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1年前，克施在贝斯沃特犹太会堂行过必须的成人礼后，他就再没进过会堂。克施的父亲是迫于妻子及岳父母家的压力才出席了成人礼。整个仪式进程中，他一直在开玩笑，下午在摄政公园散步时，他还在开玩笑。如今克施人在耶路撒冷，无数次地进圣城，却从未踏进任何犹太圣地的门槛。他去过很多教堂和清真寺，几乎都是跟着罗斯去的，罗斯就圣墓教堂上画有十字军东征纹样的门楣以及哈兰壁画上令人惊叹的阿拉伯花式做了演讲，克施则装出一副对上司演讲感兴趣的样子。他现在怀疑自己远离会堂是刻意要表明中立。他并不怎么遵守犹太律法，但对这里的人而言，他的宗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哪怕对克施来说这不过是个名义。
克施踏入的这间屋子，不论外观，还是给人的感觉，都像是狭小而潮湿的酒窖，最多也就能容纳二十来个祈祷者，一层薄帘将女人们隔在狭窄憋闷的一角空间。在那阴冷的角落里，虔敬者的妻女们可以听到，却看不到他们的男人在做些什么。圣殿采光似乎仅靠一扇窗，虽然也有几道铅笔线似的光柱从屋顶小洞射下。
索尼菲尔德拉比坐在约柜前，约柜很粗糙，简单的一只木箱，挂着黑色天鹅绒帘。在他身后靠墙立着一张黑色大理石桌，桌上摆满经文匣、祈祷巾和祈祷书。三排木钩，一件黑色外套和一顶黑帽挂在木钩上。
看着克施走近，索尼菲尔德敲了敲脑袋。克施一进屋就摘了帽子，现在赶紧戴上。克施朝左右看了看，拉过一张椅子坐到拉比近前。
“很抱歉打扰您。”
拉比摆了摆手。
“对您来说这不是什么棘手的案子，克施警长。雅各的子孙用起了以扫的手段。棘手的是揭穿事实，并促使你的政府根据事实采取行动。”
“对不起，我不明白。”
“你以为呢？雅各·德·格鲁特是个大好人，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他是我们的杰出代言人。我们的敌人希望他能像坟墓似的一声不吭，就把他送了进去。”
“你们的敌人？”
“你以为会是谁？这些凶手。看到他们堕落到何种地步了吗？我对我的信徒们说了一遍又一遍，‘远离那些邪恶的复国主义者’。我也这样劝你。”
“好吧，我给您透露些消息。我们从一位目击证人那里得到情报，已经抓了批年轻人。”
“好啊。”
“年轻的阿拉伯人。”
拉比愤怒地举起手掌。克施的父亲拿伦敦的超正统派犹太人开玩笑时，常会模仿这一夸张举止。
“那你们可就犯了大错。”
“应该没错。”
屋顶上悬着的油灯发出暗红色的光，象征上帝的永恒火焰。帘子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戴头巾的女人走出来，把尘土扫到屋外。克施记得当年全家人一起开车去南方海边避暑，途经坎特伯雷大教堂，他父亲站在教堂里，仰头凝视穹顶，“看看这地方，”父亲说，“我们的人中居然没有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真是奇迹。难以置信我竟然没有皈依。”他这样说是为了给克施的母亲添堵。不过不管怎么说，在这石墙环绕的憋闷会堂里，克施明白他父亲的话或许有些道理。
“给我个理由，”拉比接着说，“说说看一个阿拉伯男孩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觉得阿拉伯年轻人一冲动就会杀犹太人吗？”
“衣服，或许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怎么回事？”
索尼菲尔德耸了耸肩。
“我已经告诉你谁是杀人犯了，难道要我把你该做的事都代劳？”
“您能把德·格鲁特先生的敌人的情况再说详细些吗？”
拉比直勾勾地看着克施，一言不发。门外传来自行车铃声，紧接着就是薄薄的车轮的刹车声，随后是愤怒的叫喊声。
“德·格鲁特先生上周五晚是在这里祈祷的？”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
“然后他就回家了？”
“问那个女人。”
“女人？”
拉比站起身。克施没想到他有这么高，也就比自己矮一英寸左右。索尼菲尔德从衣钩上取下帽子，走到会堂门口，用意第绪语对在后屋扫地的女人喊了些什么。克施扶住拉比的胳膊。
“有些欲望，不是每个人都能靠毅力控制的。克施警长，包括雅各这种想做好事的人。”
“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不在我们这儿。”
“请坐，拉比。”克施坚决地说。拉比看了看扶在他的小臂上的克施的手。克施意识到自己的唐突，马上把手拿开。他从制服兜里掏出铅笔和笔记本，递给拉比。
“姓名、地址，拜托了。”
拉比叹了口气，坐回到长凳上。他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了个名字。
“我就知道这么多。”
克施看了一眼。
“地址？”
“去这里打听。”索尼菲尔德又写了些字。
“谢谢。”克施尽量以警察的口吻说，但又不愿显得太生硬。
索尼菲尔德抬起头。
“英国犹太警长克施，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组合。”
“恐怕多数人不这么看。”
“他们怎么看？”
“我想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个可怀疑的组合。”他在想乔伊斯，想她如何指责他“站错了队”。
