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峡博物馆藏钱树座，出土地点及年份不详，陶质，上部塑二兽，一大一小，小兽呈羊形，羊首上抬，卷角，双眼圆睁，羊背立一圆柱，柱中空，四蹄折于腹下，跪卧于大兽背上，小兽臀上、圆柱后有一盘状物，大兽低首拱背，四足站立，二兽前后腿皆有羽翼；下部浮雕有图像，一侧为一人牵一马，马生羽翼，另一侧图像不详。此座制作精美，图像清晰，加之与之相似的钱树座主要出土于东汉晚期墓中，故其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稍早。
四川三台文管所藏钱树座，1995年8月三台百顷出土，出土单位不详。树座高52厘米，灰陶，上部塑二兽，一大一小，小兽微抬首，双眼圆睁，嘴大张，头顶有一角，背立一圆柱，柱中空，柱前站一人，头有兔耳，下身穿短裙，赤脚，右手抚摸小兽独角，左手持一芝草，小兽四肢略弯曲，蹲于大兽背上，大兽低首拱背，双眼圆睁，头有双角，四足站立，二兽前后腿皆有羽翼；下部较短，浅浮雕卷云纹。此座年代亦可能为东汉晚期稍早。
D型：上小下大，中空，器表高浮雕多兽重叠状。仅1件，出土于云南昭通桂家院子M1。
云南昭通桂家院子M1钱树，1960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座中空，上部塑一大兽，双眼圆睁，嘴大张，四足站立，背立一短圆柱，柱中空，下部器体外壁塑出三只小兽头，皆双眼圆睁，张嘴露齿，上部之大兽即骑跨于三小兽之上，四兽面向不同的方向，二兽有双角，二兽无角，外表以硃、墨两色略加钩描，高28厘米、底径25.7厘米。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E型：整体呈锥形，中空，表面浮雕龙、人物等图案。仅2件，皆为传世品，分别为四川新津文管所和甘肃省钱币博物馆的藏品。
四川新津文管所藏钱树，出土地点和年份不详，详细资料尚未公布。该钱树有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残存六节主干、五层枝叶和凤鸟顶饰。树座顶部正中有一短圆柱，柱中空，表面浮雕人物、龙、蟾蜍等图案，人物位于树座下部，或左手持担挑物，右手上举，作行走状，或双腿下蹲，双手上举托住龙身；龙有二条，一龙头向上盘绕于树座中、下部，另一龙盘绕于树座上部；蟾蜍位于树座上部，双眼圆睁，张嘴，前肢抓住上龙尾部。该钱树枝叶厚实，图像清晰，制作精良，每层枝叶上部中央皆有西王母形象，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类枝叶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故新津文管所收藏的这件钱树的年代当为东汉晚期稍早。
甘肃省钱币博物馆藏钱树，出土时间和地点不明，详细资料尚未公布。这件钱树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图2-101）。据新华网和新浪网所公布的图片，树座横截面呈椭圆形，表面遍体浮雕图案，顶部卧一怪兽，兽背立一短圆柱，柱中空。这件钱树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F型：整体呈锥形，表面浮雕西王母、天门等图像。共计3件，皆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绵阳游仙区观太乡崖墓、广汉连山镇汉墓。这些器座虽未见与钱树体伴出，但考虑到它们的形态与前面所述各种钱树座形态近似，加之在墓葬中通常只出一件，以及出土墓葬往往已被破坏，故笔者以为，它们亦应为钱树座。
绵阳河边乡白沙包M2钱树，1986年6月出土，仅存陶树座。树座高43厘米、宽36厘米，夹沙红陶，横截面呈椭圆形，中空，上部塑西王母，西王母头戴方胜，耳系耳，身穿右衽长袍，袖手端坐于龙虎座上，头后立一短圆柱，柱中空；下部浮雕双出子母阙，母阙为双层重檐，双阙连接处上端站立有三足乌和九尾狐各一只。此阙当系天门的象征。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绵阳游仙区观太乡崖墓钱树，1988年出土，仅存陶树座。上部塑西王母，西王母头戴方胜，耳佩耳，身穿右衽长袍，袖手端坐龙虎座上，龙虎座上置一长方形坐垫，西王母左右两侧各立一人，皆身穿右衽衣，手执长颈瓶，右侧之人头戴冠，左侧之人头部残失，西王母前有三足乌和九尾狐各一只，头后立一短圆柱，柱中空；下部中央有一门，门两侧各站一人，皆手执一长物。此门当系天门的象征。何志国先生断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可从。
