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这些提问，为我们留下了法师过去生活的点滴，及他学佛的心路历程。当我在聆听并将其还原成文字时，那份无有年龄分别的交流、浓浓的师徒相融之景，在碗筷之声中，融入了感人的温馨。法师平淡谦和的性情，语默动静中的庄严示范，都展示无余。
世间万象，皆有其因缘。因缘犹如土壤和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成熟便会结果。昌臻法师传奇出家的故事，也有其自身的因缘。
那么是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打下了他圆满人格的基础？当我研读完其庞大而复杂的家族背景资料，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有张耀枢那样的不凡家世：
祖父张祥龢是清末四川省推选的“议绅”，《华阳县志》和《简阳县志》中，均有列传，世人称之为“张善人”，是我国大儒刘止唐孙婿；父亲张镜蓉，号第春，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曾任四川高等法院民事庭庭长，成都地方法院院长，华阳、资阳、峨眉等县县长，四川省参议员，参办过“慈惠堂”等慈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开明人士；张氏家族曾与川西鸿儒刘门两度联姻；外祖父刘豫波，前清拔贡、著名书法家、诗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姑丈也是后来的岳父颜楷，清末进士、近代著名书法家、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时任保路同志会干事长，四川法政学堂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无一不是讲德善的社会贤达之士。张耀枢的外祖父刘豫波和岳父颜楷，都曾任过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之职……将其家亲罗列于此，非有攀附之意，旨在说明，孩童时期的张耀枢，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儒家教育——即做人的教育。
在大人们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他的个性品质逐渐完善。对他来说，读圣贤书行圣贤事，深信因果、积善行德、培福惜福、学佛念佛都是分内事。正如法师晚年对弟子所说：“我爷爷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布施行善，不讲吃穿，惜福培福。刘外爷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知命改命，君子有造命之学。”在法师身上，我们随处可见他家族长辈贤德风范的延续，直到他将其完善到极致，应了太虚大师：“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佛学思想，也成就了自己——往生极乐。
因此，让我们走进法师的成长环境，走进法师不同的学佛阶段，了解他的家世和人生经历。你心中的疑问，会像我一样慢慢解开：那就是，离欲上人为什么要选时已75岁高龄的张耀枢做报国寺的住持？你会为离欲上人的慧眼而叫绝，为张耀枢的做人准则和学修生活而心生敬佩。
家族：与川西鸿儒刘门两度联姻
让时光倒回到约两百年前。
双流县柑梓乡云栖里有一户刘姓人家，是当地望族，刘氏祖籍是明末时从湖北麻城迁入蜀地的， 最初居住在眉山， 后来迁徙到温江， 清康熙时，开始定居双流云栖里， 世以耕读传家。
刘氏后人刘沅（1768－1855），字止唐，号槐轩先生、清阳居士、讷如居士等，后为槐轩学派、刘门的开山之祖。因家学传承，熟悉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对易学尤其通达。因为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
嘉庆元年（1796），其兄芳皋中进士，入翰林院，刘沅随兄入京，行至湖北当阳，游紫盖山，遇隐士静一道人，交谈甚契。道人授以修心养性之说，并将自己所著道家之书相赠。由京返蜀后，刘沅居双流故里潜心修学。此后的几年，刘沅命运多舛，家贫、子殇、母病，自己身体也很虚弱，几有朝不保夕之虞，所以刘沅不再应试。
一天，刘沅遇见了道号为“野云老人”的卖药高道，向他求问祛病延年的方法。老人告诉他：“人生自有长生药， 返求诸身心可也。”“非仅药石之能效也，尤需有存心养性之方。故先哲曰仁者寿，大德必寿。”刘沅本为饱学之士，极有悟性，知道野云之言，出于《悟真篇》“人人本有长生药， 自是迷途枉摆抛”之意，所言为内丹功法。于是就跟随野云老人，学习了八年，他们经常到四川新津老君山参学。
老君山在历史上被称为天社山，后名稠稉山。因为山顶建有老君庙，世人俗称老君山。该山孤峰高耸，群山拱卫。据新津县志记载，山中盛产草药“稠稉草”，草果可以吃，常食可以延年益寿。因天时地利，历年都有丹士和道众在此山修炼。据《道藏辑要》记载，轩辕黄帝在此学道，相传李老君在此归隐。东汉末年，张道陵播五斗米道，于143年设二十四治（即教区——笔者注），老君山就是二十四治中“稠稉治”所在地。唐开元十七年（729），老君在此演化，从此香火旺盛。
刘沅向野云老人学习的那八年，野云老人对他影响很大。野云老人所传之学，为孔孟之道的心学，属于口传心授不见经传的。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学问大有精进，门生也日渐增多。在59岁以后，刘沅连生八子，时人誉为“八龙挺异”，在蜀传为美谈。刘沅其孙辈更是多达44人，其中男24人，女20人。从一介病夫到多子福寿，刘沅的一生堪称传奇。
嘉庆丁卯年（1807），刘沅携家眷迁居成都纯化街（又名三巷子。——笔者注），自建一大宅。因为他在双流的祖屋庭前有老槐树，迁至纯化街书屋侧又有老槐树， 因此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槐轩”。此后42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子孙繁衍， 刘氏遂为成都大族。
