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委发言时，万里不时插话，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或批评。会议结束时，他又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指出：中央九号文件给你们指明了方向，上级领导给你们承担了责任，现在要求你们挺起腰杆，批判派性，加强党性，带领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在3月底以前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希望徐州分局迅速变后进为先进，在全国铁路系统中带好头。
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被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大快人心。
乘着形势好转的时机，万里要求徐州分局党委抓紧时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受冤的、批错了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昭雪和改正。人们从心底里拥护中央九号文件，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
批判派性，抓坏头头，平反冤案，仅仅10天，昏天黑地的徐州初见晴日。
阻塞严重的津浦、陇海两大干线在徐州枢纽实现了畅通，长期欠产的运输计划4月份提前了3天完成。“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不再仅仅是口号，更成为实践与行动。据万里后来说，徐州问题解决之快，是他始料不及的。
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由万里汇报传达贯彻中央九号文件解决徐州问题的情况。
会议的最后，邓小平作了总结。他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铁道部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值得大家很好学习。铁道部门也要开个会，检查一下九号文件贯彻落实的情况，总结一下经验。对那些闹派性的单位，不能再等待下去，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限期解决。
4月份之后，万里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郑州铁路局。在中央的支持下，他三下郑州，先撤掉了新乡分局造反派头头邢介江的一切职务，后又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一切领导职务，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在郑州局进行艰难整顿的同时，铁道部对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也相继进行了整顿。他们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在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调整班子，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平反冤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铁路的整顿立竿见影，对全国工交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首战告捷，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邓小平主持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严肃批评。
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使一切推诿与塞责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过去一谈问题，就是铁路运输的影响，似乎一切问题都由于铁路运输造成的，一切罪过都是铁路的。”邓小平在3月下旬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对各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铁路上去了，你们怎么办？”
3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研究中央九号文件的贯彻情况。在听取了铁道部长万里的情况介绍后，会议明确指出：中央九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这样，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随着整顿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原煤、化肥、水泥、发电量、内燃机、铁路货运量都呈迅速增长的趋势。1-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在交通、能源状况得到改善后，邓小平认为解决钢铁工业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5月8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实际上是总结推广铁路部门和徐州的经验，以“铁”促“钢”，对冶金部门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要着手大力解决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问题。因为，1-4月，钢产量与计划要求相比，累计欠产195万吨。相较之下，钢铁工业问题愈来愈突出。会上，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家大型钢厂受到严厉批评。这四家钢厂由于领导班子不团结，少数人闹派性，严重挫伤了工人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四厂欠产约占全国欠产量的一半。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他又到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会议的讲话中，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时，他还初步总结了整顿工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方针：
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在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22日，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指出了钢铁工业上不去的现状，分析了钢铁工业上得慢的原因，提出了把钢铁工业迅速搞上去的六点意见。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即中发1975年13号文件，批转了冶金部这一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欠佳的事实，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指出，只要领导认真抓了，欠产多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也会迅速改变面貌。
这次会议以后，工交部门的整顿迅速向前深入发展，并推进到其他领域，全面整顿的浪潮形成。6月底，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5月和6月，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此期间，伴随着整顿工作的初步开展，在政治局内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新的政治较量。
1975年，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全国开始了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姚文元、张春桥以学习理论为名相继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和“全面专政”的谬论。并别有用心地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口号，大肆进行宣传，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特别是邓小平。
对“四人帮”的挑衅和干扰，邓小平进行了坚决而又富于策略的斗争。他就张春桥、江青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随后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接着，毛泽东又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和搞“反经验主义”的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对江青等人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明确指出：你们的问题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都难讲。当时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发言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像政治局这样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严肃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与江青一伙进行的这场政治较量，挫败了“四人帮”
借学习理论煽动反经验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整顿工作的初步开展，“为全面整顿打开了通路”。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采取有力措施，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
根据毛泽东早些时候关于尽快结束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推动中共中央于4月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的受审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释放、交接、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还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举动，是周恩来长期斗争和邓小平直接推动的结果，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和使形势朝着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的整顿方针是卓有成效的，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感欣慰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于此。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还要通盘地研究。经他提议，从6月16日起到8月11日止，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做准备。
在讨论了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后，从7月2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分为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文教、科技十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业的问题，给整个工业战线的全面整顿提供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务虚会决定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这就是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起草工作先由主管工业和计划的副总理余秋里主持，接下来又由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抓。初稿于8月初写成，共十四条。
8月10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工业条例。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了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很多人不敢提它。邓小平认为，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他还提出了七条具体意见：
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
二、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个大政策。
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
五、抓好产品质量。
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
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明确指出，“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会后，这个文件的修改即在胡乔木的主持下进行。修改后的文件全文从原稿的十四条增加到十八条。修改稿完成后，9月交给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个企业座谈会讨论；10月又拿到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去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适时的文件，符合实际情况，有了这样一个“意识”，进行整顿有所遵循，加快发展工业就有指望了。大家都希望尽快使它成为正式文件下发执行。
在听取文件意见的基础上，胡乔木等人又对文件作了一个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于10月25日完成。全文共二十条，简称《工业二十条》。
《工业二十条》对工作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两个积极性、统一计划、以农业为基础、大打矿山之仗、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又红又专、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方法十八个问题作了规定。
《工业二十条》可以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邓小平主持定稿的《工业七十条》的继承和发展。它集中体现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概括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和工业战线初步整顿的经验，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一些谬论，提出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一个力图在经济战线上治理“文化大革命”之乱的纲领性文件。
本来，这个文件准备交给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下发，但这时形势突变，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个文件也就压了下来，既未能交付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也终于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下发。但是，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对当时工业的整顿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指导工交战线的拨乱反正，于1978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则是同1975年的那个条例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告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
“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把中国的一切都搞乱了。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人们的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乱了。虽然毛泽东也曾发觉“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敢抓生产？因为谁要去抓生产，就会被冠以“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唯生产力论”帽子满天飞，使得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已濒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低下。
邓小平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全面整顿，首先是经济生产领域整顿的工作。他以毛泽东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契机，力图从理论上冲破“唯生产力论”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