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简短的谈话，警长罗森没能使刘利预审宫放下心来。十一点钟，他来到第五大街。
阴霾的天气，肮脏的街道，天幕低沉得几乎压到房顶上。警长漫步的河岸边，富丽堂皇的大厦鳞次栉比，而河对岸却是满目郊区凤光：一座座工厂，一片片空地，卸货码头上壅塞着成垛的货物。
两岸景色对峙，洛河从中间流过，来往的拖船掀起了铅灰色的波浪。
即使隔着一段距离，西唐盖特小客店也不难找见，因为它孤立在一片空地中央。那儿杂物狼藉：乱砖堆，破汽车底盘，盛沥青残底的盒子，甚至还有几段铺铁路用的钢轨。
小店是两层楼，刷着难看的红色，门外摆了三张桌子，老式遮阳篷顶上有几个字：水酒——便饭。
可以看得出，顾客是一些搬运水泥的装卸工人，因为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工人们在出门的时候都跟系蓝围裙的店老板握握手，然后慢悠悠地朝着停泊在码头上的驳船走去。
罗森满面倦容，目光无神，然而这绝不是因为他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有一个习惯：经过一番凶猛的追逐，每当追踪的目标伸手可及的时候，他就放任自己松弛一下。如今，一种无名的厌倦情绪又涌上心头，然而他并不想驱散它。
警长看上了一家旅馆，旅馆正好和西唐盖特小店隔河相望，他走进营业室：
“我要一间临码头的房间。”
“要租一个月吗？”
罗森耸了耸肩——眼下不是跟他口角的时候。
“要住多长时间都由我！我是司法警察……”
“我们一间空房也没有。”
“好吧，把营业执照交出来吧！”
“这是怎么说的！……您等一等……我得给楼上的伙计打个电话，查查18号房间是不是……”
“笨蛋！”罗森在牙缝里低声骂道。
当然啦，房子立刻就有了。这是一家豪华的旅店。伙计过来间：
“要给您搬行李吗？”
“一件行李也没有。给我找副望远镜就行了……”
“啊？可是……我不知道……”
“快去！随便到哪儿都行，给我找副望远镜来！”
罗森叹着气脱下外套，打开窗户，把烟斗装满。不到五分钟，一副望远镜就送来了。
“这是女管事的望远镜，她嘱咐您要……”
“行了！出去吧！”
对西唐盖特小店的外观，他已经仔细看过了。
楼上一扇窗户开着，可以看到一张破床，上面横放着一条红色的大鸭绒被，床下一块羊皮上摆着花布拖鞋。
“这是老板的房间。”
旁边另有一扇窗子，关着；再过去，第三扇是打开的，一个穿内衣的胖女人正在梳头。
“老板娘，不然就是女仆。”
楼下是咖啡座，老板正在抹桌子。便衣警察赵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半公开红酒。显然这两个人正在说着话。
远处，在石砌码头的岸边，一个金发小伙子，身穿一件雨衣，头戴一顶灰帽，好象在监督从驳船上往下卸水泥。这就是便衣警察让威埃。在司法警察之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罗森的房间里，床头有一台电话机，警长拿起话筒：
“喂，旅馆总机吗？”
“您有什么事吗？”
“请接一个电话，要河对岸西唐盖特小店。”
“好吧！”声音很冷淡。
过了好一阵，罗森终于从窗户那儿看到小店的老板放下手里的抹布，朝着一扇门走去。电话铃响了。
“您要的电话接通了。”
“喂，是西唐盖特吧？请叫您店里的那位顾客接电话，……对的，不会错，那儿只有一个顾客。”
透过窗户，他看见惊呆的老板去通知赵富，赵富走进电话间。
“赵富吗？”
“是您啊，头！”
“我在你对面的旅馆里，从你那儿能看到我这儿……那个人在干什么？”
“正睡呐。”
“你亲眼见了吗？”
“刚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他在打呼噜，于是我就轻轻打开门，亲眼看见他缩成一团，和衣睡在那儿……”“你肯定小店老板没告诉他什么吗？”
“老板怕警察怕极了，以前他也惹过麻烦，我们吓唬他要收回他的营业执照，这下可把他治老实了……”
“有几个出口？”
“两个。除正门外，还有一个门朝着院子，让张子威在那儿监视着呢。”
“没有人上楼吗？”
“没有。再说，不从我身边经过，就不能上去，因为楼梯在柜台的后边。”
“好了，在那儿吃午饭吧，过一会儿，我给你去电话……尽量装得象个船主的伙计似的。”
罗森挂上话筒，把扶手椅拉到敞开的窗前。他有点冷，又去摘下外套，披在肩上。
“通完话了吗？”旅馆女接线员问道。
“完了。请给我送杯啤酒和一包黑烟丝来。”
“我们这儿没有烟丝。”
“那就叫人给我买来。”
直到下午三点钟，罗森一直在原处，望远镜放在膝上，手边的酒杯已经空了，尽管窗户敞开，屋子里还是充溢着强烈的烟草气味。
几份晨报脱手掉在地下，按警方的公报，各家晨报都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一名死回从中德监狱越狱潜逃！”
罗森不时耸耸肩，双腿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又分开。
三点三十分，从西唐盖特有人给他来电话。
“有情况吗？”他问道。
“没有。那汉子一直在睡觉。”
“什么事啊？”
“洛河街给我来电话，问您在哪儿，大概预审官急需跟您通话。”
这回罗森不再耸肩了，语气中倒显得很果断，他挂上话筒，继而又叫通服务台：
“请接检察院，小姐，我有急事。”
预审刘利要同他讲什么，他是一清二楚的。
“喂，是您吗，警长？到底找到您了，谁也说不上来您在哪儿，可是北京滨河街的人告诉我，您在西唐盖特安下了眼线，我又让人往那儿打电话……”
“有事儿吗？”
“首先，您那儿有什么情况？”
“一点事儿也没有！那个人在睡觉。”
“您有把握吗？他没逃跑吧？”
“跟您稍微夸大点儿说吧，眼下，我甚至可说是看着他睡觉呢。”
“您知道吗，我开始后悔……”
“后悔不该听我的吗？但是司法部长既然已经同意……”
“等一等，今天各晨报都刊登了你们的公报……”
“我看到了……”
“今天的日报您也读了吗？……没有？想法弄一份《哨音报》。我很清楚，这家报纸净搞讹诈，但还是应该读一读，您等一下儿，别走……喂，您还在吗？……我给您念念。《哨音报》杂文栏里，标题：‘国家利益’……您听得见吗，罗森？报上这样写道：
“‘今晨各报刊出了一则半宫方的公报，宣称已由北京重罪法庭宣判了死刑的囚犯、拘押在中德监狱严监区的****越狱脱逃，并称其详情“不可言喻”。
“‘我们可以在这里补充，越狱情况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可言喻”的。事实上，****不是越狱，而是被人纵逃的！这事件竟发生在处决的前夕！
“‘昨夜在中德监狱演出的这场“丑剧”令人切齿！虽然其细节还不可能详述，但现已证实，正是警方自己串通司法当局导演了这场假越狱。
“‘****尽知内情吗？否则，我们无辞以形容这个犯罪史上空前之举。’”
罗森把话听到底，没打一个寒颤。电话里预审官的口气变得不那么强硬了：
“您对此有什么高论？”
“这证明我作得对！《哨音报》不是独自找到这个口实的，也并不是六个知情的官员中的哪一个说出去了。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