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西南地区采矿业的发展，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私营化，为钱树的发生、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原材料基础和技术保证
一件完整的钱树，通常是由树体和树座两个部分组成的。钱树体的材质除极少数为铁质和铅质外，绝大多数都是青铜质地。据检测，青铜钱树体多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铜约为60%，铅约为22%，锡约为18%。钱树座绝大多数为陶质，少数为石质，极少数为木质。钱树的这种材质构成和金属成分，决定了钱树的生产必然涉及采矿业、铜器制造业和制陶业等多个手工业门类。这几个手工业的兴衰必然会影响钱树的兴衰。
西南地区矿藏资源十分丰富，金属矿产就有铜、铁、锡、铅、金、银等。古代许多王朝都比较重视对西南地区矿藏的开发和利用，据罗二虎先生的统计，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发现各种矿藏地点共约58处，而其中两汉铜矿9处，锡矿6处，铅矿3处。铜矿的开采更是在两汉采矿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时越巂郡邛都是与丹阳郡（今安徽当涂县）、汝南郡（今河南富波县）并列的三大主要产铜区，到东汉早中期，益州郡俞元、贲古、犍为属国朱提和越巂郡邛都更是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产铜区。这就为钱树的制造准备了必要的原材料基础。
汉代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西汉早期，铜器制造业的经营方式多元，铜器的生产经营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方式，官营分中央和地方两级，私营的参与者为富商和地方诸侯；（2）从西汉中期开始，铜器制造业的经营全部收归官营，由工官控制，铜器的制造和流通均被纳入了政府控制的范围，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不再参与，但到西汉末年，政府对铜器制作的控制逐渐开始松动；（3）到东汉早期，铜器制造业的经营方式仍以政府控制的工官为主，在稍晚阶段出现私营，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4）至东汉晚期，私营已成为铜器制造业的主流经营方式，政府工官机构逐渐退出铜器生产领域，大量的私人作坊不断涌现。西南地区的两汉铜器制造业亦大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特别是到东汉时更是形成了蜀郡和犍为郡（犍为属国）两个官、私铜器制造业中心，大量铜器由此产出并行销于区域内外。这种盛况仅从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三书所载西南地区汉代铜器铭文就可见一斑。这就为钱树体的制造提供了必要的生产场所。汉代铜器制造业在生产技术上亦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分段铸造连接成型的工艺日益成熟并得到普及。从四川大邑吴墩子西汉中晚期土坑墓出土的铜马、资阳兰家坡1号东汉早期土坑墓和贵州兴义万屯8号东汉墓出土的铜车马等来看，这一技术工艺在西南地区亦逐渐普及开来，这就使得需要分段铸造组装的钱树体的生产有了必需的技术保证。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制陶业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在汲取中原地区先进制陶工艺的基础，在陶土的淘洗、烧造火候的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陶制品的生产和使用领域也日益扩大，从最初主要生产日用生活用具，到西汉中期起开始大量生产随葬明器，再到西汉晚期开始生产仓、灶、井等随葬陶制模型器具，进入东汉，各类人物俑、动物俑、房屋、水塘等随葬陶制模型的生产和使用日益普遍，器形的设计和装饰更为复杂多样。制陶业工艺的进步为钱树座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而西汉晚期以来各种随葬陶制模型的生产，则为钱树座的设计和生产积累了不少经验。
总之，两汉时期西南地区采矿业的发展为钱树的发生、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原材料基础，而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私营化，以及制陶业的进步，则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证和经验积累。
（四）两汉时期企求升天成仙之类的宗教观念与行为的盛行，为钱树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推动力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官方的宗法性宗教，还是民间的各种宗教信仰，都已进入了比较活跃的状态之中，并且约在西汉末年制度化宗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而本土制度化宗教道教也于东汉中、晚期在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正式诞生。这些宗教活动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代文献中时有反映。西汉中叶，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东汉初，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皆易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上漏下湿，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益祸益祟，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王充《论衡?祀义篇》云：“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毕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如此等等。
在汉代各种宗教观念中，神仙信仰尤为引人注目。从西汉中期起，这种信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意识形态，拥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帝王、官僚贵族到平民百姓，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信奉者。在现实世界里，汉代人采用服食、黄冶、祭祠、事鬼使物等方式追寻他们升天成仙的梦想。而在死后的世界里，汉代人仍继续着这个梦想，在墓葬环境里他们以绘画的方式描绘出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等神人，九尾狐、凤鸟、三足乌、龙、虎等神禽瑞兽，以及祥云、天门、昆仑山等天界图像，勾勒出天国仙境的“景象”，模拟出通往天国仙界的“途径”，企求以此实现升天成仙，这是汉代丧葬艺术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
西南地区先秦时就是一个巫风盛行之地，到两晋时，各类宗教活动更显活跃（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在这种情况下，风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神仙信仰很容易与西南地区的宗教观念找到契合点，从而对西南地区的宗教观念和丧葬制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仅从考古发现的西南地区汉代画像中就可见一斑。考古发现表明，大约从西汉晚期开始，以画像的方式来表现宗教观念和升天成仙愿望的做法，在西南地区亦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到东汉早期以后，西王母、佛像、羽人、九尾狐、三足乌、蟾蜍、天门等反映升天成仙愿望的图像在该地区的画像墓中大量涌现。因此，受到汉代这种宗教氛围和丧葬艺术风尚的激发，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西南地区先秦以来的神树崇拜传统发展成为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造型艺术形式，是很有可能的，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事实上，在钱树上也的确大量出现了西王母、羽人、佛像、凤鸟等与天国仙境观念有关的图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两汉时期全国盛行一时的神仙观念，是钱树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五）两汉时期盛行于全国的厚葬之风，为钱树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外在推动力
