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书第二章对主要钱树的介绍，我们知道，钱树的图像内容是非常复杂的，钱树体顶饰部位有凤鸟、莲花、枝蔓等图像及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枝叶上有西王母、羽人、乐舞百戏、天马、猴、鹿、凤鸟、龙、璧、钱币等图像，主干上有佛像、人物、猴、熊、龙等图像，而钱树座上有辟邪、羊、蟾蜍、羽人、西王母、狩猎、凤鸟、植物、门阙、龙虎衔璧、摇钱场景等图像，图像十分丰富。对于如此复杂丰富的图像，显然无法一一展开讨论。故此，本章着重选择几种钱树上常见的、对于认识钱树性质和功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图像予以分析、讨论。
第一节 西王母图像
西王母是钱树上经常出现的尊神，其在钱树上的位置有三，一为钱树体顶饰，二为钱树枝叶，三为钱树座。
西王母位于顶饰者，以四川绵阳何家山M2钱树、茂汶出土钱树和西昌高草砖室墓钱树最为典型完整。在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上，西王母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肩有羽翼，头顶一圆璧，璧上立一凤鸟，龙虎座下坠一圆璧。在茂汶出土钱树顶饰上，西王母亦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肩生羽翼，头顶立一凤鸟，龙虎座下有一圆璧，璧之左右各有一阙，阙顶各立一凤鸟，阙旁各有一人作挑钱行走状。在西昌高草砖室墓钱树顶饰上，西王母亦作正面端坐于龙虎座状，肩有羽翼，头上之叶片已残失，龙虎座下有一束腰之柱，柱左侧有一玉兔作捣药状，右侧有一蟾蜍作手持方升状，柱下端套一椭圆形环，环表饰水波纹。日本学者小郎一南先生释此环为昆仑神话中弱水之象征。
西王母位于钱树枝叶者，以四川新津宝资山汉墓钱树、广汉万福镇汉墓钱树、绵阳涪城区石塘乡汉墓钱树为代表。枝叶通常有扭曲呈“S”形者、略呈横条者两种，无论是哪一种枝叶，西王母皆位于枝叶上部正中，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身后有一华盖状物，龙虎座前有一台或一案。枝叶作横条者，有乐舞杂技人物围绕西王母开展表演活动。
西王母位于钱树座上者，有两种形式，一是西王母与门阙结合构成钱树座的主题，二是西王母仅仅作为钱树座的一个局部图案装饰。前者以四川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和绵阳游仙区观太乡崖墓出土钱树为代表，后者以重庆奉节赵家湾M5出土钱树座为代表。四川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钱树座略呈锥形，上部塑西王母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下部浮雕双出子母阙，阙上立三足乌和九尾狐。绵阳游仙区观太乡崖墓钱树座亦略呈锥形，上部塑西王母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上，左右各立一人，前有三足乌和九尾狐，下部浮雕一门，左右各立一手持长物之人。奉节赵家湾M5钱树座亦呈锥形，图像分为上中下三层，中层浮雕西王母正面端坐龙虎座上，右侧有树一株，左侧一人面向西王母作跪拜状。
从上述材料来看，无论是在钱树顶饰与枝叶上，还是在钱树座上，西王母皆作正面端坐于龙虎座状，所处位置显著，与四川地区汉墓画像砖石上的西王母图像模式相同，而在四川汉代画像砖室墓中，西王母画像砖往往与日月神画像砖一道被镶嵌于墓室后壁的高处，位置高于墓室内的其他画像砖，而西王母画像砖位置又高于日月神画像砖。很显然，钱树西王母图像沿袭了汉代四川地区推崇西王母的做法。
推崇西王母，是风行于中国汉代社会的一种普遍信仰。在汉代文献中，西王母往往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作为政治祥瑞与天命象征，二是作为神灵仙真。前者多见于汉代纬书和政论之中，如纬书《尚书帝验期》云：“舜在位时，西王母又尝献白玉琯”，“西王母于大荒之国，得益地图，慕舜德，远来献之”。《礼斗威仪》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远方神献其珠英。”注：“有神圣，故以其域所生来献。舜之时，西王母献益地图玉琯者是也。” 《洛书灵准听》云：“舜受终，凤皇仪，黄龙感，朱草生，蓂荚孳，西王母授益地图。” 《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因翟义反而作《大诰》宣传自己所获天命，云：“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政治祥瑞与天命象征之说，与现实的封建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联系紧密，而与丧葬环境无甚关系，故钱树作为一种丧葬用品，其上之西王母图像应与之无关。