广汉连山镇汉墓钱树，出土年份不详，仅存陶树座。树座通体彩绘，横截面略呈椭圆形，自上而下浮雕三层图像，上层为西王母，头戴方胜，袖手端坐于龙虎座上，龙、虎皆有羽翼，龙、虎头上各站立一鸟，二鸟簇拥于西王母头两侧，虎前站立一人，西王母左侧有一棵树状物自底座一直弯曲延伸至她的头顶，略呈龛形；中层浅浮雕双阙，为重檐双出子母阙，阙前有一平台，平台上有二人相向作弯腰作揖状，左者头系巾，右者头戴冠，双手执盾；下层浅浮雕大象、象奴以及其他瑞兽、山峦等图案。此阙当系天门的象征。何志国先生断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可从。
G型：整体呈锥形，表面透雕、浮雕图案。仅1件，为传世品，系重庆三峡博物馆藏品。此座形态与前面所述钱树座形态亦有相似之处，为钱树座的可能性较大。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钱树座，出土年份不详。据《汉魏摇钱树初步》一书公布的照片，这件钱树座下部中空，横截面呈椭圆形，上部透雕图像，上部透雕有二蛇、一人及树根状物等，顶端中央有一短圆柱，柱中空，蛇首皆作兽首状，一蛇盘绕于下，怒目张嘴，另一蛇盘踞于上，二蛇之间有一人作张皇失措状；下部两面皆浮雕有一虎状兽，兽昂首，卷尾，四足作站立状，兽后立一人。此座制作精良，图案清晰，年代有可能是东汉晚期偏早。1961年，于豪亮先生发表《“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中所附钱树座图片中有一件钱树座，无论从形态特征，还是图案内容，皆与重庆三峡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钱树座非常相似，二者很有可能是同一件钱树座，出土地点可能是成都一带。
H型：整体呈锥形，表面高浮雕群山状图案。共计6件，其中出土品5件，分别出土于四川理县朴头公社汉墓、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M5、勉县红庙东汉墓、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甘肃甘谷县东汉墓，传世品1件，为陕西汉中博物馆藏品。以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M5、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出土钱树座，及汉中博物馆藏钱树座为例。
汉中市铺镇砖厂M5钱树，1985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残存部分主干和枝叶，树座保存基本完整。树座高21厘米、底径23厘米，泥质灰陶，表面施绿釉，整体呈锥形，侧面均匀分布有四个扉棱，扉棱之间浮雕山、树以及虎、龟、鹤、龙、马、铺首和耳杯等图案，座顶塑一蹲熊，尖嘴、圆耳、鼓眼，头部中空，此熊似为狗熊，系单独雕塑，插于座体内。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钱树，1957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座局部残，残高17厘米、底径21厘米，泥质红陶，表面施绿釉，呈群山耸立状，上部有一峰突起，峰顶有一圆形插孔，从底部到顶部有小径和洞穴相通。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到东汉末年。
汉中博物馆藏钱树座，出土于汉中，时间不详，高30厘米、底径30厘米，泥质红陶，表面施绿釉，釉下有白色化妆土，整体呈锥形，表面竖立五个碑状物，其上浮雕龙纹，碑间圆雕三只动物，形似熊，蹲坐，另浮雕有鱼、龟、狗、螺等形象；座顶有一蹲熊，尖嘴，张口，竖耳，头顶有插孔；座底浮雕有四条龙。此座与钱树汉中市铺镇砖厂M5、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出土钱树座比较相似，后者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故其可能也是东汉晚期的遗物。
