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画像石上，常有一类图像，一些人作舞蹈状，另一些人作表演杂技状，学者称之为“乐舞百戏图”。这种图像在钱树上也有较多发现，出现在钱树的枝叶和树座两个位置上。
钱树体枝叶上的乐舞百戏图像共发现11例，其中图像保存较为完整者9例。根据画面的差异，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西王母为中心，各个人物开展各种乐舞百戏表演活动；二是人物之间的表演与前一种情形相似，但未出现西王母。前者共发现5例，分别见于四川广汉万福镇汉墓、成都市金牛区凤凰山汉墓、新津宝资山崖墓、彭山双江公社崖墓出土钱树及成都市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的西王母与杂技枝叶上，以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的西王母与杂技枝叶为例。该枝叶以略带弧度的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正中有西王母正面端坐龙虎座上，肩生双翼托住一华盖，龙虎座下有一案，案前竖一梯；西王母右侧有一人手持物面向她，其后有一人弯腰手持一物，此人身后有一凤鸟，鸟后有人曲身抓扯鸟尾；西王母左侧有一人手持一花束面向她，此人身后有一人正扬臂跳舞，其后复有一人正在表演跳丸，其后又有一人正倒立于三叠案上（拿大顶），其后有一树，树前跪坐一人。后者有4例，分别发现于四川三台胡家崖墓、绵阳石塘乡崖墓、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M2（M2：43）和宁夏固原北塬M5出土钱树的杂技枝叶上，以宁夏固原北塬M5钱树的杂技枝叶为例。该枝叶以弯曲的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图像从左至右分为四组，第一组正中为一似鹿似羊的带翼三角神兽，兽背驮一座建鼓，鼓上立一华盖，兽前后各有一兽，兽上各骑坐一个正在舞动长袖之人，二人头戴冠；第二组左边有一人右足踏一轮状物，左腿抬起，右手托一盘，盘内盛二物，左臂前扬，其前为一倒立的蟾蜍，蟾蜍身后有一人挥动双袖翩翩起舞，其后复有一人正倒立于三叠案上（拿大顶），三人皆头扎双髻；第三组左边有二人对舞，二人亦头扎双髻，右边有一树，树下置一篮；第四组右边有一展翅的凤鸟，凤鸟前面有一人头戴高冠，身穿宽带束腰长裤，手持一物作戏凤鸟状。
钱树座上的乐舞百戏图像，目前为止，仅发现1例，为1997年5月四川合江县白米乡崖墓出土的一件陶质钱树座，据说，其上有“舞乐百戏和天禄图案”，但未见详细报道，具体情况不详。
在钱树枝叶上，第一种乐舞百戏图像既以西王母为中心，且西王母皆作正面端坐状，则乐舞百戏明显是为西王母表演的，西王母是“观者”；第二种乐舞杂技图像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西王母，但绵阳石塘乡崖墓和宁夏固原北塬M5出土钱树上皆有西王母枝叶，且宁夏固原北塬M5钱树的杂技枝叶上还出现了汉代西王母图像志中的必要图像蟾蜍，而绵阳石塘乡崖墓钱树杂技枝叶下区有星象图，这种星象图亦曾在成都市金牛区凤凰砖室墓钱树和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的西王母枝叶上发现，三台胡家崖墓钱树杂技枝叶的形态与绵阳石塘乡崖墓钱树杂技枝叶非常相似，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可见，第二种乐舞杂技图像与西王母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仍可视之是表演给西王母“观看”的，只是西王母被移去他枝，或被“隐去”罢了。
在汉代画像砖石上，乐舞百戏也是一种十分常见图像内容，但多与家居生活类图像组合在一起，而几乎不与西王母之类的神灵图像共存于一个画面上，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西南地区，皆是如此。钱树则不同，乐舞百戏图像多与西王母尊神组合在一起。这是画像砖石乐舞百戏图像明显区别于钱树的地方。据刘太祥先生分析，汉代画像中的乐舞百戏图具有两重“功能”，一是表现汉代人宴饮以乐舞百戏助兴的习俗，二是反映汉代人通过表演乐舞百戏来祭祀、取悦神灵，企望以此得到神灵的护佑。钱树的乐舞百戏图既然以西王母为中心，则其自然与娱神有关，也就是说，这种图像应是汉代人祭祀西王母活动的一种反映。这符合汉代文献关于民众祭祀西王母的仪式的相关记载。《汉书?五行志》云：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不过，从这种图像所在枝叶上有带芒钱币、星象图、神兽瑞禽来看，它应该不仅仅是反映现实中人们对西王母的祭祀热忱，可能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即一方面反映出钱树主人对西王母的虔诚供奉，另一方面营造出一个欢快愉悦的仙境氛围，以便形成一个仙凡之间的感应，使西王母能够保佑墓主人及其子孙，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这应该是钱树乐舞百戏图像的主要象征意义。
