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经验可借鉴，只能靠自己去试验，去探索，去创造。既然是试验，邓小平始终这样提醒人们：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有点风险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他又坚定地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
改革涉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走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提出的方针是：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农村改革取得经验和成功后，邓小平及时指导我们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上来。他清醒地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经济体制改革称为我们“最大的试验”。
这场“最大的试验”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10月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仅半年时间，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快了一些，基本建设投资大了一些。对此，社会上和党内开始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议论，但邓小平心里是踏实的。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
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他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谈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他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改革越深入，步子越大，困难就越多，风险也就越大。每临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激励全党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他常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改革的艰难，强调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改革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方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他不断地向人们提出，要解放思想，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抓住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敢于试验，勇于实践。同时，他还反复告诫人们，在改革的试验中，既要大胆又要慎重，不能盲目蛮干，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又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
面对深化改革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加之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许多人，甚至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我们的改革问题上也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在改革开放中思想不解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了。
在这关键性的时刻，邓小平又说话了。
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重申了一个指导改革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改革大潮冲击着传统的经济体制，更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伴随着改革开放，许许多多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
从改革开放开始起，改革每向前走一步，每一项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的提出，每一重大理论观点的突破，几乎都会遇到姓“社”还是姓“资”这一令人胆怵的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举了两个例子：“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邓小平总结了集中反映在这两件事情上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由此来说明，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僵化观念，大胆地去闯，去试验。
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要取得成功，不能靠本本，本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而是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与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根本的、科学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实际上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部门在编辑《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时，针对邓小平60年代说的这句话在社会上的不同演绎和看法，以及为解决这个问题，曾请薄一波询问邓小平的看法。
邓小平的回答是：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1980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客人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1983年1月，在同宋平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道：“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到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形成了，它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而提出的一个实践标准和理论准则。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中，按照这一标准去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各项工作的正确与否，对于我们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驱除姓“社”姓“资”问题上的阴霾，大胆试验，努力探索，勇于创新，开拓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十几年后人们才知道，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自下而上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的。改革给中国大地带来了生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困惑。改革越深入，越向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改革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改革之际，邓小平就给了人们一个基本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们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在改革之初，我们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改革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探求的过程，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而且荆棘丛生，充满了“雷区”、“禁区”。但是，不改革没有出路，我们只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去寻找新的目标模式。
改革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回避不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传统的观念统治了我们几十年，改革每遇到这个问题，就令人们望而却步，步履维艰。
不破，不立；不告别过去，就不能走向未来。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当改革的实践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商品经济的大潮时，我们开始醒悟，走出传统观念所造成的思想误区，才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之后，我们终于认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这一目标模式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随之又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从而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这一目标模式的选择来之不易。
19世纪末，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1906年，列宁就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曾一度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准备“直接过渡”，“消灭货币”。列宁之后，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其特征是排斥商品流通，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调节作用，拒绝利用市场机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通过实物分配方法来管理经济。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搞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接受了苏联的经济理论，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之后，计划经济开始支配着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保障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保证国家利用强制力量集中资源从事大型项目建设，超前达到部分工业化目标，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实绩。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国有制为追求目标，搞“一大二公”，排斥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遏制竞争，使经济难以搞活；以平均主义为分配方针，抑制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的、指令的、直接的管理，政企不分，投入高，产出低等。这些，严重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党曾有所认识。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注意市场调节问题。毛泽东在“八大”前后也曾考虑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并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过批评。但是，由于不能突破传统的教条和模式，在“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干扰下，我们始终走的是一条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的道路，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失去了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实际已经逐步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也勇敢地探索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邓小平对创立这个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之初，我们党就开始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不足。1978年7月至9月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的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再次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等等。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明确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提法。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1979年3月，陈云指出：几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随后，我们党开始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并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所确认。
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的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样的本质性问题，十几年后人们才知道，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做了回答。
1997年，《百年潮》杂志刊印了邓小平1978年12月初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亲拟的手写提纲。这份珍贵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显然，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有了市场经济思想的酝酿。
在1994年增补后再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有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中，邓小平就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
会见快结束时，林达光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和敏感的问题。
林达光问：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