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精神，冲破阻力，毅然决然地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的新路，开始了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的第二次革命。
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步棋！
邓小平领导和设计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无论就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还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一次革命而言的，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深入和发展，但也不是简单的继续。那次革命后，我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使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必须来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才能扫除障碍，开拓前进，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除改革开放之外，别无他途。说起改革，有人曾做过统计，说它是当今中国人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改革已深深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那么，中国的改革源于何时，其行程怎样？
追根溯源，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发生在那时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次尝试和预演。照邓小平的话说，当时用的名称是整顿。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这样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为期9个月的整顿，邓小平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核心，坚持并发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行程。整顿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虽然，这次改革的尝试由于针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后来在毛泽东的反对下遭受了暂时的挫折，邓小平本人也再一次被“打倒”，但它反映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为以后的改革做了重要的准备。作为中国改革的先声，1975年的整顿功不可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建设“四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要变革与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认为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这时起，改革再次被提出来。查阅当时的文献，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强调了这个问题。然而，系统地提出改革的任务，深刻阐述改革的性质和内容的，是邓小平。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务虚会，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这次会议虽然还未能摆脱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影响，表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它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大胆地提出了改革的思想主张。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出：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李先念还就改革的任务提出了一些重要主张。这次国务院务虚会，特别是李先念的讲话，对于启发人们的思考起了重要作用，引起了党内的重视，使之成为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
同年9月，邓小平在访朝归来视察东北、天津等地时发表的“北方谈话”，也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他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习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要改革企业管理，加强民主管理。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
10月，党中央确定在这个月召开中国工会九大，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词。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将反复讨论后的致词再呈邓小平审定。经过几天反复缜密的思考，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李先念：“工大祝词，我又考虑了一下，加改了两段，这是比较重要的改动。”邓小平加改的两段为：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中央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致词。他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改革的号召，提出要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他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邓小平的致词反映了党的十一大以后党中央对四个现代化和改革问题的正确认识，初步明确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为一个多月后改革的重新启动起了重大作用。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重要的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这次会议突破了华国锋原定的设想，成了讨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纠正“左”倾错误、统一思想的会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对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对改革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更加理论化。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很多问题，“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历史转折的前夜，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步骤：“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引导我们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已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了比较明确和具体的战略部署和规划。
虽然这还是初步的，但标志着中国历史行程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永载史册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把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变成了具体决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
一场真正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事业，拉开了雄壮的序幕，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之船，启动远航了！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历史是最好的回答。
求富求强，是几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然而，实现这个梦想的历程是雄壮的，也是曲折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过成功的经验，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我们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邓小平曾多次总结过这段历史。1987年6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的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
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为什么要走改革的道路，一句话，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机体增添生机，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动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能否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沉重的代价。
1949年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即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接着搞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做得很好。“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从1957年开始，我们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由于多种复杂的国内国际原因，我们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未能冷静地考察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以及合作化运动后生产力发展较快等经验，作了较片面的总结，只注意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未能把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摆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未能坚持党的八大的正确估计，以致发展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由于党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注意力未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因而在考虑如何发展生产力时，也未能认真地研究生产力自身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而是片面地认为只有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道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困难，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转，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如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这10年中，许多怪现象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