第七节 钱树主要顶饰与枝叶图像综合分析
前面六节分析了钱树的一些主要图像，现在来综合观察钱树顶饰和枝叶的图像。顶饰和枝叶是钱树图像的主要所在，形态皆非常复杂，故本书选择性分析一些主要的顶饰和枝叶的图像构成，简要讨论一下它们的象征意义。
（一）顶饰
按照主要图像的差异，顶饰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顶饰以西王母为中心分布各种图像，共发现8例，其中6例的情况比较清楚，就图像布局而言，又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座下有一璧状物或椭圆形环，璧或环的两侧有蟾蜍和玉兔的形象，西王母头顶或是直接立一凤鸟，或是先立一璧形物，其上再立一凤鸟，茂汶钱树顶饰和西昌高草汉墓钱树顶饰、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和台湾若昧堂藏钱树顶饰的构图皆是如此，茂汶钱树顶饰在璧形物之外还有门阙以及挑钱行走之人，而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和台湾若昧堂藏钱树顶饰在顶端凤鸟与西王母之间还有一璧形物。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先生曾推测西昌高草钱树西王母座下的环形物为汉代昆仑山神话中弱水的象征，考虑构图的相似性，其余三例西王母座下的璧形物可能也有此寓意。另外一种是西王母仍置于顶饰的中心位置，其下主干两侧有蟾蜍和玉兔，西王母头顶有华盖，华盖上立一凤鸟或树形枝叶，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藏钱树顶饰和美国圣佛朗西斯科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钱树顶饰属于此种情况，这里以前者为例。在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藏钱树顶饰上，西王母身穿右衽衣，腰束带，笼手，头戴胜，端坐于龙虎座上，头顶有华盖，西王母座下主干两侧各有一龙形枝叶，枝叶根部分立蟾蜍和玉兔，龙首另插一枝蔓状枝叶，其间有猴和三足乌，而此枝叶上又插一树形枝叶，该枝叶由藤蔓构成，其间有猴、钱币、花瓣等图形，而西王母头顶华盖上亦插一同样的树形枝叶。在这一类顶饰上，西王母、蟾蜍和玉兔乃是核心的图像内容，由此可见，它所模拟的应该是西王母所主掌的仙境，而从西昌高草汉墓钱树顶饰的情况看，这个仙境很有可能就是昆仑神山仙境。在汉代神话中，昆仑山乃神仙云集之地，是人们向往的乐土所在。纬书《河图括地象》云：“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
第二类，佛像为图像的分布中心。仅发现2例，分别为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钱树顶饰、四川资阳雁江区狮子山崖墓M2：49钱树顶饰、安县文管所藏钱树顶饰，三者图像几乎完全相同。以后者为例，顶饰下部为一璧形物，其上有结跏趺坐的佛像一尊，佛像左右各跪一人，身侧和身后有高出于佛身的枝蔓，枝蔓上端有莲蓬一支，莲蓬左右又各有一支莲花，莲蓬之上立一凤鸟。从构图来看，这种顶饰与前述以西王母为中心的顶饰非常相似，由此可见，在这里，有可能如霍巍先生指出的那样，佛像置换了西王母，代替了西王母的地位。因此，这种顶饰的图像构成也有可能有昆仑仙境的象征意义，至少它象征着仙界。
