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已经表明，钱树是西南地域文化圈的产物，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即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和陕西南部地区，也就是东汉益州刺史部辖境内，这一区域实为钱树的大本营。除这一地区外，钱树在今甘肃、宁夏、青海和湖北四地也有所发现，这说明，钱树也在尝试着向区域外传播，不过，这种对外传播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并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和影响。甘肃在武威、甘谷两地有发现，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宁夏仅固原一地有发现，时代为东汉晚期；青海仅大通、乐都两地有发现，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湖北在秭归、房县和郧县三地有发现，时代为东汉晚期（详见附表一、二）。钱树为何基本局限于西南地区，而在该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如中原、华中、华南等地（相对于西南地区而言，本书称这些地区为异地），却没有大规模传播开来呢？是什么因素限制了钱树的异地传播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钱树的地域性特点，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代西南地区文化的区域性特征。然而，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似乎尚未引起钱树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还没有学者来讨论这一现象。
促使或限制文化对外传播或内部传播的因素很多，大体上来讲，可能有政治、文化观、宗教地域性、人群流动以及地理诸方面的因素。西南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巫山，南有高原山地和热带雨林，西有青藏高原，地理上属于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这种封闭的地理状况，虽然会给西南地区与外界的联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能彻底阻断这种联系。事实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从先秦两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已经逐渐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可见地理因素在限制钱树对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很有限的。从前面所介绍的甘肃、青海、宁夏、湖北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钱树事实上也突破了地理的阻碍。因此，限制钱树对外传播的各种因素，应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观、宗教地域性、人群流动诸方面。下面逐一分析之。
（一）西南地区在汉帝国政治版图中地位不高，使钱树在向异地传播时很难获得来自于政治上的助推力
益州地区虽然是汉帝国开创者刘邦的龙兴之地，在某些方面看似得到了优待，比如该地区可以自择伏日，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即云：“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谨按：《汉书》：高帝分四郡之众，用良、平之策，还定三秦，席卷天下。盖君子所因者本也，论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复宠异，令自择伏日，不同于凡俗也。”但是，在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中，益州地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清楚看到。
首先，益州地区地处汉帝国的西南，而境内又有不少文化上与汉民族相异的少数民族群体，东有板楯蛮、廪君蛮等“南蛮”民族，南有滇、夜郎、昆明等“南夷”民族，西有邛都、冉等“西夷”民族，西北有白马之类的氐羌民族，这就使得该地区在汉帝国中明显具有边陲的性质，当时人也往往以边地目之。这可以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相关叙述中体会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喻告巴蜀民之檄文云：“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汉书?西南夷两越朝鲜传》云：“及汉兴，皆弃此国（即滇、夜郎等）而关蜀故徼。”唐颜师古注云：“西南之徼，犹北方塞也。”到刘宋时，范晔撰《后汉书》时仍视此地为边地，他在《南蛮西南夷列传》赞语中云：“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凭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对于边地（边郡），汉代士人常持鄙薄的态度，视其为蛮荒之地，如《盐铁论?轻重篇》载“文学”之语云：“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而在政治仕途上，边地也往往处于弱势，从东汉孝廉的选举可见一斑。《后汉书?丁鸿传》载：“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杂错，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该地孝廉的选举必然会受到这个政策很大限制。
其次，汉帝国常将西南地区作为犯人流放之地来看待。将犯人流放到巴蜀所在的益州地区，秦时就已开始，《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秦的这一政策为汉王朝所继承，并将流放地域从蜀、汉扩大到了整个西南地区。西汉时，诸侯王犯法，多被流放至西南地区。《汉书?彭越传》载：梁王彭越谋反案发，“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同书《诸侯王表》记载，淮南王刘长“孝文六年，谋反，废徙蜀”；梁王刘立“元始三年，有罪，废，徙汉中”；代王刘年地节“四年，坐与同产妹奸，废迁房陵”；河间王刘元“建昭元年，坐杀人，废迁房陵”；广川王刘去“本始四年，坐亨姬不道，废徙上雍”；广川王刘汝阳“甘露四年，杀人，废徙房陵”；常山王刘勃元鼎三年“坐宪王丧服奸，废徙房陵”。不仅诸侯王如此，大臣犯法也有流放西南地区的。20世纪50年代成都郊区出土的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铭文云：“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即便是到东汉时期，西南仍就是汉王朝流放犯人之地。2002年，四川中江塔梁子发现一批东汉崖墓，其中东汉晚期墓M3墨书榜题云：“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诸上分文颠诸/□□□□□□绝肌则/骨当□□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据考证，文子宾“拥十万众平羌”应当是东汉中期所发生之事，而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则文真因罪流放中江应发生于东汉晚期。
