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坦诚宽阔的政治胸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陪同人员、翻译和记录人员，也感染了女记者。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女记者从毛泽东主席晚年身体状况谈起，直接问起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她接住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的话头说：“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
女记者谈锋甚锐：“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
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问话像连珠炮式地接踵而至，虽然语音不高，其中还掺杂着女性柔软的音腔，甚至脸上也不失女性温和的微笑，但所提的问题分量却是很重。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中，完美、准确地回答上述每个问题，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这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邓小平镇定自若，像当年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时那般从容，只是侧了下身体，想使对方容易看清自己的全部表情。他停顿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讲：“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讲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来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应当提到，于是，邓小平回答道：“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女记者通过翻译，得知了邓小平谈话内容，明白对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何处？这正是她想进一步询问的。没想到，邓小平又主动地触及了这个在1980年还难以全面回答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对于林彪，奥琳埃娜·法拉奇并不陌生。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随后，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女记者又站在西方人士的立场上，像提“五个指头”的问题那样，把林彪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接着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放下茶杯的邓小平用近乎论断性的语言告诉注视着自己的女记者：“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伸出手指表示着自己的话意。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女记者明白，邓小平是在批判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很聪明的回答。
她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显然，对方问得得体、尖锐，邓小平答得机敏、准确。忽然，女记者问完毛泽东与“四人帮”、林彪关系的问题后，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奥琳埃娜·法拉奇注视着邓小平讲：“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是作为他的“罪状”列出的。消息灵通的记者知道这些不足为奇。
他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显然对上述回答感到满意，不过，她沿着既定的思路提出问题，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自然，下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了。她问：“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小平听完问话，目光转向窗外，他想到了周恩来，他与周恩来相识于法国那异国他乡。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问过他：“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回答：“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是的，留法两年，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惊险岁月，在江西“红都”，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中，在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病逝为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中，邓小平始终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治国治军，替周恩来分忧解难；周恩来病危，邓小平通宵达旦守候在周恩来身旁，安慰战友；周恩来病逝，邓小平强忍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他致悼词……总之，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一切真是太熟悉了。
当然，外界是了解不到那些内部情况的。比如女记者提到的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内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缺乏了解。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是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很少谈及而已。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批评过火。建国后，说他主张“反冒进”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对那些不实之词，对那些过火的批评，他总是泰然处之，并且严于律己，反复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想到这些，邓小平回答女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在有了上述背景交代之后，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
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是按照设计的既定思路，邓小平的回答也有着“一定之规”。对方问刘少奇、周恩来，以至于自己，邓小平就讲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好关系，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点，女记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所以，她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平静地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平和地讲：“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时间已快到中午了，访谈仍在继续，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是难以说清道明的，更不用说西方的人士了。因而，话题从具体的人物评价，又转回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创举”上面。
当女记者表示自己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
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循循善诱，讲要从制度方面解决。
当女记者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今后党和国家的局势发展能否顺利时，邓小平表示：“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
他满怀信心地说：“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提到粉碎“四人帮”，女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说：“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他接着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道。
邓小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女记者又问：“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要保留。”邓小平肯定地答复。他随后解释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是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共达4个小时。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仍然涉及了毛泽东主席。问题是这样由女记者提出来的：“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明白，这是在问毛泽东主席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是第一次交谈时最初话题的继续。
邓小平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回答：“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将慈禧和江青作比较，说明了女记者对中国近代史也是有所了解，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扬跋扈也有所耳闻。但是，对她与毛泽东主席的复杂关系，女记者毕竟无法详知。
还是邓小平告诉了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琳埃娜·法拉奇承认：“我们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