刘沅晚年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延庆寺、圣寿寺、惜字宫、老君山等祠庙。也曾主持修葺过成都青羊宫、武侯祠，重新审定塑造武侯祠内文臣武将塑像，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刘沅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新津老君山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
刘沅一生以教学著书为事， 写作到80多岁不辍， 著述等身，直至1855年逝世，其文章汇集为《槐轩全书》。《槐轩全书》 是一部以儒学元典为根本，会通禅佛，而归本于儒，用以阐发儒、释、道三家学说精微，揭示为人真谛的学术巨著。其中尤以《四书恒解》《五经恒解》《大学古本质言》《子问》《又问》《槐轩约言》等流传较广。
由于静一道人的启迪和赠书，野云老人的传心，加上佛教在我国的广泛流布，使得刘沅接受了儒、释、道三种思想，但他不囿于一家之言，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融合三教、归宗孔孟。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
刘沅也因此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颜楷就喜称自己是槐轩门人。刘沅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他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影响，近代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作为清代名儒，刘沅的学术后继有人。槐轩学术的全部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文。
在刘文讲学的二十余年间，“刘门”从初期的理论阶段，发展到进行实践活动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其目的是既关怀活人也关怀死人，法会斋蘸纯粹是为了慎终追远、普济幽冥之目的，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沅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刘文之子刘咸炘，他秉承家学，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已著作等身，有巨著《推十书》传世。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而昌臻法师的爷爷张祥龢，就师从刘沅长子刘松文和六子刘文兄弟，后又从刘桂文之次子刘咸焌学习。
刘桂文，字云坳，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为刘沅第四子，刘桂文在清同治三年（1864）中举，清光绪三年（1877）中试贡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编修，擢御史，后任广西梧州府知府。他后又生三子：长子刘咸荥，字豫波；次子刘咸焌，字仲韬；三子刘咸燡，字晦愚；女刘靓修等。
刘咸焌，字仲韬，其父调任广西梧州府知府，他曾随侍攻读。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后，无心仕进，继承槐轩学问，聚徒讲学22年，先后创办明善书塾、崇德书屋、尚友书塾等，门人多达数万，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
张祥龢深受槐轩之学的影响，与刘氏家族交往甚深，后娶止唐孙女、刘桂文之女刘靓修为妻。虽年长于咸焌，且是他的姐夫，对其仍执弟子之礼甚恭，重道忘年，世所罕见。
后来，张祥龢长子张镜蓉，亦娶刘桂文之孙、刘咸荥之长女刘恒德为妻，刘恒德虽然是刘咸荥长女，因当时刘咸焌没有子女，就过继给他做女儿，故这也是后来昌臻法师叫刘豫波和刘仲韬都为外爷的原因，也是张耀枢大姐张朗如住在刘咸焌公馆的原因。
两度联姻，张家和刘家相融的已不仅仅是血缘，而是更深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意趣的结合。正如清末进士颜楷对两家联姻的评价：“两姓之缔好，类同气之求声。”刘门的思想，很深的影响着张家人的价值观和为人。昌臻法师的求学经历，就是从张家的私塾到刘门后来开办的尚友书塾，接受的都是极其传统的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翰林院编修伍肇龄、进士颜楷等，呈请四川总督锡良奏准清廷，将刘沅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儒林。锡良上奏朝廷，同年10月24日奉清廷御批：“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民国时期，刘宅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不知是巧合，还是张祥龢为方便受熏于刘门而特意购置，在离纯化街刘宅几百米处的文庙后街，就是张家大宅院。
祖父：大儒刘止唐孙婿张祥龢
爷爷张祥龢对张耀枢影响是一生的。无论是他留下的文字、影像、录音，都讲到爷爷从小教他怎么做人的故事。这些童年时期的教育，已经形成了法师人格很重要的部分。出家以后，他对四众弟子开示中，很强调做人。学佛先学做人，是法师很重要的佛学思想。在对出家弟子中，他很重视儒家教育，常常以儒家的诚正修齐，内圣外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同时，以佛家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诲，来作为做人的准则。而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爷爷常常教导他的。