第三，正因为西南地区是边地，又是罪犯流放之地，故在汉帝国中该地区人士的仕途地位普遍不高。据台湾学者刘增贵先生的统计和研究，西汉时，西南地区人士出任三公九卿者仅2人，到东汉时，情况稍微好一点，出任三公者6人，出任九卿者11人，但在全国出任三公九卿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甚低，前者占3.8%，后者占3.36%，仅比凉、并、幽、交等四个边州略多一点；两汉时期，该地区出任守相的情况也不乐观，西汉时有10任，仅占全国的1.67%，东汉时有127任，占全国的8.24%，如果算上人口比例，则仅占0.54%，位居全国第十。不仅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是如此。三国时，蜀汉政权“中央级官吏如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等以非益州人为主体；丞相府的主簿、参军等，非益州人与益州县大姓参半；地方及官吏如治中从事、别驾从事、以曹从事、督军从事、部郡从事等，用益州县大姓”。西晋时，“二州（梁州与益州）人士零落，才彦凌迟，无复厕豫纲纪后进、慰宁遐外者”。南朝时，据《南史?邓元起传》所载，“蜀土以文达者，唯（罗）研与同郡李膺”。
政治地位不高，就意味着很难拥有较强的政治话语权。在古代文化或某个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中，政治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一旦获得来自于政治层面的支持，传播的速度往往会加快，传播的范围往往会大幅度扩大。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这两种制度化宗教之所以广为传播，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通过高道大德们与达官贵族的交往努力，使二教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得到了达官贵族的大力支持；而这个时期佛、道之争的实质也主要是力图争夺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从而使本教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又如摩尼教和景教，自中古时期传入中国后，由于教义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只能长期处于秘密的状态之中，依附于佛教，仅在局部的有限地域传播，而景教甚至在唐武宗会昌年间禁佛运动之后逐渐消亡了。再如，儒家学说从西汉中期开始，从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要思想，笼罩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上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刻意扶持其为思想统治工具的结果，而儒家学说的重要发展“理学”，更是在元明清三代借助于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主要内容之机，迅速传遍于全国各地。
钱树却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它是西南地区区域文化的产物，而该地区在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中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缺乏强有力的政治话语权，造成它在异地传播时，几乎难以获得来自于政治层面的支持和助推力，这无形中加大了传播的难度。
（二）汉代区域文化的存在，各地文化观念的差异，使得钱树异地传播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于文化观念的阻碍
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到西汉中晚期，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已融入到中原文化所主导的汉代文化之中，但是，由于各地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经济、地理和人群的差异，汉代各地的文化仍表现出了一些地域的特点，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区域文化圈，这不仅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扬雄《方言》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所表明，亦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以蜀地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就是这么一个地域文化圈。
区域文化圈的存在说明，虽然当时已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但各地在文化观念还明显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这种认识差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个文化区域之人对另一个文化区域风俗的鄙薄、嘲弄甚至误解。在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就常常处于这样一种窘境之中。东汉初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批评巴蜀地区的风俗云：“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语调中充满鄙薄之意。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录当时人对巴、蜀、汉中自择伏日的解释云：“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从中可以体会到当时人普遍视西南地区为蛮夷之地的态度。《三国志?蜀书?张裔传》载，吴主孙权与蜀汉大臣张裔相互嘲笑对方风俗，“（孙权）问（张）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裔对曰：‘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到两晋南北朝时，在外地人士的心目甚至形成了蜀人乐祸贪乱的误解。《华阳国志?序志》云：“或以为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晋书?张载传》载：“太康初，（张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曰：……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南史?邓元起传附罗研传》云：“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罗研）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这种对蜀地歧视性的看法，至唐宋时仍有人持之。唐人陈山甫《五丁力士开蜀门赋》谓：“伊山为蜀，是曰蛮俗。……在昔褒斜未通，羌僰异域，彼为夷国。”宋人狄遵度《凿二江赋》云：“呜呼！蜀之为国，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杂处，鱼鳖之与同。”
面对外地人士对西南地区的偏见，西南地区人士常有愤而辩之者。《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三国时，古朴答广汉太守夏侯纂“士人何如余州”之问云：“乃自先汉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余州耳，至于著作为世师式，不负于余州也。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东晋时，蜀郡江原人常璩因“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主流之诮藐”。赵宋蜀人王腾在《辩〈蜀都赋〉序》中说：“人物习性，有忠有邪，有智有愚，出于才行，而不由土产。自赵谂狂图，好事者类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强颜，无与辩之者，余尝切齿焉。及读左思《赋》，见其薄蜀、陋吴、谄魏，以谀晋之君臣，苟售一时之声价，而灭天下之忠义。……故作《辩〈蜀都赋〉》以申蜀人之愤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