乙类：上小下大，横截面呈方形，整体呈覆斗状。共计8件，根据图像的有无，以及图像的差异，可分其为三型。
A型：表面素。共计5件，皆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四川宝兴撒斯达M1、四川资阳雁江区狮子山M2、重庆丰都槽房沟M9、丰都汇南乡M22、巫山旧县城九码头汉墓。以四川宝兴撒斯达M1、重庆丰都槽房沟M9、丰都汇南乡M22出土钱树座为例。
四川宝兴撒斯达M1钱树，2003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少量枝叶残片。树座底残，残高12厘米、顶部长12.8厘米、宽11.2厘米，泥质深灰陶，素面，器体纵截面呈上小下大的梯状体，顶部中央有一上大下小的圆穿。该墓出土大量“永和五年七月九日造”纪年铭文砖，故其年代应为东汉顺帝永和五年或稍晚。
重庆丰都槽房沟M9钱树，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间出土，由陶树座和铜树体构成。树体仅存一节主干和一片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高7.2厘米、上边长6.4厘米、下边长14.4厘米、孔径1.8厘米、深3.2厘米，泥质灰陶，上小下大，上部纵截面呈梯形，下部呈长方形，顶面和底面皆呈正方形，顶部有一圆穿，素面，一斜侧面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纪年铭文。从纪年铭文看，该座年代应为东汉安帝延光四年。
丰都汇南乡M22钱树，1999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部分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完整，高8.4厘米、上宽8.8厘米、底宽14.8厘米，孔宽2.8厘米、深4.8厘米，系以青砖切割打磨而成，上窄下宽，上下两面皆呈正方形，顶部凿有一方孔，素面。对于这座墓葬的年代，发掘者判断为东汉早期，但是，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组合来看，该墓与同次所发掘的M23、M25几乎完全相同，说明它们的年代应该很接近，而据发掘者分析，后二者的年代皆为东汉中晚期。又从M22出土钱币来看，其中有些钱币带有东汉晚期钱币的特征，因此，笔者以为，M22为东汉晚期墓的可能性比较大。
B型：表面浮雕有西王母图像。仅1件，出土于四川新都马家山M3。
新都马家山M3出土2件钱树座，其中M3：5钱树座高14厘米，陶质，纵截面呈梯形，横截面呈方形，上小下大，顶部中央立一短圆柱，柱中空，斜面浮雕有图案，正面为西王母，侧面为双髻女人像及动物等。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发掘报告称这件钱树座为“陶方座”，从前述四川宝兴撒斯达M1、重庆丰都槽房沟M9、丰都汇南乡M22出土钱树座，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重庆万州区M19、丰都汇南乡M23出土钱树座来看，这件所谓的“陶方座”形态与之非常相似，而宝兴撒斯达M1、丰都槽房沟M9、丰都汇南乡M22还伴出有铜树体残片，故笔者以为，新都马家山M3：5也应为钱树座。
C型：表面有绳纹之类的简单纹饰。共计2件，分别出土于重庆万州区安全村M19、丰都汇南乡M23。
万州区安全村M19钱树座，1998年出土，长、宽皆为12厘米，灰陶，上部纵截面呈梯形，下部呈长方形，顶面和底面皆呈正方形，顶端中央有一不规则的方形插孔，顶端周边饰不规整的S形刻画纹，上部四个斜面饰网格纹，下部四面中一面刻画山形图案，其余三面饰连续不规整的曲线图案，底面阴刻文字十四个，为“一八年九月十又一日十九囡女子”。对于这件钱树座底面的铭文，发掘报告在“随葬器物”部分释为“二年九月十□□月十九日，女子”，而在“结语”部分又释为“一八年九月十又一日十九囡女子”，从同文发表的底面铭文拓片来看，应以“结语”部分释文为准。又，M19出土钱币中有剪轮五铢钱，则其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晚期，而在东汉晚期各帝年号中，年数达到十八年的年号只有献帝的建安，故这件钱树座的纪年铭文“一八年”所指应为汉献帝建安十八年。
