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发展又是核心问题。为了提高人类生存的水平和质量，世界各国，无论其社会性质如何，发展程度如何，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与腾飞的雄心壮志。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它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同时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为此，邓小平为中国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既表明我们制定的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又表明中国人民决心用100年左右时间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他设计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的现代化；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的现代化；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是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的现代化；是科技教育充分发展，人才辈出，全民族文化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现代化；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总之，是经济和社会共同进步、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百年图强”、“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主旋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备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5000年的文明古国，竟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制度腐败，历代反动政府屈膝媚外、软弱无能以外，还由于中国经济技术落后、国力不强，以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去对抗已经和正在为近代工业所装备的外国列强，是很难克敌制胜的。所以，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一方面为推翻反动政权而斗争，一方面梦想中国能够有自己的工业，能够实现现代化，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人民没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企图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办实业，使国家兴盛，结果失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旨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企图实施使中国能够具有西方物质文明的《建国方略》，终因反封建不彻底而落空了。一直到1949年，近代工业才只占国民经济的10%。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有了希望。毛泽东在参观延安的一次工业展览时说过：“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工业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他还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广大共产党人的共同意愿，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有了前提和可能。在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
1953年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总路线，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在经毛泽东主席核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除了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外，还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
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按照当时的提法就是要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也列入了上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也许是我们中国盼这一天盼得太强烈了，也许是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就可以跨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了，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冒进战略。
1957年11月，毛泽东以他那诗人般的浪漫气质提出了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目标。
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应地还提出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任务，原意是要多、快、好、省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不但未推进，反而延缓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1964年，在经过几年调整之后，经济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和10年前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时相比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把交通运输业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今天看来，这一改变是十分必要的。
有待推进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被“文化大革命”所干扰。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这一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步骤和目标。这个报告是由邓小平负责起草的。这一时期，邓小平还提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以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强调四个现代化是大局，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后来，“四人帮”“批邓”，主要就是批判他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真正能够为中国现代化进行战略构想，主要是在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振兴中华”、治贫图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愿望有了实现的保证。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一科学论断，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的总结。
总体上来说，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总的讲是不清醒和发生失误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一阶段是由不完全清醒转入比较清醒和比较自觉的阶段。
对于第一个阶段，邓小平曾总结道：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个阶段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4月，他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以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作过一定的阐述。党的十三大前夕，党中央决定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将此事先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道：“这个设计好。”随之，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根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目标。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概括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指出：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全党都要对这一基本国情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要认识我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要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首先必须抓住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经验教训。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的八大曾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发生的“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决抛弃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纠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并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实际出发，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根本任务，就是排除各种干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和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有的同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但在实际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某个方面的社会矛盾，忽视了主要矛盾，甚至把某个方面的矛盾置于社会主要矛盾之上，不善于通过抓主要社会矛盾来带动和促进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告诉我们：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呈现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善状态，因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具有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正是因为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他为中国制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才有了现实、科学的基础。
邓小平参观了日产公司后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人们发现，他以极大的兴趣参观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会给中国什么启示呢？这是邓小平访日的一个重要目的。
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邓副总理的访问“宛如台风经过一样，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竹内实还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