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会这天，一位颇有来头的人物看到这篇文章，大感不悦，质问组织方之一的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赵晓冬回答说：“不是。”那人又说：“你总是共产党员吧？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随着邓小平出山，中国告别“政治为纲”的年代，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凋敝的农村经济成为建设的重中之重。
直到1980年，仍有1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如何推动农村经济走出泥潭？政府高层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农村政策，决心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成立了以杜润生[ 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县人，资深农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多次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主要成员的农村政策研究室。
与此同时，周其仁等人在人民大学展开读书活动，私下讨论农村问题，在校园内颇有些名气。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老师听说了他们的事情，时不时地过来一起讨论。白若冰的父亲恰好与杜润生是战友，就把此事转述给他，杜润生居然对这些学生大感兴趣，把周其仁等人约去谈话，听他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杜润生的支持让他们备受鼓舞，增加了他们研究农村问题的热情。
1981年春，一个名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机构在北京高校中成立。严格来讲，这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参与者几乎都是周其仁这样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生，主要来自北大、人大和北师大。
周其仁他们尤为高兴的是，杜润生对他们这个组织非常重视。“农发组”成立当天，杜润生专门赶来，在会上发言：“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一再鼓励他们：“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
在杜润生的帮助下，“农发组”从国家农委获得了一个调查项目，还有一笔经费。周其仁他们利用暑假时间，到全国包产到户发源地之一的安徽滁州地区进行调查。他们几乎跑遍了定远、凤阳和嘉山等地的农村，对包产到户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调查期间，周其仁目睹种种现实，直觉告诉他，农村改革势不可当。回到北京，他们将调研所见所感写成研究报告，很快得到中央高层的赞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在报告后面批复，认为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很清楚。后来，还在中央会议上再次谈及，有意让部委机关从有下乡经历的大学生中抽调500名优秀分子，协助进行农村问题的研究。
1982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农发组”建制，并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身为组员的周其仁变成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戏称自己还未正式毕业就被“分配”了。无疑，这个去处正是他所向往的。
年届70岁的杜润生成为“发展组”的直接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周其仁等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对农村问题有了更加专业的认知，“农发组”成员迅速成熟，成为研究农村问题的主力。
此后，其中一部分人组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其他人组建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润生是这两个所的主任，但他总是站到年轻人的身后。在杜润生的带领下，资历尚浅的周其仁得以参与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不仅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更确立了奉守一生的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
或许早年的遭遇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周其仁关心时势，但不热衷于政治。即便如此，周其仁还是异常严谨地参与了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的起草工作。有一年，中央农村“一号文件”写出来，杜润生指派周其仁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校订。这样一来，他以非党员的身份，“过目”了这份党内文件。多年后每当回忆至此，周其仁仍会大发感慨，自称“生逢其时”，“不经意间走进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渐渐地，这些年轻人闯出一些名堂，“农发所”的招牌越发响亮，成为京城众多研究机构中小有名气的一个，很有些神秘色彩。
这是周其仁学术生涯中最单纯快乐的时期。一有机会，他就和同事下乡考察，回来之后写成研究报告。
1986年，周其仁和戴小京[ 戴小京，祖籍湖南岳阳，1960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山大学，获理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9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统计分析室副主任。期间先后被派往日本、美国研究农村政策问题。
]合作完成《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一文，着重分析了农村产权改革问题，首次提出农户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表现”，如果“所有制的革新变化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不但如此，周其仁和戴小京还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农民家庭土地经营权的重建，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体制变得不适应，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盘变革。”
从这篇文章中不难发现周其仁早年经历的影子。当产权问题的思考上升到全社会层面的时候，他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论证自己的论断。
第二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生肖耿[ 肖耿，1963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管理科学学士学位。1987年、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及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实证和政策性研究，探讨中国企业、金融及制度改革与发展。
]到农发所访问，周其仁请求他回到美国后给自己邮寄一些产权方面的原版文献。此后几年，周其仁在实地调查和阅读中度过。每逢下乡，他都会背上肖耿寄回的文献，一面走访、调研，一面学习国外的理论。由于英文不好，几位同事就帮他把文献翻译成中文。
随着研究的深入，周其仁开始萌生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希望到国外学习一段时间。
3．豁然开朗
机会很快来了。1989年，周其仁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第二年秋天，经一名相熟的教授推荐，周其仁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习。在芝加哥大学，周其仁辅修了一门本科的微观经济学，旁听研究生课程，此外大量时间都在芝大图书馆度过。
期间，周其仁邂逅了芝大政治系的崔之元[ 崔之元，1963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文著作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等。2004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
]。崔之元求知欲很强，非常博学，因为熟悉图书馆“任何一个角落的图书和刊物”，被周其仁戏称为“图书馆动物”。周其仁初来乍到，崔之元就把自认为有用的资料介绍给他，周其仁因此得以避开琳琅满目的书架，高效地阅读了大量书籍。
在芝大，周其仁还有一项重要收获：接触到约拉姆·巴泽尔[ 约拉姆·巴泽尔毕业于希伯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究范围是应用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在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的著作《产权的经济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第二版。
]的人力资本理论。巴泽尔的理论建立在传统农业转变理论基础之上，与周其仁一度困惑不解的“分配收入”问题比较接近。在巴泽尔理论的启发下，周其仁开始思考一个崭新的命题：私产何以在排他性极强的全盘公有制里诞生？
随着学习的深入，周其仁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要素，劳动者决定着人力资源的发挥限度。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的能动性。而如果产权得不到法律保障，那么一切个体的经济活动也就丧失了内在价值和意义。
以此为支点，周其仁对中国公有制和私有产权的碰撞，“包产到户”和自留地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这些积淀奠定了他学术研究的基调，为未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周其仁海外求学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求索，是“问题主导”式的求学。这种方式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一所学校学习很长时间，一旦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他很快就会寻找新的平台。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后，周其仁来到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立刻被那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决心沉下心去，专心做几年研究。周其仁选择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现实息息相关，主要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等内容。
1993年，周其仁顺利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沿着既定路线继续深造。两年后，周其仁顺利通过加州大学的博士开题答辩，只等做出论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然而，此事却因一份聘约“搁浅”了——毕业之际，周其仁受到召唤，毅然回到离开6年的祖国，前往北大任教。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无论国外多么安逸、惬意，他都不可能对国内发展无动于衷。更何况，他原本就是带着一大堆问号前来求学的，当心中的这些问号消除之后，似乎就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学位继续留下去了。于是，他延缓答辩时间，先期回国。
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发表，承认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涌现出的众多经济现象深深吸引了他。
回国伊始，受杜润生老先生邀请，周其仁与老友宋国青[ 宋国青，1954年10月生于陕西省武功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
]带领着学生奔赴黄土高原，参加了一项山西的大型供水工程研究。水作为一项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其产权界定是比较模糊的，这项研究历时3年，从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执行等各个层面对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关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等问题，都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周其仁开始在公众领域大放异彩，并非源于对农村、产权等问题的研究。
4．“电信专家”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