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
由于战乱，茅家辗转柳州、桂林、重庆等地。1946年，茅于轼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曾先后从事火车司机、技术员和工程师等工作。
从事这些工作期间，他一直未放弃自学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调至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哈佛大学访问。
1993年，茅于轼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1. 饱经战乱的名门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借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则里，落后就要挨打，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在一个总面积不足自己一个省大的弹丸小国的蹂躏下苟延残喘。
这一年，茅于轼还不满9岁，民族的灾难在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茅于轼出身世家，曾祖父是有“镇江第一代报人”之称的晚清举人茅谦，他组织创办了晚清与《北洋官报》齐名的《南洋官报》，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茅谦还是我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水利专家，著有《水利刍议》，迄今仍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祖父茅乃登，曾经是清政府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部长，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父亲茅以新是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创办了柳江机器厂，为湘桂地区的铁路运输作出了重要贡献。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更是享有盛名的中国近代桥梁专家、土木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他主持设计和施工修建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结束了中国人不会修筑现代钢铁大桥的历史。出生在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是上天的恩赐，同时也给茅于轼带来了磨难。
1929年1月14日，茅以新的大儿子出世了，他就是茅于轼。由于父亲工作原因，刚过满月的茅于轼随父母来到了杭州，在那里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开始了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战，国难当头，小家无以安存，茅家的家境每况愈下。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辗转于长沙、桂林、上海、柳州等地，最后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茅于轼念完了中学。
辗转躲避战乱的日子是难挨的，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饿肚子的感觉，这让从小生活无忧无虑的茅于轼初尝了人生的艰辛。
当一个人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其他如道义之类的情操便会显得非常脆弱，最让茅于轼心灵震撼的是在这个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流亡的难民不是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而是趁人之危、偷盗抢掠。父亲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辆自行车——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偷走的。更有甚者，对帮助自己躲过日军搜捕的山民非但不感恩戴德，还恩将仇报，意欲霸占人家女儿，致使淳朴之人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类似的事件宛如刀刻一般，深深地留在了茅于轼的记忆深处。
那个时代赋予了茅于轼对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青年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历史使命。
战乱的颠沛流离和饥饿让茅于轼对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关心帮助穷苦大众成为了他失志不渝的信念。
艰苦的环境使得那时候的学生比和平时期的孩子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南开中学的教育不仅培养了茅于轼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张伯苓[ 张伯苓，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他曾赴日考察教育，有感而返，将家馆改建为私学。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建成校舍，遂因地取名而成南开中学。1919年，筹办南开大学。抗日战争前，形成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平等、自由、民主的办学作风更是深深感染了他，对于当下教育制度弊病的直言不讳，在那个时候就深深地埋下了种子。
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张伯苓勤于思索，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坚持独立的教育品性，在办学模式上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积极帮助贫困家庭的学生入学。这些特点让茅于轼日后想来，感悟颇多。
1946年，茅于轼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要学习铁道机车方面的课程，也算是子承父业，如果没有那和平时期的“混乱年代”，茅氏家族里也许又会出现一个工程师。然而，世事弄人，就在茅于轼工程技术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黑云压城。
2．和平时期的霹雳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当年，茅于轼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的东北，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开始了理论与实践的第一次结合。
由于是大城市去的知识分子，所以茅于轼等人在铁路局受到了特别的培养和照顾。茅于轼沾了眼睛不近视的光，更是得到了额外的机车驾驶实习机会。他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收获极大，不仅学会了机车驾驶等技术，还提出了一个疑问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着力去解决，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火车正点到达的前提下，用调节机车速度的方式使消耗的燃料最少。这也是茅于轼日后重构微观经济学的择优分配原理的发端。
刻苦工作、勤备思考，并且不断进行实践，贡献突出的茅于轼获得了铁路局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将这些经验总结成文，发表在了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上，成为了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研究的先锋人物。
