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体制下，不管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每个人作为一个能动的、特殊的个体，其人力资本都是私产，奴隶主可以强迫奴隶工作，但是无法强迫奴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将人作为私有财产的年代尚且不能，更何况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我们。所以说，国企改革的关键就是产权问题，包括实物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周其仁认为，公有制企业制度的最大缺失就是忽视了人力资本。
而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方法有强迫式的，像奴隶主的鞭子；有信仰激发式的，比如某宗教信徒因为信仰而奋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等。事实上，这些都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力资本的问题。强迫会产生“不尽力”式抵抗，另外强迫的监督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信仰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法门，在中国，很多人是没有信仰的。
周其仁认为，调动人力资本最有效和持久的方式是交换，也就是根据市场的原则，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商品，用相应的等价物去进行交换。而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如何定价。一般来讲，人力资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个是能力，即综合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发挥和应用的本领；另外一个就是意愿，也就是我愿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主观能动性。能力又可以分为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家能力，这些都是很难进行量度的。正是由于这些考核的困难，所以出现了对称这些信息的文凭证书等证明，文凭证书造假也应运而生。假如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么要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还涉及意愿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如何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问题，周其仁给出的药方就是要将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在最大程度上进行统一，具体操作起来就是不仅要给予国企更大的利润分配权和自主管理权，更重要的是要大胆地把国企推向市场，放开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约束，进行人力资本定价，给国企工作人员以股份、期权、管理层收购等让企业与个人目标相一致的激励方式。
周其仁的这些主张最终得到了认可。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2年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改制国有企业以后，国有企业出现了大批的民企并购、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等市场化改革方式。
10．周郎之争
2003年，民营企业格林柯尔公司以2亿多现金收购国内著名冰箱生产企业——安徽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的国有股份，一跃成为美菱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也一举成为美菱董事长。
一时间，全国上下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海尔、宇通客车、四川长虹、哈药、TCL、伊利、张裕等大批本土重要企业都摇身变为私有企业或者卖掉了大量国有股份。在一片叫好声中，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大声疾呼：国有资产流失！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进行演讲，首次针对这一问题表态。演讲的题目颇具看点：《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郎咸平声称，自己的团队经过3个月调查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科龙、美菱、亚星客车和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其实只有3亿多。郎咸平不仅指出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了国家财富，还用“七板斧”[ 郎咸平表示，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这些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的比喻讲述顾雏军是如何用区区3亿多的资本将价值40多亿的国有资产纳入囊中的。是时，在郎咸平的言论中，被“炮轰”的企业家并不只顾雏军一个，还包括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宇通的汤玉祥等一大批参与管理层收购的企业家。
对于这样的指责，顾雏军当然无法忍受，当时就跳了出来，直接回应郎咸平。顾雏军的律师要郎咸平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称如果在8月17日前没有满足他所提出的包括道歉在内的三项要求，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郎咸平拒绝了顾雏军的要求，并向记者公开宣称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由以及发言权，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威胁或者其他行为来强加干预。
此事引起媒体极大关注。一时间，“郎顾之争”成为社会热点。透过论争，人们看到国企改革的吊诡与神秘。尽管顾雏军最终锒铛入狱，但这桩公案并未了结，继而引发各界对国企改革的大论战。
按照郎咸平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国有企业改制的MBO（管理者收购）浪潮[ 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者收购”的缩写。经济学者给MBO的定义是，目标公司的管理者与经理层利用所融资本购买公司股份，以实现对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变，实现管理者以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身份主导公司重组，进而获得产权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
]，究其根本，是因为国企老总缺乏信托责任。国有企业长期的低效率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国企必定是没有活力的，做不好是理所当然的，而做好了反倒不应该了，做好的国企老总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要通过占有国有资产的方式进行补偿。
