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锡文，祖籍江苏丹阳，1950年7月生于上海市，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农村问题研究专家。
1982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担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3年后，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90年7月，机构调整，他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4年后，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保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11月，他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与人合著《农村经济改革的系统考察》和《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独立著有《农村经济改革的中期纲要》，先后三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是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他还参与起草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部分农业、农村政策的中央文件。
1．与农村结缘
1949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新中国的成立让旧有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瓦解。旧社会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拥有而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社会状况就此终结。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实施受到农民热烈拥护，一场具有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土地革命拉开了大幕。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部维系其切身利益的法律规定了土改的总体方针：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土地革命获得群众广泛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再一次给予农民土地的权益保障，让其看到前景和希望。
土地改革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稳步有序地推进。到1953年春天，经过近3年的努力，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改革任务，彻底粉碎了统治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地主所有的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的3年也正是新中国在废墟之上重整河山的3年。伴随着土地改革的进程，全国人民共同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困难，完成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任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渴望已久的翻身，再加上土地改革初步胜利带来的喜悦，让全国人民对未来有了更为热切的期盼。
1953年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农业迈向了合作化运作的道路。然而，原计划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建立的合作社体制却被逐步由热情转变为狂热的群众愿望和中央的领导方针助跑，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预计要15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鉴于当时粮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1953年12月，我国效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实行了延续30多年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等物资上。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化，严重地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后，该项政策逐步被取消。
]政策，国家对粮食的控制权达到了绝对的集中。
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整合农村零星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增产增收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过快的合作化之路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绝对平均主义使很多原来收入较高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另外合作社的粗放式管理也使一部分处于管理地位的人有机可乘，假公济私甚至盗窃公共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最主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禁锢了个人的自主性，在资源管理上也很不合理。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生产效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的局面。于是，少数人纷纷要求退社，恢复家庭经营的自主地位，这些行为在当时强大的行政能力干预之下被迫中止。
1958年，全国又掀起了一场生产“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紧接着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中央对之前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纠正了部分错误，从那一年起，国民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农村经济似乎迎来了新的希望。
然而，1966年的一场政治运动彻底扭曲了发展的轨道，在这场历时10年的社会动荡中，中国工农业发展几乎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青年学生到农村进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这一响亮口号的感召下，当时的许多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偏远的农村，长达10年的学业中断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文化断层。
陈锡文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的学生之一，当年9月，他从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他的农村锻炼生涯。也正是这段记忆深刻的“上山下乡”经历，让他深深地爱上了三农事业。
2．踏上农村经济之路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随着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以后，农村经济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场自然灾害成就了这场自下而上的农村经济改革，并且从这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罕见的旱灾，为了调动农民抗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给农民（即承包土地自主经营）的决定，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二年形势急速好转，安徽省不仅没有因为自然灾害重蹈历史覆辙，很多地方还获得了大丰收。
这一制度性的“权宜”变动，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农村经济改革的一线希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总会有一批人作为先锋“打响第一枪”，而这些“先锋”又往往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成就了“敢为天下先”的壮举。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就是这样被迫走上“不归路”的，为了全村老少能有口活命的饭吃，生产队干部瞒着上级部门，冲破集体公社的约束，进行分田到户的农村经营方式变革。
1978年年底，小岗村的全体社员聚集到一起召开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会议。
会议作出了进行分产到户，家庭独立经营的决定，只要完成上交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就行。他们甚至想到了在那样的环境下，做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可能产生的后果，约定一旦发生干部被抓的情形，全村要团结一致，为他们送饭以及抚养子女。
这个被贫困折磨得几无生存之路的小村庄，在一群大胆的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认可了这种分产到户的约定，并忐忑不安地在约定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因为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当时看来是“玩儿命”的集体决议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和重要突破口。
197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前一年，全国恢复了荒废已久的高考制度，高等教育重现生机。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跨入了高等学校的大门，陈锡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对为什么报考农业经济系，陈锡文表示在乡下劳作的日子里他看到了农村的现实状况，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农民的问题，他立志要解决这一问题。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与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区别就是经历了艰苦的磨炼，有更多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陈锡文在读期间，由于上山下乡的阅历，加上所读是农业经济专业，所以被选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进行农村改革方面的调研活动。1982年，大学毕业的陈锡文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并且担任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副组长。
经过大学农村经济知识的系统训练，又加上10年下乡的锻炼经验，陈锡文对农村问题的研究非常顺利，并且一步步深入进去。经过研究他发现，虽然全国农村都借鉴了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经验，进行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经营模式改革，并且得到了地方乃至中央部门的认可，但是很多地方并没有完全按照小岗村的做法进行改革，而是在各方面的约束之下，取了一个较为中间态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性。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并且以土地来制定其年产量，如果产量达到了这个规定的量，农户将可以得到一定的约定报酬；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规定的量，农户将得到酌情减少后的报酬；如果超过了这个规定的量，农户不仅可以得到约定的报酬，还可以从超额部分中得到相当比例的分成。
陈锡文认为，在这样一种分配体制当中，土地产出品的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是在这样一种集体的制度下为集体劳作而取得报酬的“打工者”。不过这相对于以往的“大锅饭”式的劳作已经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起到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折中的改革作为一种过渡最终还是要被抛弃的，因为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在这样一种制度模式下还是难以保证。于是，产生了类似于小岗村的“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也叫“大包干”，一般是农户在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下，根据统一计划承包一季或全年以至更长时间的生产任务。根据双方签订的有关权利、责任和利益的承包合同，由农户自行安排各项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积累和其他提留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
]的生产改革模式。
“包干到户”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模式相对于“包产到户”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过去的统一经营和分配的制度，确保了农户在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极大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了其进行农业技术革新的动力。
3．力主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农村改革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农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到了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8 142.4亿斤的历史新高。从这个鼓舞人心的数据背后，陈锡文看到了农村改革的一个机遇，提出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建议。
由于连年的丰收，又加上当时仍然存在的“统购统销”的政策干预，大量的粮食被积压在粮仓之内，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仓储费用，而且由于粮食的自然属性，存储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很大程度的浪费。另外，由于粮价国家挂牌和供给大增的双重影响，粮食价格不断下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以，如何利用这些余粮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关系着在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分产到户的潜力爆发之后如何二次启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陈锡文主张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抓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农业的发展就当时的现状而言，还处于一种小规模作业的原始状态，要想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升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很多农副产品单纯因为交通运输的问题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要抓住粮食丰收的机遇，把这部分余粮所提供的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基础建设上去，逐步由“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方向引导，让便利的交通为农业经济的市场化提供基础支持。
另一方面，陈锡文还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他还主张利用这部分多余的粮食作为投入，加强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改善。
在这个问题上，他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这样的经济外生问题来说，单靠个体或者一些中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时候为了一些局部或短期利益可能会损害到整体生态系统的利益。所以在种植业内部、农业内部和农村内部这三个层次的生态系统改善方面，要在政策和技术两个层面上入手，以求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