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话题转到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问题，他说：“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
“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我建议，明年开个全国教育大会，总结交流办学经验，奖励有成就的大学、中学、小学教师。这样的会多年没有开了。”
谈到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邓小平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树立好的学风。他特别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谈到后勤工作，邓小平要求后勤工作要为科研和教育服务，要甘当无名英雄，切切实实地为教育工作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像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拂着老科学家和教授们的心房，热烈的掌声伴随着激动的泪水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久久回响。从邓小平的讲话里，老科学家和教授们依稀看到了我国教育事业已走出乌云的笼罩，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曙光。
然而曙光的来临却倍加艰辛。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
44天，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人生辩证法，在黎明降临之前，所有的人都无法超越黑夜的过滤。
会议在沉重的气氛中进行。教育要上去，就必须改革现有的高考招生体制，而改革高考招生体制，就必须先搬开那个拦路虎——“两个估计”。可是否定“两个估计”，势必要触犯“两个凡是”的戒条——这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
会议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争论着，谁也不敢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最后，《人民日报》的记者穆杨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毫无结果的折磨，于是他召集曾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并写了一个关于“两个估计”出笼经过的《情况汇报》，把它送交给邓小平，希望邓小平能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他知道要扭转长期形成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仅靠一两次讲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必须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
1977年9月19日上午，邓小平专门召见了刘西尧等教育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进行了一次极其严肃的谈话。
他首先拿起了一份打印材料开了口：“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显然，邓小平要拿《纪要》开刀。明白了此意的刘西尧，脸上露出了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惊讶。
作为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有自己难以言状的苦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使他感触良多，觉得“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两个估计”又是毛泽东画圈同意的，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仍旧坚持“两个凡是”，因而要抛弃《纪要》，他又感到“心有余悸”，害怕触犯华国锋。
邓小平仿佛看穿了刘西尧迟疑不决的心事，于是单刀直入地开口说道：“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他望了望面前的刘西尧等人，加重语气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邓小平语气愈来愈重。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指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他在讲话的最后说：“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番言词严厉的话语，极大地震动了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
如果说刘西尧等人在“八八”讲话前后还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持疑虑和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在“九一九”谈话后，有了邓小平的坚决支持，他们便很快放弃了过去的立场，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算“两个估计”的错误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高等学校招生如何进行。就高校招生改革问题，有关方面曾多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但意见很不一致。是否恢复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改变“文革”中推荐工农兵上学的办法为从社会上直接招考学生，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9月6日，邓小平就高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对恢复高考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具体安排和意见。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一并讨论。”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27万多名经考试录取的青年跨入了大学校门。
1977年11月，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同时在18日的《人民日报》和第12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揭批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摧残教育事业的反动罪行。
接着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工作：一是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如署名池恒、程越、梁效、初澜、江天、齐永红、罗思鼎、秦怀文、翟青等的文章和一切有关内容，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二是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重本人表现，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废除“文革”期间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三是为教育界的冤假错案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四是工宣队撤出学校，恢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五是恢复和办好重点学校，确定全国第一批重点大学88所，其中恢复原有的60所，新增加28所。
六是恢复和建立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制度。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这样，像梦魇一般缠绕在知识分子心头多年的《纪要》最终烟消云散了，和煦的春风再次吹拂着教育园地含苞待放的花蕾。
邓小平提出：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错案、冤案遍及中华大地的后果。
如果不清理和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就调动不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进行“四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不仅受害者及其亲人盼望早日能够得到平反和昭雪，广大干部群众也要求中央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人们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愿望却受到了“两个凡是”的阻挠。
人们希望邓小平的冤案能够平反，也把自己平反的希望寄托于邓小平。
邓小平没有辜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希望。
1977年4月，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向华国锋派去与之谈话的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陈云、胡耀邦等人一道，推动了当时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著名文学家老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因不堪受辱，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7年，老舍夫人胡青给中央写信，要求为老舍平反，并作出结论。这年8月13日，邓小平对此作出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1977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将军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1977年10月2日，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邓小平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
1977年12月6日，在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上，邓小平指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1977年12月25日，在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的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上，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向中央写信，要求为著名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尽快做出正确结论。然而，在“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思想下，有关部门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亲属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并要求重新审查。
为此，邓小平亲自批示：“吴晗应该平反。”此后，吴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有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类似上述这样的批示、指示、谈话还有很多。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积极支持胡耀邦等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后担任常务副校长期间，先后组织了《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等文章，发表于当时的《人民日报》，从而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做了舆论准备。1977年12月，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更是大刀阔斧地带领中组部的同志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呐喊中，1978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他还说：有些历史问题，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就国内形势回答了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提出的问题。谈到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时，邓小平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当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他指出：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
3天后，邓小平又会见了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他对客人们说：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推动，对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方谈话：邓小平“到处点火”。
1978年9月，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活动。9月13日，邓小平离朝回国。
邓小平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滞留了一个星期。他先后听取了这些地方党政等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大庆油田、鞍钢、开滦煤矿等企业，并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近10万言的谈话形成了对中国未来走势有深远影响的“北方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