第三类，没有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凤鸟是其比较突出的主要图像。这种顶饰数量相当多，是钱树顶饰的主要形式。就图像的繁复程度而言，大体可将这种顶饰分为简约和复杂两种情况。前者通常是一只凤鸟立于钱树体顶端，凤鸟前有少量人物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四川三台胡家崖墓钱树顶饰、彭山双江公社崖墓钱树顶饰等，这些人物往往作肩生羽翼状，而双江公社崖墓钱树顶饰的羽人还手托日月，可见其应为汉代仙界神话中的羽人，甚至是日月神。后者图像十分丰富，除了凤鸟图像外，往往还有其他十分复杂的构图，四川西昌杨家山M1钱树顶饰和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钱树顶饰是典型的代表。杨家山M1钱树顶饰有上下两层，上层顶饰主体为一展双翅、开尾翎的凤鸟，凤鸟之下有方孔圆钱两枚，两侧有两朵七瓣莲花，其中莲蓬作方孔圆钱形；下层顶饰主体为二人，左侧之人作席地侧卧状，长耳，穿荷叶边衣领右衽衣，右侧之人向左倾斜，左手执一剑状物作挥动状。桂家院子东汉墓钱树顶饰以一树干居中，树左有一蟾蜍，头生双角，肩有羽翼，左手指向树干，树右有一人，头戴冠，身穿长袍，左手扶树，树干上分二枝，枝各有一莲蓬，其上各立一只凤鸟，树干中央纵列“金华”二字。在汉代神话观念中，长耳乃仙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汉代乐府诗《长歌行》即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可见杨家山M1钱树顶饰上的长耳人应为一仙人。蟾蜍乃汉代西王母图像志中的一个必要图像，则桂家院子东汉墓钱树顶饰的图像内容应与西王母信仰存在一定的联系。综合上述情况来看，第三类钱树顶饰的图像模拟仙界的意味仍然浓厚。
（二）枝叶
钱树枝叶的形态更为多样，图像内容更为复杂，根据主要的图像差异，大体可粗略分其为九类。第一类，西王母是枝叶上的核心图像，或是位于枝叶上部的正中，或是位于枝叶的最上端，其余图像围绕西王母进行布局，此类枝叶较多，以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的西王母与杂技枝叶、西王母枝叶为代表。前者以略带弧度的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正中有西王母端坐龙虎座上，肩生双翼，头顶有华盖，龙虎座下有一案，案前竖一梯；西王母右侧一人手持物面向西王母作奉献状，其后有一人弯腰手持一物，此人身后有一凤鸟，鸟后有人曲身抓扯鸟尾；西王母左侧亦有一人手持一花束面向西王母作奉献状，此人身后有一人正扬臂跳舞，其后复有一人正在表演跳丸，其后又有一人正倒立于三叠案上（拿大顶），其后有一树，树前跪坐一人；下区悬挂六枚方孔圆钱，中间有二人悬挂于钱币之间，钱币边缘有芒刺，其上似有星象纹和寿钩纹。后者以扭曲呈横“S”的叶脉为界，分成左右两区，左区错落分布有六枚钱币，上部中央一钱上有西王母正面端坐于龙虎座，头顶有华盖，其左有一钱，左下有一人骑于马上作回首面向西王母奉献一物状，此人前有一龙作行走状，西王母右侧有一钱，右下有一人站立于钱币上，面向西王母左手高举一物作奉献状，最左端有一钱，其上立一马，马前立二人，此钱左下立一三足乌，右下似立一鸟，最下一钱左侧有一鹿；右区有三枚钱币呈“品”字形排列，最上一钱上坐二人，其中一人作抚琴状，左钱左侧有二人作舞蹈状，右侧有一人戴冠骑鹿，下伏一人形动物，右钱上立一人，右侧有一龙，左有一鸟，左右两区的钱币上皆有星象纹和寿钩纹，左区西王母两侧的钱币边缘有芒刺。从图像内容看，这类钱树枝叶可能有两重寓意，一是勾画西王母所主导的仙境，二是表现人们对西王母的祭祀热忱。
第二类，没有西王母之类的尊神，凤鸟成为最为突出的图像。此类枝叶颇多，以四川绵阳何家山M2钱树凤鸟与三兽枝叶、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天马与凤鸟枝叶为代表。何家山M2钱树凤鸟与三兽枝叶以略带弧度的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末端站立一只展翅凤鸟，上区有三兽作奔跑状，兽皆作长嘴，中间一兽手托一壶，靠近凤鸟之兽手握芝草；下区有五枚方孔圆钱，枝叶边缘有芒刺。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天马与凤鸟枝叶以弯曲呈横“S”形的叶脉为界，分成上下两区，叶脉末端有一展翅凤鸟，上区中央有一马，马生双翼，作奔跑状，马前后各有一枚方孔圆钱，马前似立有一人；下区以枝条连接六枚方孔圆钱，钱币边缘有芒刺。在这类枝叶上，凤鸟的身形均显硕大，显然为重点突出的对象。在汉代神话观念中，凤鸟不仅是祥瑞的象征，而且还可作为通往昆仑仙境以升天成仙的坐骑（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马生双翼，显然为天马，而天马在汉代神话中乃是前往昆仑神山升入天境的工具（详见本章第三节）。由此可见，第二类枝叶的象征意义仍与升天成仙的主题有关，甚至有可能就是在表现墓主人升天成仙的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