两汉时厚葬之风盛行，“生者通过各种各样的丧葬手段，力图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财富再现于鬼魂世界。不但在操办丧事时大讲排场，以显示社会等级，炫耀社会地位，还要力求原样照搬地构筑死者生前的生活样式”。汉代文献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记载。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梗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国徭吏，素桑楺偶车橹轮，匹夫无貌领，桐人衣纨绨”，“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閤，垣阙罘罳”。《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诏书云：“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云：“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崇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
厚葬之风亦“吹向”了西南地区。《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载：“蜀土富实，时俗奢侈，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华阳国志?蜀志》载：汉时蜀地“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大约从东汉早期开始，巴蜀地区的汉墓结构逐渐变得复杂起来，随葬品日益丰富，到东汉中期，瓦棺和石棺成为常见的丧葬用具，以画像装饰墓葬的习俗也流行起来，这些都再现了当时这一地区厚葬之风的盛行。从本书第五章第一、二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出土钱树的墓葬中，不少墓葬的墓室结构都比较复杂，随葬品非常丰富，墓主多为无官秩的经济较为富裕的地方豪强，显示出钱树与厚葬习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钱树的产生和兴盛，既是厚葬之风盛行的结果，也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实物见证。厚葬之风的盛行，无疑是钱树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六）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钱树的兴盛和传播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度量衡制度的划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商业贸易日趋繁荣，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程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对于汉代商业的盛况，不少汉代文献都有反映。《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盐铁论?本议》云：“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王符《潜夫论?浮侈》言：“今（东汉初年）举世舍农桑，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市，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东汉末仲氏《昌言?理乱篇》文云：“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在汉代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西南地区区域内外之间的商业贸易亦进入了活跃的状态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西汉末年，扬雄在《蜀都赋》中说：成都市场“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埃勃尘拂，万端异类，崇戎总浓般旋，阓齐楚，而喉不感概。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之械，财用饶赡，蓄积备具”。西晋时，左思在《蜀都赋》记载东汉末年至蜀汉时成都的商业景象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西南地区汉代商业是如此的兴盛，以至涌现了不少因此致富的富人，西汉时有《汉书?货殖传》所载之“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的蜀郡临邛人卓氏，“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的卓氏同乡程郑，“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的蜀郡成都人罗裒，东汉时有《后汉书?方术列传?折像传》所载之“门户殖财日久”而“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的广汉郡雒县人折像，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之“有鱼池、盐井”的蜀郡广都大豪冯氏，如此等等。
在这种浓烈的商业氛围中，钱树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商业的气息，其表现主要在于，一是钱树通常分布于汉代西南地区主要交通线路沿线（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二是类型相同的钱树体、钱树座，以及形制、题材完全相同的钱树体枝叶、主干，常常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的钱树上出现，显示出了比较多的商业因素。钱树的这种商业气息，与西汉晚期以来西南地区丧葬活动中日益浓厚的商品化倾向正相符合。既然钱树与商业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后者的开展与兴盛自然会对前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前者的发展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商业是钱树在东汉时期兴盛和传播的润滑剂。
总之，钱树在东汉时期的兴起，主要是上述六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又以经济、宗教、丧葬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尤为显著，社会环境、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皆属于外部因素，而宗教观念和丧葬风俗则为内部因素。
第三节 钱树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
考古发现亦表明，钱树从三国西晋时期开始衰落，到东晋南朝时期最终消亡。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东汉以后钱树在数量、形态和分布地域上所表现出的衰落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却鲜有学者论及，即便有所讨论，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未作深入之分析。其实，同钱树的兴起一样，探讨造成它衰亡的社会历史原因，对于认识这种器物的演变规律，理解其文化特征，了解、把握西南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亦是钱树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导致钱树衰亡的原因亦是复杂多样，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政局的持续动荡，使钱树生存发展所需之稳定的社会环境全然丧失
一种文化或一个文化现象要想得到持续发展，社会环境很重要。社会环境安定，则文化或文化现象通常都能得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一旦社会环境长期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则文化或文化现象通常都会走向衰落。钱树的产生、发展和延续也不能例外。但是，在度过了东汉近两百年的稳定时光后，从东汉末年开始，钱树却逐渐丧失了这样一种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从东汉灵帝末年开始，一直到隋重新统一中国，西南地区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逐渐陷入了一种动荡不安之中，政权更替频繁，战事绵延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