在此，我们介绍一下张祥龢的事略。
张祥龢，字立先，1865年出生在华阳县。张家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族，而张祥龢自己很勤谨好学，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张祥龢曾考中秀才，后来七次参加举人考试都没有获中。由于自己是独子，痛惜母亲早逝，以孝亲为重，决意在家事养父亲，不思仕途之事。直到父亲离世，20年不离亲侧。丧哀父亲，为父守孝，人已变得形销骨立，其纯孝为人所称道。
在事亲期间，他精研医学，于脉法尤具心得。亲友之间及素不相识者，都上门求诊。张祥龢以仁慈之心，有求必应，不收诊费。临症严肃认真，对患者诚挚关怀，被他治愈的人无数，因此有“小张仲景”之称。清末四川设咨议局，被推荐为议绅，对时政多有建议。
清末，张家在成都文庙后街，购得一大宅院，作为张家祖屋。此屋离位于纯化街槐轩始祖刘止唐府第，只有几百米。1890年，25岁的张祥龢与刘沅孙女刘靓修结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28年，共育有四子两女：长子张镜蓉，字第春，初娶刘豫波之长女刘恒德，后刘氏病故，再娶雷淑仪为妻，即张耀枢母亲；次子张镜海，字鹏南，从小过继给张祥龢堂兄，娶妻王佩明；三子张镜澂，字澄菴，娶妻吴瑞庄；四子张镜明，字寔父，娶妻邹慧修；长女张镜瑜，嫁前清进士、著名书法家颜楷，张镜瑜亡后，颜楷娶邹辛士为妻；小女早亡。
1917年8月张刘氏病逝，张祥龢52岁，正值中年，亲友多劝他续弦，他坚决不允。平日不近声色犬马，私生活极为严肃，唯寄情于金石书画。因均为槐轩门人，他与女婿颜楷常常唱和“道契情挚，无违声应”（邹辛士语。——笔者注）。
张祥龢重修身养性、济物利人，以存此心行事。
1911年，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发生，政府拘捕蒲殿俊、颜楷、罗纶等人，民众激愤。作为议绅，张祥龢参与奔走呼陈，并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后编成《辛亥四川保路纪事》一书，保存了较完整的珍贵史料。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堪命。张祥龢深感国事日非，世风败坏，人心险恶。认为必须讲明因果之理，方能使人从心地上做起，不欺暗室，止恶向善。因此，常常大批印送《安士全书》《感应篇集注》《袁了凡立命合编》《阴骘文》《养生保命录》等，有益世道人心之书，先后达数万册以上。家中供奉观音菩萨巨幅画像，虔诚礼敬，并教育家人信受奉行，多有感应。在家庭中，自己以身示范，对子弟要求很严，重视培植品德，奠定做人根基。于世则济物利人，他兴办慈善事业，以医济人，为众生做有益之事。被当时世人呼为“张善人”。
张祥龢1929年因病去世，终年65岁。
外祖父：蜀中“五老七贤”刘豫波
被昌臻法师称为外爷（即外公）的刘豫波（1856－1949）先生，是刘止唐之孙、刘桂文之长子。名刘咸荥，字豫波，别号豫叟。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曾任内阁中书，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历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参议员，四川佛教会名誉会长、成都府中学堂（现石室中学。——笔者注）监督（校长。——笔者注）、华西大学教授等。
刘咸荥博通经史，擅长诗文词曲，其书画时称双绝。他的书法潇洒自然，刚健婀娜，墨腴笔畅，字字珠玑，颇有书卷气。成都杜甫草堂、武侯词和新都桂湖及一些寺院，都保留有他的墨迹。他所画兰石，用笔精妙，妙趣横生，饮誉海内。有《静娱楼诗文存》《静娱楼楹联》《动善全集》及其他杂著。与刘咸焌、其堂弟刘咸炘并称为“双流三刘”。
他长期执教，育人甚众，辛亥前后，先后在成都府中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游学预备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经史文学诗词。学生中有王光祈、郭沫若、魏嗣銮、周太玄等，其中有些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著名作家李劼人也曾受教于他。李劼人在其回忆刘豫波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双流刘豫波（讳咸荥）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李劼人对豫波先生的尊敬，不仅表现在用语的选择，而且浸润在字里行间。由于刘豫波先生德高望重，道德文章为世人称颂，所以当时有人写诗颂扬他：“三代儒林尊长德，首开议席领耆英。”他通儒博学，民国时期被尊为“五老七贤”之一。
刘豫波先生除了参与大众活动外，自然是不忘本分广植桃李，他提携青年的美行，更为世人所称道。比如门人李天根主办的《国民公报》濒临停刊境地，刘豫波鼎力扶持，使之得以保全；名噪蜀中的怪才刘师亮，敢以犀利之笔，痛斥时政及政要人物，其处境险象环生，刘豫波以自己的社会影响，接纳刘师亮到纯化街府第避难……
1948年，刘豫波卧病在床，当时的省府主席王陵基曾到他的住处探视，求问治民之策。他告诫对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为民之父母。无负民之所望也。”
1949年，刘豫波以93高龄而终，应了“大德必寿”、“仁者必寿”的古言。
在 “五老七贤”中，其中还有一位与张家有着很深因缘，那就是前清进士、著名书法家、佛门居士——颜楷。他对张耀枢影响巨大，其女便是张耀枢在俗家时的妻子——颜涓。
姑丈：前清进士书法名家颜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