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再次对科技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敏锐，反复告诫人们，必须充分认识科技和教育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本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20世纪以前，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是按照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技术、科学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前面，而且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顺序。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所说：“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成就和它所展示的前景，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关系这个国家社会和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关系人民生活水平能否不断提高和改善。
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越来越迅速地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更加紧密。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整体，科技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它们的有机结合，才会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和全社会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全国人民的科技意识大大增强了。在解决了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和确立了发展科技的战略方针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我国以往的科技体制，在其建立之初还是基本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并在一定时间内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科技与经济的严重脱节。当然，这种科技体制是同我国以往那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缺少活力的经济体制相伴而行的，所存在的这些弊端，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反映。它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束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继1984年党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随即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部署。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邓小平这个思想指导下，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我们逐渐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通过改革，要形成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结合，研究开发与生产相结合的机制，推动科研院所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同时大力推进企业形成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以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教育体制。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不断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既要稳定和保证重大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攻关任务，使之持续发展，又要调动大批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要建立科研、开发、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提高开发创新能力，并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机构，合理分流人才。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按照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方针，不断优化配置和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办学机制和模式。邓小平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出人才、出成果。他反复强调，经济是核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三者必须一起抓。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培养和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是关系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强弱、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邓小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澄清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和“左”的思想影响下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观点。
十年动乱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问题，要把广大知识分子解放出来，让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起骨干作用。1977年5月24日，他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年8月8日和9月19日，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教育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冲破禁区，推翻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他明确指出，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培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尊重人才。他提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待遇要提高。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才难得呀！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在讲话中，他从理论与实践上充分论证了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这几个讲话，成为当时我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要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必须努力建造宏大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位置去认识。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其根据之一，就在于这段时间内，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他指出，我们要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他要求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做好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工作，真正发挥我国人才的巨大优势，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人才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要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他指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起带头人的作用。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982年7月26日，他在谈“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时指出：怎样把现有的知识分子用起来，需要一套办法。人才，只有大胆起用，才能培养起来。1985年他又说：“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础。邓小平特别重视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他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因此，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要解决好知识分子，特别是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要求各级组织和干部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为科技人员做好后勤工作。他以身作则，多次表示愿给科技、教育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他在1988年9月12日听取一次汇报时指出，要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他指出：“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他强调说，从长远来说，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过程中，考虑最多、最关心的是破除束缚、压制人才的旧体制，培养和造就人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加速经济建设的发展。1984年10月22日，他在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决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次年3月，他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提出，每年要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见实效；要通过改革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我国先后派出数万名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出国学习、深造，同时还有大批的自费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这批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邓小平同志始终对他们抱有厚望，热诚希望他们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并要求有关部门努力创造条件接待他们。1988年9月，他对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他强调：“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他深情地说：“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又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这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的话语，表达了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崇高品格，不仅是对广大留学人员，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献身于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李政道称邓小平为北京电子对撞机的“总设计师”。当今世界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学成果被有力推广，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科学与技术之间，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愈加密切。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相继跨过高科技时代的门槛，使这些国家在国防、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间进行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因素。
面对这样一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抱有实现现代化宏愿的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这位与历史和未来对话的战略家，发出了坚强有力的声音。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国基础差、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在新科技革命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既要着重推动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浪头的双重任务。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我们必须从长远的发展战略出发，积极发展高科技，为21世纪中国的全面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他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利用各种方式同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制定与决策。
1988年10月24日上午，刚刚过去的一场秋雨使北京更加舒爽宜人。位于北郊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一派节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