郎咸平认为，要抛弃这种固有思维。作为代理人的国企老总，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才应该感到羞耻，没有国有企业的平台，国企老总也就失去了发挥的平台，以做好来作为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本身就是缺乏信托责任的体现。他主张可以给予成绩优秀的国企老总高的年薪和少量期权股份，但是绝对不能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起先，周其仁静静观察，并不愿卷入这场论战，他认为辩论的最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辩论达到思想提升的目的，并不是挑别人的毛病。但是随着事态激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辩护变成了对“产权改革路线”的质疑，作为研究产权改革二十余年的经济学者，周其仁无法坐视不理。
一出场，周其仁就以其一贯严谨冷静的风格和学术声望，成为了“倒郎派”的重要代表。
周其仁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对人力资本产权的忽视，另外一个是行政权大于经营权，没有自由的市场契约体系，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所有权缺位。国家或集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模糊之下，又加上行政性的计划经营模式，国有企业即使付出巨额交易费用，也难以形成对人的激励体制。郎咸平所谓的信托责任，其委托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实际考察的概念，模糊的公有制产生了模糊的所有权，模糊的所有权导致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所有者，那么信托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周其仁强调产权是一项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产权问题的模糊和妥协只能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运行效率是无法根本性提高的。
在产权界定问题上，周其仁并不否认存在“侵吞国有资产”行为。但因噎废食似乎也大大不妥，如果重新回到产权模糊的公有制时代，岂不是历史的倒退？如果不从产权明晰上入手，改革就只能停留在阵痛阶段，无法彻底推行。至于保护国有资产，法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用一个法制化的环境确保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有序运转，从而消除权力寻租的不良事件发生。
尘嚣远去，余音缭绕，国企改革何去何从，如今仍是一道无解难题。谁对谁错，恐怕只有历史能给出答案。
11．医疗改革的是与非
进入新世纪后，周其仁开始频频对公众问题发言，涉及课题远远超出其起家的农村问题范畴，包括电信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等。他没有经济学家高高在上的面孔，俨然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随着“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买不起药”现象的普遍出现，医疗改革逐渐成为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也自然成为周其仁研究、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由于医护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偏低，为了提高收入，不少医院借助市场化的契机，通过制度的调整，实行了“以药养医”[ 以药养医是以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等一系列提高医护人员收入的策略，从而增加了部分医务人员为了提高收入而多开药品以及其他寻租行为发生的机会。正基于此，有些学者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归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呼吁建立公共医疗的社会福利体制。
周其仁不赞成这种看法，他通过数据举证，从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间，国家卫生费用增加了77倍，个人开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的医院、诊所、医生以及护士等医疗资源的供应增加却只有一两倍。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并不是所谓市场化导致医院的看病难和看病贵，而是医疗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所致。
那么，供给严重不足增加供给不就解决问题了？事实上，每年都有数以十几甚至几十万计的医科学生毕业，人力资源供应不可谓不足，另外政府也大力鼓励私有医院的设立，这岂不是悖论？
周其仁发现，允许私有医院设立的政策确实有，并且法律上不存在障碍，但私立医院跟公立医院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定性差异：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非营利性质，不需要交税；而私立医院在性质上属于企业营利机构，在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三大税种方面负担就大得惊人，毋庸说其他的各种税费了。生就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和委曲求全的寻租空间，形成了强大的进入壁垒，这就是为什么私立医院虽受到政策鼓励，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医务人员的供应方面，由于其几乎垄断的市场地位和行政管制特征，医院领导的任命都脱离不了政府的行政任命或间接干预，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医科学生毕业了，但真正从事医务工作的却并不多的原因。甚至还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没有门路的优秀毕业生失去了进入医院工作的机会，也就失去成为优秀医生的可能，造成医务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周其仁看来，公立医院本身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呼声使公立医院逐步减少财政补贴的直接享用；另一方面，又要负担部分不需患者开支、不受货币购买力约束的高端公费医疗。困境中寻找出路，低收入人群自然就成为医疗改革的买单者。
对此，最直接的措施是药品价格管制。但奇怪的是，管制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本来作为医院负担的一个出口的“以药养医”被堵住了。供给面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着旺盛医疗需求，那么医疗“红包”等一系列丑闻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其仁认为，在供需平衡的条件下，“红包”无可厚非，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高超医术的一种补偿，性质同于“妙手回春”之类的匾额。但问题是，现在供需并不平衡，这样不仅增加了交易费用，还挫伤了那些道德高尚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医务人员工作质量的提高受到阻碍。
鉴于以上种种问题，周其仁主张开放医疗市场，采取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措施，解决医疗供应供给不足的问题才是根本所在。否则，财政上的大手笔补贴，只会让医疗服务面临更加严峻的供不应求局面，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政府卫生开销更大，而看病更难。撤出政府行政干预，放权市场才能彻底解决医疗问题。
12．后危机时代的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