进行对比，这样可以显示出一般的差别。她相信，对苏轼来说词“已成为观察表现生活中的审美体验的非常好的手段”，她也相信，“贯穿诗歌的自我实现标示抒情诗词的最独特的功能”（165页）。她进一步注意到，苏轼是“第一个用很长的序来揭示写作背后隐藏的强烈而热切情感的词人”（166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不仅代表开拓传统词人的视野这个长久而持续的过程，而且，向深层次的意象表达迈出重要的一步”（205页）。这最后一章之后就是简短的结语。
当然，上面的概要对本书中许多有创见的评论是不充分的。学习中国诗歌的学生会发现，不论在什么时候反复查阅它都会有收获，特别是有关结构方面的细微之处。
在另一方面，如果，每一首诗或每一位诗人境界的特性不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每一位诗人的典型方法与其外部自然境界和文化境界互相影响，那么，过分关注结构和语言的分析就不能总为我们详尽讨论诗的特色提供足够的空间。
同样，作者倾向于用二分法看事物（例如，“含蓄意思”与“直接意思”，“想像语言”与“抒情语言”，“文人词”与“通俗词”），这固然可以消除对中国抒情诗以及整个诗歌特性的模糊性的误解，不过中国诗包含各种元素的综合——语言的、文化的、文人的、艺术家的——而不仅仅是任何层面上的相反两方面相互争论的结果，更不是严格执著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作者意识到过于简单叙述和简单分类的不妥，其可取之处是告诉读者不要犯这类错误。
最后，作者重点强调一些相对被忽视的正统词人的创新，像冯延巳、晏殊、欧阳修和秦观，他们的词本身具有内在的审美价值，就像讨论过的那些一样。这样，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是，特定的一个时间跨段间全面的词的体裁历史，它仅是一个对早期词发展的重点部分的导论（或者说用作者自己的术语来讲是“里程碑”）。
密歇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著有《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该书把南宋的格物观念应用在咏物词的研究上，揭示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刘若愚为此书也写了书评，摘要如下：
林顺夫的书主要是关注姜词内在的特征和它的历史背景两个方面。在长长的引言中，作者描绘了姜夔居住的及描写的社会和文化的环境。认为南宋在艺术、文学、哲学方面发生的各种重要的变化并非处于衰落时期，这些因素对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发展有益。引言主要的意思，是说姜夔和他的后学者所写的咏物词说明在13世纪末一个新的诗歌意识发展起来，这个新的诗歌意识包含了“重归自然”，即从以自然为背景到自然被描述成诗歌核心的转变。这个新颖而有趣的论题在第三章中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章《诗歌的状况和诗歌写作实践》中，林顺夫研究了许多姜夔的词序和词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区分了仅提供的信息的序言和那些在它自身被看作是艺术实体，但和词结合起来形成更大实体的序言，所有这些都很明白；然而，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提出了：如果没有序，当词被实际上演唱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是听众比读者的经验少么？林顺夫没有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更深的问题，即关于词和音乐间，主体部分和表演之间关系的问题。可能林顺夫或其他的一些学者会在将来探究这个问题。
第二章标题为《情感的过程》。在这里，林顺夫详细地对比了律诗的结构和那些特定类型的词的结构。受苏珊·朗格的诸如“情感形态学”的诗学概念的影响，林顺夫把每首词的结构看成是情感和认知能力表达的一种形式。由于林顺夫相信一首词的结构体现了情感的过程，而这种翻译看起来已经相当大地改变了情感的过程。第二章以一节对虚词的论述作为结束。
在第三章《重归于物质》中，首先引述罗伯特凯洛和罗伯特斯固对抒情词的定义：“在直接表现中只有一个演员，诗人或他的代言人，或唱，或沉默，或说话让我们听见或偷听到。”（143页）在引述了他们的论述之后，林顺夫讨论了姜夔词独特的抒情性质并评述道：
如果自我为中心被赋予这样的意思：他把自己看成是词写作实践的开拓者和中心，那么可以说姜夔本质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他有创新意义的不仅在于他反映了周围的世界，而且外部的世界也常常成为他内心情感的直接的提醒物。在这个奇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过程中，作者与世界在他的实践中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里，“自我为中心”这个词多少有点误导，像林顺夫他自己好像意识到的，因为它模糊了杰奎马瑞丁提出的“自己为中心的自我”和“有创造力的自我”之间，以及作为有经验的诗人所生活的世界和诗歌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区别。
继续我们的讨论，林顺夫不同意文艺批评家夏承焘对姜夔词的牵强分类并总结道：
在姜夔的抒情词中，人们通常会听到“情感的声音”，但实际上并未提到“我”。很矛盾地，这些“情感之声”代表了抒情主体所有的情感。以出现在13世纪末的激进的艺术形式为背景，甚至在他的咏物词里，仍然包含有“情感之声”。当然，重大的不同是在作品中要求的想像力，以从抒情主题全部之感情体现转为物体了。
为举例说明他的论题，林顺夫将罗马人杰克森的隐喻和借喻在语言中的作用之区别，用在姜夔后期一些咏物词与有同样体裁的早期作品——也包括姜夔自己的作为对比上。林的解释是如此的令人佩服，但刘若愚不能完全确信。刘认为抒情主体向物体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完全新颖的：在一些晚唐诗中有相似的表达模式，比如李商隐的“泪”。然而，林顺夫当然远远超出了先前的批评家们，他们坚持认为读完所有的咏物词是个讽刺，或认为它们仅仅是个形容。
该书是以《隐退的结束》结尾的。林顺夫详细描述了直至宋朝结束的咏物词的继续发展。这里有一个对姜夔十七首词的翻译组成的附录，但不包括在文章的主体部分。
此书融合了严谨的学识和娴熟的方法技巧。学习中国词的学生应像读那些宋文化史的书籍一样，也来读一读它。
美国之外，加拿大最有代表性的词学家是叶嘉莹教授。叶教授的高足、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方秀洁（GraceS。Fong）博士的专著《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在北美也颇受关注。
刘若愚本人也没有停止词学研究的步伐，在其后续的《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一书中还有精彩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