丰都汇南乡M23钱树，1999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部分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完整，高7～7.2厘米，顶长8厘米、宽7.6厘米，底长、宽15.2厘米，孔径2.2厘米、深4.4厘米，以青砖切割打磨而成，上窄下宽，上下两面皆呈正方形，顶端有一圆孔，顶面饰绳纹。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丙类：整体呈圆雕动物状。共计20件。按照动物形象的不同，可分为八型。
A型：呈圆雕单体蟾蜍状。共计4件，其中出土品2件，分别出土于四川彭山寨子山M666、新都马家山M20；传世品2件，分别为四川芦山县博物馆和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芦山县博物馆所藏蟾蜍形钱树座，据称发现于芦山县沫东乡。以彭山寨子山M666和新都马家山M20出土钱树座为例。
彭山寨子山M666钱树座，1941～1942年间出土。树座，高15.8厘米，孔径2.2厘米，泥质灰陶，左右合模制成，背上正中尚存合模痕迹，整体呈蟾蜍形，双目圆睁，闭嘴，前两足撑直，后两足曲卧，背立一圆柱，柱中空，直达于腹。报道者推断该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除钱树座外，该墓还出土有报道者称为“人形饰片”（M666：164）的铜器残片，此残片系“在弧形铜片上有三人造型”，结合报告所发表的图片来看，这件残片应属于钱树体的枝叶残片。
新都马家山M20钱树座，1979年出土，高10.9厘米，陶质，残，呈蟾蜍形，背有一圆穿。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对于这件钱树座，发掘者谨慎称为“蟾蜍”。从前述彭山寨子山M666出土钱树座以及芦山县博物馆和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蟾蜍形钱树座来看，新都马家山M20出土“蟾蜍”造型与之有共通之处，故笔者认为，它应当也属于钱树座。
B型：呈圆雕单体辟邪形，下底或有一长方形板。共计5件，其中出土品4件，分别出土于重庆涪陵三堆子M2、合川南屏ZM1、云阳洪家包M3、四川郫县红砖村M1；传世品1件，为重庆三峡博物馆藏品。虽然这几件器座皆未见有钱树体伴出，但考虑墓葬已被盗扰，加之四川达县三里坪M4曾出土造型与之相似的石质钱树座，而该墓出土钱树体残片，故笔者以为，它们为钱树座的可能性较大。以前3件出土品为例。
涪陵三堆子M2钱树座，1980年出土，残高48厘米，呈辟邪状，辟邪昂首，头扭向一侧，头顶有独角，口大张作咆哮状，四足站立，前后腿皆有羽翼，背立一圆柱，柱中空，表面贴饰花瓣状物。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东汉后期，罗二虎先生断为东汉晚期，可从。
合川南屏ZM1钱树座，1998年出土，高56厘米、宽41厘米，灰陶，呈辟邪状，辟邪昂首，头扭向一侧，头有双角，口大张作咆哮状，小尖耳，四足站立于一长方形板上，前后腿皆有羽翼，前肢伏一白虎，后肢伏一青龙，辟邪背立一圆柱，柱中空，表面残存两个跪状人物和灵芝花瓣，长方形板四边有三角状突出物。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郫县红砖村M1，1997年7月发掘，出土2件钱树座，其中一件高47厘米，夹砂褐陶，呈辟邪状，辟邪昂首，头侧向一边，小尖耳，头顶有独角，张口作咆哮状，四足站立于一长方形板上，前后腿皆有羽翼，背立一圆柱，柱中空，上部饰两周莲花和一周三角形叶片，长方形板四周有水波状突起物。报道者笼统推断这件钱树座年代为东汉。从造型看，这件钱树座与前述涪陵三堆子M2、合川南屏ZM1出土钱树座非常相似，而这两座墓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故笔者以为，郫县红砖村M1辟邪形钱树座应为东汉晚期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