作为神灵仙真的西王母，从西汉晚期开始，大受人们的崇敬，人们赋予她越来越多的“职责”。归纳起来，这种“职责”大体有四：一是作为长寿的仙者，西王母掌控昆仑仙界，手握不死之药，负有引导凡人升天成仙之责。如《焦氏易林》云：“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纬书《河图玉版》云：“西王母居昆仑之山。”《续汉书?天文志》载张衡《灵宪》云：“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纬书《尚书帝验期》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汉时儿歌云：“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这是汉代西王母信仰中人们对她的最大企求。二是负责为人们解除各种忧患，保护人们安居乐业、旅途平安。如《焦氏易林》云：“患解忧除，王母相于。与喜俱来，使我安居。”“引髯牵头，虽惧无忧。王母善祷，祸不成灾。”“穿鼻系株，为虎所拘。王母祝词，祸不成灾，惠然肯来。”“戴尧扶禹，松乔彭祖。西遇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难者。”“金牙铁齿，西王母子。无有患殆，涉道大利。”三是为人们赐福送子。如《焦氏易林》云：“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长乐富有。”“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四是为人们赐禄添爵。如《后汉书?杨震传》注引《续齐谐记》云：“（杨震父）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余日毛羽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由此可见，在汉代人们的心目中，西王母几乎已成为一位万能之神。
从前述绵阳何家山M2、西昌高草砖室墓和茂汶出土钱树来看，顶饰部位的西王母往往作肩生羽翼状，而且钱树西王母所处位置往往突出，可见，在钱树上西王母是被当成神灵仙真崇拜着。另外，在茂汶钱树顶饰和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游仙区观太乡崖墓出土钱树座上，还出现了西王母与门阙相结合的现象，这种图像构成与重庆巫山县汉墓出土的部分鎏金铜牌饰图像非常相似，在这种牌饰上，往往以牌面中间的璧纹为中心，左右各立一阙，两阙以拱形物连接，其上立一凤鸟，下端坐一女像，头戴笼冠，肩生羽翼，着袍，双手合拱于胸前，阙之周围布满云气，拱形物上题“天门”二字。张勋燎先生释阙间女像为西王母。门阙是四川汉代画像砖石上的常见图像，学者通常认为它是天国入口“天门”的象征。如此，钱树西王母应当还是经由天门进入天国的引导者。此外，前述西昌高草砖室墓钱树顶饰西王母座下有一柱，柱之末端有一椭圆形环，环表布满水波纹，此环据考乃弱水之象征。弱水，乃昆仑山外之一屏障，欲达昆仑者，必先经过弱水。《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纬书《尚书帝验期》云：“洎周穆王，驾龟鼋鱼鳖，为梁以济弱水，而升昆仑玄圃阆苑之野，而会于王母。”《河图括地象》云：“昆仑之弱水中，非乘龙不得至。”很显然，西昌高草砖室墓钱树的椭圆形环在暗示，它是昆仑神山的象征。由此看来，钱树上西王母的首要职责应是引导亡者升天成仙。
死亡并非一件愉快的事情，先秦秦汉之人更是视死亡后的“路途”为畏途。《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熊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此虽为招魂时之用辞，亦可视为当时人对死后之途的想象。汉代人还想象认为，有“魍象好食亡者肝脑”。这大概就是先秦贵族要在下葬之前举行大傩仪式驱恶逐鬼，汉代人要在墓葬内设置各种镇墓兽、镇墓俑的原因之所在吧。既然西王母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为人们解除各种忧患，保护人们安居乐业、旅途平安的“神效”，那么，人们自然也希望她能在死后的“旅途”中保护亡人的平安，因此，这也应当是钱树西王母的另一项“职责”。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石塘乡崖墓、广汉万福镇汉墓、新津宝资山汉墓、三台金钟山ⅡM4出土钱树上发现有所谓的“五利后”铭文。前三者保存较为完整，后者仅存少量残片。这里以广汉市万福镇汉墓钱树为例。在这件钱树体的西王母枝叶上，西王母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枚带芒刺的方孔圆钱，右钱穿孔右侧有“五”，左侧有上下排列的“利后”二字，左钱穿孔右侧有上下排列的“利后”二字，左侧为“五”字。绵阳涪城区石塘乡崖墓和新津宝资山汉墓钱树上“五利后”铭文的位置与此相同。此“后”字为简写，在古代属于俗写。将“後”俗写作“后”，在先秦文献中可能即已出现，如《墨子?尚贤上》即曾将“然後”写作“然后”，而在文物中以往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碑刻上，钱树的发现则或可将其从实物的角度进一步上推至东汉时期。对于钱树上的“五利后”铭文，有学者认为三字连读，“五利”意指汉武帝时方士栾大，而“五利后”指此钱树主人视栾大为前辈先贤而推崇之。实际上，这三字不能连读，而应分为“五”和“利后”两个组合来理解，“五”指“五铢”，“利后”即利于后，希望子孙绵延、昌隆，这是中国古代包括汉代丧葬活动的一个恒久主题。在上述三件较为完整的钱树上，“五利后”铭文钱币皆位于西王母像侧，很显然，“利后”这一诉求应当是钱树的使用者向西王母提出来的，希望她能够保佑墓主人的后代繁荣昌盛、绵延不绝。此外，在成都金牛区凤凰山汉墓钱树西王母枝叶、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钱树座、绵阳游仙区观太乡崖墓钱树座上，西王母像旁皆发现有九尾狐。据李凇先生研究，在汉代画像中，九尾狐乃西王母图像志的必要图像之一。而九尾狐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具有子孙繁盛的象征意义。班固《白虎通?封禅》云：九尾狐“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由此可见，钱树西王母当有保佑墓主子孙繁衍的“功能”，这是前述文献中西王母赐福送子“职责”之延伸。
