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篇“来信”及编者按反映了党内外及社会上一部分人一个相当大的疑虑，这就是“大包干”会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说：“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由此，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专门讲了农业问题。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产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再次谈到了农业问题。他说：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
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1980年5月31日，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次谈话无疑给这场争论做了裁决。虽然他未有明确说明农村改革应采取什么形式，但他实际上提出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谈话给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吃了定心丸。
但遗憾的是，谈话未能公开发表，只作内部传达。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会议提出，目前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形成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纪要》提出要支持群众包干到户的要求，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认为这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从此，农村改革由局部试验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
站在今天的高度看，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的评价尚不充分，但是毕竟从正面肯定了包产到户，统一了思想，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有了政策依据，对于推进农村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的故乡，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沸腾起来了。这个人口过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大省，与安徽省一样，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先兴起的省份之一。现在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在农村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接着，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改革开放的前哨广东以及以贫瘠黄土地著称的甘肃、享有中原咽喉之誉的河南和江南鱼米之乡的苏浙，也先后开始了农村改革的尝试。
继而改革的春风迅速吹遍了中国农村的每个角落。1981年，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逐步稳定到包产到户这一最直接最简便的形式上，开始进入它的美妙青春期。从1982年起，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出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农村改革。
到1984年，全国农村的100多万个生产队基本实现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承包责任制，这就给曾经在农村中普遍推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经济管理体制，打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改变了农村中“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消极怠工现象。农民欢喜地唱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不必劳驾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所有制的干部们指手画脚。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精耕细作，适时套种，合理安排农时、农务。人还是原来的人，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只是因为政策变了，人的思想变了，粮食产量也就增加了，千古未有的奇迹终于在神州大地出现了！
1984年，我国共生产粮食4.07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1亿多吨。
棉花总产量为625.8万吨，比1978年的216.7万吨，增长了1.8倍多。
油料总产量为1191.6万吨，比1978年的521.8万吨，增长了1.3倍。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喜事。当1985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的人均粮食已接近400公斤，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到了1984年，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从试点转为以整个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4年国庆节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令人难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难怪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曾信心百倍地说：中国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现在看，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过去农村很困难，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吃饱，能够穿得比较好，居住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村政策见效很快，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确定翻两番的目标是个鼓励。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农村改革推动了人民公社的解体。当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发布了改革开放的进军令之后，一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深刻变革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
随着农村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的试验和实行，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触及了农村管理体制的问题。
1980年，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出了一件新鲜事。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了20多年前的乡组织。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当时上面有个要求，就是先搞试验，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待试验一番后再定是否推广。
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公社的弊端，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大问题。
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团时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那时毛主席还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
要了解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不能不了解农村。要了解农村新时期的改革，不能不了解主宰中国农村9亿人口政治、经济生活达20多年的人民公社。公社解体1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在中国农村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实体，似乎正在被人逐渐忘却。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农民在受束缚的条件下如何生产和生活。但是，公社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模式，早已与中国的9亿农民，以及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他们的家属结下了不解之缘，融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年轮。
农村人民公社是从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58年建立到1984年结束，在长达27年的历史中，组织形式几经变迁，其规模从几乡一社、一县一社，最后基本固定为一乡一社；所有制结构从建立之初的公社所有，“吃饭不要钱”的乌托邦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最后稳定在以生产队（相当于合作化时期的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最初毛泽东肯定的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过3年的试验，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局收场，以后长期存在下来的则是按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27年的历史中，邓小平在实践中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农村公社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制度和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哪种方式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二是公社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不利于发扬人民民主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围绕这两个问题，从1961年以来，他同毛泽东多次发生严重的思想分歧。
而毛泽东则把这种思想分歧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也就是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革”后终于使人民公社解体的政治渊源。
尽管后世的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和观察人民公社。但是，要真正认识人民公社，就必须抓住这个制度的本质。公社的本质应该是替代中国传统村落的社会基层组织。公社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不如说更像是政治和宗法的产物。公社制度的形成应该说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农村传统村落组织相结合的结果。这两种不同本质的东西既冲突又融合，给制度本身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制度的特点和弊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社制度的总体性和专制性。公社作为农村的一个基层单位，实行党政不分、政企合一的体制。公社兼有党、政、军、群、商各种系统，兼管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甚至公安、司法和武装。形成党委一元化领导的封闭体制，俨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独立王国。
二是公社制度具有传统性和宗法性。公社的基础是由传统村落形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无论作为生产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具有强烈的传统宗法色彩，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和管理。公社的生产活动严格按计划进行，不允许有体制外的经济成分存在。绝大多数公社的经济基本上属自然经济范畴，能够提供给城市和市场的产品微乎其微。
三是公社制度本身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在公社体制下，农村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超经济的政治强制之下，这种强制不仅针对农民背离集体经济的行为，而且“从头管到脚，从生管到死”。长期以来，公社对人们的束缚是难以想象的，人们迁徙、流动、就业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公社往往通过法律之外的一整套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在那里各种“土政策”具有无上的权威。
在公社的重大问题上，社员没有任何发言权和自治权。公社窒息了人们的创造力，阻止了科技的进步，也极大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四是公社造成了农村和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公社制度的束缚下，农村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民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升学、就业、公费医疗、物价补贴等待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各种额外的负担使农民很难摆脱贫困的境地，农民成了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他们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努力和表达自己民主意愿的要求长期受到压抑。
从社会经济形态上说，公社算不上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只是一种复古和倒退，或者说是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空想的失败尝试。20多年公社的历史，并没带给农村希望和富裕，人们感受到的，只是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失望。一种制度如此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冲破旧体制的萌动就是不可遏制的了。
中国的公社化运动，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在政治权力的推动下，没有经过任何试验，只用了1个多月时间，就在全国一哄而起。到当年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就合并成2.6万个人民公社。
全国农民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把若干个一两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数千户乃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一平二调”，通过行政手段搞平均主义。把几十上百的经济条件、贫富不等的合作社合并在一起，一切财产上缴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农民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经常无偿地征用生产队的土地，调用物资和劳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和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引起农民的惊慌和不安，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动辄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公社还强调生产自给，取消一切商品经济，农村原来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