1955年，茅于轼被选中调到大连参加铁道部组织的牵引计算规程编制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规程编制完成后，北京铁道研究院又把他调了过去，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的研究工作。当时的铁道研究院在茅于轼看来，是一片大显身手的沃土，因为那里都是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简单，所有人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的铁道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欣欣向荣的工程师生涯很快便中断了。1957年夏天，出差进行列车阻力实验的茅于轼从报上看到了中央号召整风的消息，他以为是一种肃清社会风气的运动，所以没有在意。谁料想，正是这份随意和独立自由的性格特点，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时任整风讨论会小组长的茅于轼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右”，但是对政府的信任与忠诚导致很多当时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走向了“谬误”的深渊。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凶手”，而有些人是“牺牲品”。其实无论是哪个位置上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当时茅于轼家在王府井，离单位较远，所以每天晚上结束讨论前他离场。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1个小时的“早退”让他戴上“右派”帽子长达二十余年。
1958年，为了凑够铁道研究院5%的“右派”指标，茅于轼也“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茅于轼全家来说，这真是晴天里的霹雳。在不知所以中，以一种稀里糊涂的方式被划进了“右派”的行列，不但工资降级，茅于轼还被调到了北京东郊的环形铁路做养路工，接受“改造”。
“右派”在当时是没有公民权利的，茅于轼的著作《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不允许用自己的名字，只好改署自己的儿子“茅为星”的名字。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写出专业技术类著作，想来也只有那个时代才可能发生这样荒谬的事情。
1960年，作为“右派”分子的茅于轼被下放到了山东的藤县。在藤县，茅于轼靠在田间捉来的蚂蚱和喝水来抵御饥饿的侵袭，勉强活了下来。这段挨饿的经历让茅于轼日后对铺张浪费深恶痛绝，每次看到宴席上剩下的菜，总是有些气愤。
3．苦难之中的坚定
“右派”茅于轼谨小慎微，处处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避免不了被批斗和谩骂，甚至毒打。
有人担心现在许多网民在网上的谩骂会让茅于轼受不了，但他觉得那些都是毛毛雨。他担心的是中国的青年一代是非观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诱导和利用，希望他们不要误入歧途。
1966年9月下旬，茅于轼到大同机车厂进行劳动。远离了政治中心北京，境遇反而有些好转，茅于轼在大同先是在车间、农场劳动，后来由于铁道部燃气轮机车项目的技术人员不足，他又回到了技术工作的岗位。
1971年国庆，茅于轼获准回北京探亲，他揣着那张异常珍贵的“探亲证明”回到了北京。不料一到北京他就被抓了起来，硬说他的证明是先盖了章后写的字，茅于轼与十几个人一起被关了三天三夜，错过了假期，只得又回到了大同。
丝毫没有安全感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茅于轼此时更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念，他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充实和提高着自己，借着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学打下的坚实的理工科的底子，又自学了偏微积分、传热学等新的课程。
也正是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茅于轼坚定了日后研究经济学的决心。
在他看来，中国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没有公平、不在于没有劳动，而是在于“公平”的束缚下完全丧失了资源运作和分配的效率。
全民贫困的时代背景下，致富成为了一种可耻的事情，这种心理障碍一直延续到今天，“仇富心理”普遍存在于国民心中。当多年以后茅于轼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时候，谁可以体会到这些话背后的艰辛？“仇富安穷”，社会就永远不可能进步，在一个人人以穷困自豪的环境中，又有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创造社会财富呢！
在大同的劳动中，茅于轼切身感受到了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改革开放以后，他利用个人之力，帮助了无数贫困地区的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这是后话。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茅于轼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社会经济现象上，虽然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经济学”，但是他已经从深刻而艰辛的社会探索中感觉到了作为“经世济民”的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性。
茅于轼曾经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我们国家富裕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方向。”正是这样一个认识上的深入，让他下定决心从工程技术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
4．工程师到经济学家的华丽转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茅于轼回到了北京铁道研究院运输经济室，参与课题“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的研究，后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还获得了铁道部的奖励。
这一时期，茅于轼凭借自己对现实的经济观察以及对经济学敏锐的感知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并开始给研究生讲授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期间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听过他的课，这几位后来都成了我国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任院长张维迎提到茅于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是自己“最钦佩的经济学家”。
1978年，中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封闭多年的言路敞开。
那一年，是新中国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踏进了改革开放新纪元。经济学作为一门自由的学科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事实上，从那时候起，我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用一种客观的眼光看待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改革进程不断加速，茅于轼也于1984年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
这年春天，在好友王国乡的引荐下，茅于轼认识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 李慎之（1923年~2003年），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20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当时茅于轼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对铁道研究院的工作开始感到厌烦。王国乡得知后，带他敲开李慎之的家门。茅于轼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又呈送了一份简历。秋天到来的时候，茅于轼坐到了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了。研究所里的学术氛围十分融洽，茅于轼初来乍到也不感到拘束，很快便结识了大批颇有造诣的学者。
李慎之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人，对大家的管理比较宽松，每年只要写几篇高质量的论文，其他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当时，茅于轼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兴趣，投入到择优分配的研究中。就这样，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