第二节 佛像
佛像是钱树上除西王母之外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形象，其在钱树上的位置有三，一为钱树体顶饰，二为钱树体主干，三为钱树座。
顶饰佛像发现有3例，分别是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钱树、四川安县文管所藏钱和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M2钱树（M2：49）。三例顶饰佛像非常相似，这里以安县文管所藏钱树顶饰为例。该顶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一圆璧，璧两侧各有一衔巨龙首，上部为一佛像，结跏趺坐于璧上，顶有高肉髻，头后有圆光，额饰白毫相，上唇有髭，身穿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身后有枝蔓花卉组成的背屏。
主干佛像发现25例，除图像有清晰与模糊之别外，这些佛像的图像式样基本一致。这里以四川绵阳何家山M1钱树主干佛像为例。在这件钱树的主干上，佛像结跏趺坐，顶有一肉髻，头后有一椭圆形项光，上唇有髭，身穿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身后有带芒钱币组成的背屏。
树座佛像仅发现1例，为四川彭山豆芽坊M166钱树座。这件钱树座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一圆形平台，台侧浮雕龙虎衔璧图，上部为一柱，柱侧一面正中浮雕一佛像，结跏趺坐于平台上，顶有高肉髻，身穿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佛像两侧各立一人。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位置何在，钱树佛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均作结跏趺坐，高肉髻，身穿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
佛教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东汉末年之前，它的传教策略是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汉代民众亦多将其视为又一种方术而已。对于钱树佛像，众多学者根据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以及佛像在钱树上的位置等因素分析认为，它虽然拥有佛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并没有佛教内涵，不具备佛教的宗教功能，只是汉代人心目中的一个神灵而已，并未脱出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的体系。也就是说，钱树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只不过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赋予“佛像”这种外来图像以新的意义，“佛像”原来的佛教内涵已被转化，仅此而已。
作为“神灵”，钱树佛像又具有什么“功能”呢？因其不具备佛教的内涵，缺乏佛教的宗教功能，自然不能援引佛教教义予以解答。除钱树外，据报道，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和乐山柿子湾一号崖墓也曾发现佛像图案，均位于墓室门楣部位，图像模式与钱树佛像几乎完全相同。据罗二虎先生的观察，在四川汉代崖墓墓门和墓穴上方“常见的画像内容有‘胜’纹、羊、龙虎衔璧、嘉瓜、鸟鱼图、蹲熊”等，它们有代表吉祥、寓意升仙之意，是天国仙境的一种标志。既然佛像在崖墓中也出现于这个位置，那么，它也应与天国仙境有密切的联系。
在钱树顶饰上，佛像与西王母不仅位置相同，而且图像结构相似之处也比较多，如四川安县文管所藏钱树与茂汶钱树。可见佛像当与西王母同为天国仙境的尊神，并可能拥有后者的部分“功能”，从前述崖墓佛像的情况来看，这种“功能”可能就是引导亡者升天成仙。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佛像在钱树上主要出现于主干，而主干往往又是熊、猴之类的动物图像常出现的位置，如贵州兴仁交乐M6、四川射洪王爷庙村汉墓、新都互助村M3等墓出土钱树，西王母图像却从来不出现在主干上，可见，在钱树上，佛像与西王母的仙界地位还不能完全等同，二者之间还有明显的差异，前者的地位应低于后者。
由此看来，钱树佛像可能存在着两重象征意义，一是与其他图像一道在钱树上构建一个汉代人想象中的仙境，二是引导亡者升入这个仙境。
第三节 龙、马、羊、猴、鹿与辟邪图像
龙、马、羊、猴、鹿、辟邪，是钱树上比较常见的几种动物形象，其图像意义各有不同，下面逐一讨论之。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