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下去不要硬写，到生活中去，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突然这么对我说。
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他坐在那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蒙顶茶。诗人说，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里，怡情养性地啜着，有一种“两腋清风生，我欲上青天”的神仙风范。
廖希铂喝茶很讲究，是韶峰嫌淡、银毫嫌艳的讲究，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每到清明谷雨前后，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他从什么地方过，隔着两丈远，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问人：“明前龙舞？”或者说：“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下意识地点头，然后又慌忙摇头。廖希铂已经走开了，脸上淡泊如末道茶汤。
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他帮他们看看本子，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带一包当地产的茶来孝敬他，只要是新茶，他都接着，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是谢送茶的人，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遇到一时没茶了，找人讨一撮，无论瓜片还是火青，只要是绿茶，只要干净，他也都能凑合着喝，从不挑剔。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他的挑战性才来了。也不激烈，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得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
廖希铂淡薄地说：“雾少雨多，龙舞张狂。”
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洞气足，麻姑浊。”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写了一大堆纸，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调到文化局半年了，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拿本子出来。我先熬了几个夜，写了两个话剧小品，送给局里看，局里不满意。我又发奋图强，苦干了两个月，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局里仍然不满意。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领导说，小品是小儿科。说得好听，叫繁荣舞台艺术；说得不好听，那叫眼药水；说得再不好听，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至于电视剧本，鞋倒不是了，是枕头，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国家养着我们，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国家要的是戏。”领导这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领导还说。
领导这么说了，我只能端正态度，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我考虑了两天，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写忠良遭谗害，好汉御外侵的事。提纲拿出来了，选题开了论证会，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创作室胡主任要我尽快拿出本子。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别说唱词了，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岁呀，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
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我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我就喝可乐，一喝两三箱，喝得脸像非洲人。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也不可能对我说“无踪无影，白水暧昧”。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配方贼，可乐诡。”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
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平时也偶有交谈，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创作，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扫地，抹桌子，打开水，坐下来看报纸，研究一下棋谱，然后回家，闲云野鹤，日子很有规律，唯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我来文化局的时候，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我自己听出来的。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你们胡主任，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们老黄，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你们小张，别看他年轻，有时候有点骄傲，可80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他这种成绩，再骄傲一点儿我看也没有什么。”我虚心地听着，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就提醒说：“还有老廖呢，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领导愣了一下：“老廖？对对，还有一个老廖，他是你们副主任，是个老同志。”领导的话到此为止。
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
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但资格老，而且才华横溢，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被称作武汉戏剧界的“八绝”之一。而这“八绝”中，无论是胡主任、老黄还是小张，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老资格、权威和骄傲，都没有进入其中，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他开始喝茶。他喝茶，并且说一些“雾少雨多，龙舞张狂”、“洞气足，麻姑浊”之类的话，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或是消极了，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我到创作室后，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大家对他很冷淡，他对大家很淡薄，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我初来乍到，不说战战兢兢，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说把90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药水提鞋子之类的话，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自然也淡化着，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不管锅也好，槽也好，瓶也好，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
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而且很慎重，当然会令我吃惊。
我放下笔，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空出手，把头发弄乱。我说：“老廖你说的是老话，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
廖希铂说：“不光你听过，大家都听过。听过是一回事，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
我不服气地说：“我了解他们。我读过全本《粉妆楼》。”
廖希铂笑了一下，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我说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对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比如罗灿，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汉奸沈谦结怨，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我说的是这个。”
