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走廊——你从未听过如此深沉的声音，
石上青苔，以及岁月。
你转过头——那就是寂静的含义：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个辽阔的世界一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 《信心》
历史无往不在，任何人无时无刻不在历史之中，既见证历史，又装饰历史，最终化身为历史的一部分，随烟尘远逝，莫可分辨。
在伟大时代做一个安静的小人物，或许是件幸福的事情，但这幸福未免狭隘。与大多数人相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满怀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显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历经无数次考验、磨难和抉择，最终进入学术殿堂，扛起经世治国这面古老的旗帜。
是的，他们的名字叫做经济学者——一个看似艰深、孤寂清冷，却必不可少的群体。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杆，而社会分工则创造了文明的繁杂与精彩。每一份职业背后都潜藏着责任、操守、信仰之类的词汇，身处理想的顶峰，面对逼仄的社会现实，经济学者或许更能感受两者的距离。
社会形态趋于复杂，阶层分化日盛——底层民众生存之多艰，中产阶级为自由、产权而呐喊，高处不胜寒，金字塔顶端亦非想象中风光无限，当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常态，各种力量交织碰撞，各种声音喋喋不休、嘈杂无比时，世界开始意乱神迷，甚至让人分不清真伪、主次。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者充当着一种社会观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职责之全部。与其说他们是书斋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柔弱书生，不如说他们更像是现实社会的卫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经济学者的灵魂深处都燃烧着信仰的火焰。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在极力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这样说来，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充盈丰沛。
经济大潮风生水起的时代，经济学人注定难以置身事外，他们探索、呐喊、奔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替往盛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他们的使命，难以摆脱，亦无可回避。
任何美好梦想的践行，都根植于时代土壤。中国改革曲曲折折的历程，呈献活生生的标本，恰为经济学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又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轨迹。
现今经济学界活跃的这批学者大多数都是伴随改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名与争议也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发言。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视角，进而反馈到改革层面。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一度出现暂时性的倒退。由于决策上的偏差，经济政策失当，在“超英赶美”口号下，重工业发展盛行一时，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这一期间，荒谬现实屡见不鲜，时人生存艰难，令人感叹现实之吊诡。这段历史对知识分子内心造成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周其仁、茅于轼、陈锡文、张培刚等人日后秉持的重要观点就是要重视农业经济。
众多理论当中，张培刚的理论无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张培刚就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哈佛博士论文，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该论文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现实社会，此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世界范围内工业化浪潮兴起呈送中国样本。
然而，在一个混沌初开、政治为纲的年代，过于超前、理性的思维注定遭受现实打击。于是，我们看到，张培刚学术研究出现30年断档。这期间，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农业凋敝、工业破败，商业摧折、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国家岌岌可危。
建国之后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并未有根本改观。反观世界，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大批优秀企业，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农业齐头并进，第三产业日益兴盛；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增长，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得到极大重视。
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学者来中国请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却发现这个哈佛博士住在临时招待所，几本书似乎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不知道张培刚已然脱离研究多年。
站在历史高度审视过往，前30年中国如此不振，发生如此之多的悲剧，在于意识形态牢笼束缚。
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最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欲望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
中国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澜壮阔的大争议。第一次发生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接的更替期，争议对象是经济制度、所有权之类当时敏感的事情，判断的基准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换言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系内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会制度变色？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这种不存私心、不带偏见的论争中度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单纯岁月。日后的一切纷争，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争论、质疑。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方视察”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建设成为共识，“一切向钱看”，争论焦点回归至发展路线、改革模式、轻重优劣等微观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并不安静，下海成风，暗流涌动，原本纯真的学术频频遭受蛊惑。各种基调背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但人们恍然发现诸多怪现象——学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职，亲属担任独立董事，或者干脆创办企业实体，学术操守在一点点地消磨殆尽，于是才有了“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
及至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社会公众以及大众媒体开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方面将学界劣迹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造成吴敬琏“间谍门”等诸多冤假错案，令人感慨万千、无可奈何。
争议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两边摇摆，于是人们常会看到前后矛盾的论调；而那些不改初衷的发言又往往过于直接，被公众、媒体断章取义，被愤怒的气焰灼烧，进一步激发社会情绪。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也许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周其仁对产权的执著，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呐喊，陈锡文对农业的热衷，陈元对金融业的遥望，而樊纲更为彻底，声称寻找普适经济学。
在中国这个国情复杂的特殊环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难让各个阶层满意，普适注定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可望而不可即。不过，正在是追寻理想的过程中，这群文人学者才发散出应有的光热，或可告慰身后的历史。
改革没有捷径可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甚至连“石头”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代激流汹涌，作为瞭望者，经济学者任重于山，他们的只言片语或许难以撼动时代巨轮，却常常给社会引来喧嚣。
历史往往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堆积而成，这正是其可怕之处。人们身处其中，不知不觉成为宏大时代的叙事背景。时间冷酷无情，不以人力为转移，一切美好想象流于形式，愈行愈远中积重难返。蓦然回首，真理隔岸观火，嘲笑着人类世界的无知与渺小。
然而，无论往事多么不堪，现实怎样迷乱，争议质疑不绝于耳，总有一群人在密闭的时光隧道中踟蹰前行，寻找那不足道的微光。时间疾驰，他们化为尊尊雕塑，在风声起落中兀自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