索尼菲尔德笑了，克施立刻后悔被拉比套出了话。
“在犹太人眼里，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眼里，是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眼里，是这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人，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吧。”
克施不愿继续谈下去，突兀地转移了话题。
“您知道德·格鲁特先生正在筹划去伦敦吗？”
拉比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您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伦敦吗？是一般旅行，还是另有目的？”
“一般意味着并非所有犹太人，也许我该说并非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复国主义者，应该提醒英国政府。”
“就为这个？”
“还能有别的吗？”拉比索尼菲尔德耸了耸肩，“那么你，克施警长，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同情复国主义者吗？”
“我没有立场，”克施答道。再一次，他马上后悔这话不该说，可他又禁不住想补充，似乎要解释自己为何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我哥哥……我哥哥被杀了。”他没再往下说，而是对拉比宣布：“改日再谈。”
“也许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祈祷。”索尼菲尔德答道。
“我看不必了。”
会堂只有一间屋，越来越热，令人难以忍受，也有可能是因为克施感到憋闷，想逃出这狭小的空间。克施的父亲不论在多大的会堂都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比祈祷中的信徒更让他不自在了。哈罗德·克施只信仰个性，祈祷犹如挑衅他的“个性圣殿”。克施拽了拽衣领，他必须出去，离开这个麻秆似的拉比，以及他的黄牙。
“如果您听到什么您认为有用的情况，请通知我。”
拉比点点头，克施似乎从拉比的点头中读出了另一番意味，他似乎在说别摆出自以为是的样子吓唬人，没用。
克施离开了会堂。他的车在修理厂，需要换个排气管，要等一周才有货，他只好向警署的一个朋友借了辆摩托。克施一脚发动引擎，又看了一遍拉比写的字条，朝圣约翰医院开去。到医院时，已是黄昏时分。克施走在医院走廊里，两边是茶色的墙壁，一间间的病房里，病人们躺在仿佛巨大婴儿床般的铁架床上，罩着蚊帐。护士们戴着黑白双色帽，帽子两翼用卡子别住，修女一般——其中也许的确有修女。不过德·格鲁特的女人应该不是，听着不像。
克施没找到她。身材魁梧，还佩戴着战前土耳其新月标志的护士长告诉他艾丽斯去拿撒勒会友去了，几个从英国来的朋友。她周日下午要上班，也许明晚会回到耶路撒冷，也可能周日上午才回。
“你有她在拿撒勒的地址吗？”
“只有她在耶路撒冷的地址。”
“可以告诉我吗？”
坐在桌后的护士长起身走了两步，从木文件柜里拿出一张纸，给克施抄下地址，字很大，前倾，连笔，似乎满怀希望。
“艾丽斯有麻烦吗，警长？”
“我想没有。”
克施向她打听德·格鲁特，“护士长可曾见过他？”
“他来过一次儿童病房，”护士长答道，“他带了小礼物，我们很感激。”克施觉得她是现在才知道德·格鲁特和她手下的护士有染。
“你不觉得奇怪吗，”克施问，“一位正统犹太绅士给阿拉伯孩子带来礼物？”
“一点儿不奇怪。我们认为真正的慈善是不分宗教的。”
回家路上，克施从蹲在路边的女人那里买了些杏仁。到寓所时，天色已晚。克施坐在阳台上剥着杏仁。夜色清朗，星辰迢迢，似在邀人与孤独签约。他还能闻到医院的气味，樟脑和碘酒。他记得那次伦敦空袭。他和母亲被困在了伦敦东区。他们怎么会在那里？跟什么珠宝商有关。当时克施16岁，他拉着母亲，跟着人群往里尾路伦敦医院方向跑。他们仓皇跑下楼梯，坐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母亲叠起她那件典雅的红外套当坐垫。病人们穿着厚厚的病号服，相互搀扶着。护士扶起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克施记得有人不停地咳嗽，空气中有股恶臭。克施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他觉得人们在以那种看逃兵的不屑目光盯着他。他想干脆对他们说：“我还太小。”约莫过了一小时，德国人的齐柏林飞机过去了，危险解除的笛声响起。
想到此，克施突然想写封家书，从厨房桌子的抽屉里拿出钢笔和纸后，他却没了那份好心情。对未来的憧憬替代了对过去的回忆，和乔伊斯一起远游，他又把她丈夫抛到脑后了。克施想象着乔伊斯的脸，灰绿色的眼睛，细细的柳叶眉，白发在脑后束起。略微有些肉感的鼻子，丰满的嘴唇。他想他或许爱上她了。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