我感到有点沮丧。廖希铂说得对。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我的确不了解。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好比我是拿着矿泉水冲龙井。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啊。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
“熟悉生活，”廖希铂干脆地说，“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
“怎么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说。
“生活是相对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朝代只是时空概念。”廖希铂说，“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馆里喝喝茶，去里弄寻寻古旧，”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妞，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
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一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呢？”
廖希铂从他的椅圈中站起来，走到茶几旁，旋开杯盖，注满水，把暖瓶放回原处，回到位子上去。“后城街。”他说。
我哑然一乐。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知道后城街，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产的花鸟市场。
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终于没写下去，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
我先问了小张。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小张吃了一惊，说，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小张不说，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老廖说的没错，去后城街看看，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
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没头没脑的，让人怀疑。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
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起义门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在去后城街前，为了心中有数，我去武汉市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
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
清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从桥口至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光绪三十一年，张公堤修成，替代汉口老城堡，旧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名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晚清以后，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水塔、大清银行、汉口总商会、初开堂等高层建筑，至30年代，中山大道繁华极度，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一游其繁华盛景。
后城街，位于中山大道东段，原是老后城马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买办和皇亲贵族。北伐之后，洋人被赶走，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奸，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过资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藏龙卧虎，遗珠匿玑。往街上一走，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清朝遗老；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刷的男人，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血花市场”老板的孙子；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穿了大裤衩子，手叉了腰，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良本人呢。
我就去了。
后城街不长，约莫一华里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经纬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长得干粗枝壮，丝毫不见颓败。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洛克风格的，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不管哪一种风格，建筑一律很讲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它们很结实。
后城街在经济复苏期后，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有点颓废气，或者说怀旧心态，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现在一看，我的观点改变了，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博物馆，弄花弄鸟弄犬弄龟倒是挺合适。只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提议，龟不用玻璃瓶子装着，让它们在梧桐树下乘凉，想去江里游游泳也行；狗不用皮带拴着，放开它们爱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要跑到江堤上去对着来往的轮船叫也别拦它们；花不必养在钵子里，直接就种在街道上，让它们随着大堤外吹来的江风招摇；鸟儿也别拿鸟笼来装着，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飞成大家的，不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乡音未改的阔佬，上数两代也许正是打鸟易米出身的，如今鸟枪换了劳斯莱斯，拍出一张现金支票来，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归自然者，那就败了风景。
走进后城街不久我就发现，后城街里茶馆很多，差不多隔几步就有一家，这和这条街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准确地说，是和建筑不一致，让人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
没有头绪，我就先进了一家茶馆去喝茶。
我进的这家茶馆和别的茶馆不一样，是利用老建筑开的，不像别的茶馆，是新建筑。茶馆没有招牌，没有茶幌，好像自信茶若好了，招牌是不必要的，这也和别的茶馆不一样。建筑从外面看，总体上保持着哥特传统，但又注意细部上的处理，如卷涡、断山花、断檐、曲线、曲面，这样过多的装饰与追求光影效果，则完全是巴洛克的。但一走进去，我就更有点迷惑了，我的迷惑不是建筑，而是建筑里的家具。进门先是一架黄花梨木的碰头座屏，座屏两边是花架，上置奇松异桧，影墙上悬了几幅字画，看得出不是复制品。绕过座屏，四架三面透雕屏心镶嵌的六扇折屏围出几间雅座来，雅座互不干涉，围屏同样用的是黄花梨木，黄花梨木后，每间雅座都只一张方桌，椅子数把。椅是花梨木官帽椅，手艺饰而不繁，干净利落，沉甸甸的，生了根似的卧在那里。方桌就厉害了，束腰，仿竹节腿，霸王枨，长牙头，勾脚，深沉稳重，古雅静穆，颜色已黑了，竟是名贵的紫檀。这样的家具，分明是明朝的东西，且不是仿明的赝品，它们摆放在一栋哥特和巴洛克混合风格的建筑里，组成一间中西合璧的茶室，不知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故意的反动。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人心里怪怪的，好像进了一处暗藏玄机的地方，有些神秘的激动。
我站在那里，呆呆的，有些灵魂出窍。幻觉中会有达官贵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街司衙兵、僧道头陀、娼妓兄弟、卖伎之类进进出出，却没有。茶室里空空的，没有茶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一身月白布衣短衫，挽了衣袖，拿一块抹布在那里抹着家具，大约是茶博士。柜台后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男人，捧了一只珊瑚红开框茶碗，碗盖缓滗，借收音机时噼噼剥剥于扰声中的《柜中缘》，一口一口慢慢啜着茶，大约是掌柜。
那个像是掌柜的看见我，放了茶碗，招呼道：“客人吃茶？”
我说：“是。”
他回头对另一个男人说：“老百，待客。”
我就收回灵魂，活过来了，找了一处向街的方桌坐下，心想，果然是掌柜和茶博士了。
叫老百的男人过来，样子有点委琐，垂着手问：“先生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茶齐备，叶子都新着，先生您要什么都行。”
我差一点就说出要一大杯可乐了。我把自己控制住，说：“什么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