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
这年的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一个新的事物，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江泽民曾率代表团出国作专题考察，先后到过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地了解当地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汲取可供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借鉴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这是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的代表团。
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指示中，对两省的大胆探索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8月26日，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几点说明：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特定的地区内，鼓励和利用外国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和台湾省，港澳台胞和华侨很多，对外资和侨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两省的特定地区设置特区，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
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更广一些，是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
江泽民的说明，为会议的审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1984年2月7日，农历是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之中。大街小巷、楼前屋后，堆积着厚厚一层鞭炮碎屑。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地驶进了厦门车站。厦门经济特区——这是他此次视察特区的最后一站。
厦门，素称“鹭岛”、“海上花园”。清代人留下的“厦庇五洲客，门守万里涛”的诗句，是对厦门美景的绝妙勾勒。厦门特区差不多是和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同时起步的。1979年中央下发中发[1979]50号文件明确说，“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年的10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厦门西北部的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
8日上午，邓小平在福建省及厦门市负责人陪同下，行色匆匆，连续视察了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5万吨位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和已开始启用的厦门国际机场。
视察中，邓小平问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
项南答道：“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挥挥手：“就是应当飞出去嘛！”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鹭江号”游艇，环岛游览鹭江两岸的海上风光。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汇报省委对厦门特区今后建设的建议。项南说：
“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你们的意思是——”邓小平注视着在座的省市领导同志。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把省委的想法端了出来，“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要过地图，认真地察看着。少顷，他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海风和煦，海水湛蓝。邓小平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海面。海天相连处，金门岛的轮廓似隐似现，这似乎触动了邓小平，他又拿起地图。图上，厦门与金门近在咫尺。
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在一旁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论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不停地深深吸烟，思考着这一问题。
2月9日，邓小平来到了厦门的湖里工业区，这就是中央批准的厦门经济特区，看到的还是一个大工地。虽说到1983年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四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的办公室所在的综合楼外，工业区内成形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花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特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印花地砖厂尚未投入生产。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差距。
当时的厦门市市长邹尔君后来回忆说：“中央是1980年批准办特区，到1981年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动工。那时我们心里很着急。因为深圳、珠海进展都很快，而我们还在同土打交道，同石头打交道，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市委书记陆自奋也说：“厦门真正地动起来，是在1982年以后，这样在时间上的差距就比较大。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了厦门。”
在王震以及省、市主要领导陪同下，邓小平来到特区管委会二楼的接待室，听取邹尔君关于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接待室里有一盘精心制作的厦门经济特区远景规划模型。邓小平站在模型旁边，一边听汇报和讲解，一边思考着问题。
邹尔君回忆说：“小平同志1984年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我们比较慢，我们现在才抓这些事情，他就讲了一句话：对头。”接着邹尔君又说道：“当时最苦恼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要求扩大到全岛；二是在经济特区方面，赋予自由港政策。我向他汇报时，他点头微笑不答复。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你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作决定。”
当邹尔君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琢磨着题词的内涵。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理解更不尽相同。作为厦门特区建设的领导者们深感厦门特区的建设步伐与深圳、珠海特区的差距，对广大建设者来说无疑激发起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建设的激情。
2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又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根据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精神，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并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部署。”1985年6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厦门特区应当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厦门特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厦门经济特区又赋予了许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89年5月、1992年12月先后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和杏林、海沧、集美为台商投资区，在杏林、海沧、集美的投资实行经济特区现行政策，从而使厦门特区的范围实际扩大了两倍；1994年2月，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厦门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予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立法权。这些政策措施大大增强了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活力，成为推动厦门经济特区进入发展快车道的无形资产和巨大动力。
海南省委关于开发洋浦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继中国东南沿海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初见成效之后，邓小平高瞻远瞩，开始思考、筹划开发海南的问题。
作为我国第二大岛的海南，面积只比台湾小2100平方公里，与台湾在地理、自然环境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由于长期在战火威胁之下，海南没有投资开发，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大多数地区。1987年海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25元，仅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83%，全岛近1/6的人口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特区的实践已向人们显示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整个海南的面貌，使海南迎头赶上。这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交谈，并就扩大开放和特区工作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在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邓小平的倡议，得到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筹备召开全国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进行具体的设计安排，贯彻落实。
同年5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经济政策，中国进入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全面的改革”的时期；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通过关于海南行政区建制的决定；同年10月，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86年8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赋予海南行政区以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
邓小平的重要意见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加快海南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步伐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在会谈中，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创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思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邓小平难忘二十多年前视察海南时宝岛上的资源优势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此时他向南斯拉夫客人介绍海南时如数家珍：“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
他进而向客人乐观地预言：“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此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海南建省开发建设的可能性，一致认为：海南要实行比特区更特殊的政策，才能吸引外资，加快建设；海南建省，势在必行。会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南下海南，传达了邓小平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
同年9月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
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备工作的通知》。
1988年1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5月4日由国务院发布）。
3月8日至9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根据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地理和资源条件，国务院建议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
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
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海南人民欢欣鼓舞，隆重庆祝。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终于诞生了！海南从国防前线一跃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热点。
大特区理应积极、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超前试验。海南特区创建伊始，即确定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方针。
“洋浦风波”，曾使这个“天涯海角”之岛刹那间又成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