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担心，如果有一天，那电话不再响起，母亲该会有多难过。母亲每天都会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一个病友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面都是有来电显示的，如果谁的电话没有接到，我们给拨回去不就行了吗？”母亲说：“不一样的。如果我当时没有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我们决定给母亲买个手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听病友的电话了。我把那11个人挨个儿存进了母亲手机的通讯录里，仿佛存进去一笔巨额财产。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大配合我们，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使她振作，领她去听二人转，鼓动她参加秧歌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之后，就会变得开朗许多，心情舒畅。
所以，我们为母亲的手机多备了几块电池，保证母亲的手机一天24小时开着。一部小小的手机，分分秒秒传递着生命的讯息。
杨姨是12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其实也是病情最为严重的一个。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杨姨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又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替她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喂，你好啊。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吧！”杨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没等母亲问什么，那边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什么话，但知道自己的病友又多了一次战斗胜利的捷报，心里顿时敞亮了很多，感觉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换成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妈去世已经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让我们替她在手机里录制了几段录音。告诉我们不让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说到这，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着您了，这半年来，你们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电话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的手开始抖了起来。母亲拿过那本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那一堵生命的墙，忽然就裂开了一个缺口。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着：“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
我们的心跟着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着的希望没有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母亲的做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她要参加秧歌队！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起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知道，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她在为她的亲人们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就像杨姨一样。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虚弱得很，额头上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我们知道，肯定又是病友打来的。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看了看那个电话号码，马上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了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啊，我好着呢，刚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啦，哈哈……”
我们含着眼泪听着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我们知道，杨姨走了之后，母亲终于成了那堵生命的墙上的那一块最坚强的砖。
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
文／汝金山
在郊区的一家小工厂里，我见到了那名女大学生，半年前她刚从大学毕业。来采访之前，我多少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她的家境本来不错，父亲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是，当她念到大二时，忽然家道中落，因为父亲生意失败，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再也无力供她念书。面临休学的窘境，她想到了去申请助学金，那是一位企业家捐资建立的助学基金。几年前，企业家找到当地一家报社，提出愿意每年拿出一百万元，用以资助贫困大学生，并委托报社帮助操作此事。企业家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受助的学生毕业后经济状况好转了，希望他们能归还这笔钱，用于继续资助其他贫困学生，把爱心传递下去。
她顺利申请到了助学金，每月可以领到四百块钱。为此，她和基金会签了一份特殊的“道义契约”，大致内容是：她承诺把这笔钱用于勤俭求学，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就把这笔钱还回去，用以帮助更多的人。在协议书的最后，还有一条特别声明：“本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受助学生将来是否履约全凭良心，即使不还钱也没有法律责任。
有了这笔助学金，她的学业得以继续。大学毕业后，她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但是月薪只有800元，在目前的城市消费水准，她的生活状况不难想象。可即便如此，她每月依然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钱归还助学金，成了还款最快的受助大学生。为了还款，她每天的生活费保持在五块钱以内——早上只吃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青菜和大米饭，每顿一块钱，还有交通费两块钱。可想而知，她还款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看着眼前这个衣着朴素，面容清瘦的女孩子，我的心有点沉重。我极力想避免触及某些沉重的话题，于是跟她开起玩笑：“别的女孩子为了减肥，大多不吃早餐的，而你每天早上竟吃两个馒头，真能吃啊。”我当然明白，如果一日三餐吃得太素，人的食量会大增。她忽然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每天上午不到11点，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作响了。”说完她自己先笑了，浅浅的笑，双眸澄澈如水，有些腼腆。我为她的质朴感染，也笑了，接下来的交谈变得轻松而愉快……
采访快要结束，面对如此纯朴的心灵，我想，自己有义务引导她升华主题，也好拿着稿子回去交差。我问她，“以你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暂时不还款，再说也没人要求你马上还钱啊，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持你这样做呢？”她忽然止住了笑，十个手指绞在一起，似乎感觉有些意外，“饿一下又不会死人？”她的语调不高，轻轻地，表情依然平静。出人意料，想要的答案没有出现，我一下子哽住了，目光不敢与她对视，扭过头偷偷地擦了擦眼睛，那种感觉无地自容。
我不敢想当然地为她设计什么豪言壮语，那是对一颗纯洁心灵最无耻的亵渎。可是，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饿一下又不会死人”，朴实无华，却足以撼人心魄。在她看来，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不需要任何理由。想必，那位企业家可以欣慰了。佛说：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既然你被点燃了，就应该去点燃更多的人；你点燃了更多的人，自己并不会燃烧得更快，世界却因此变得更加光明。为什么不呢？
格桑花听过你的歌
文／崔修建
那年八月，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当了教师的我，驾车来到神往已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举目望去，澄净无比的蓝天上飘着洁白如絮的云朵，浩瀚无边的碧绿草海上，闪着银光的湖水如飘舞的哈达，移动的羊群星星一样点缀其间。那份天生的辽阔与安详，令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草原牧歌》。
正沉浸于眼前的美景之中，忽然，一阵优美、动听的歌声传入耳畔。回转身来，我看到一个细瘦的蒙古族小姑娘，赶着一群羊，手执一束鲜艳的格桑花，扑闪着一双亮眼睛，正旁若无人地纵情放歌。
“真好听！真是天生的草原歌手，你跟谁学的？”我惊讶她的嗓音那么好。“跟妈妈学的，她还会唱长调呢，我姐姐唱得比我还好呢。”她活泼泼的，满脸的天真无邪。“是吗？你能带我去见见你妈妈吗？我想向她请教一下。”我特别喜欢蒙古长调，没想到竟会在这里与草原上的高人不期而遇。“我的妈妈去年死了。”一抹悲伤浮现在她脸上。“哦，对不起，我触动你的伤心地了。”我为自己的冒失而心生愧意。“你刚才唱的歌很好听啊，能教教我吗？”她转了一个话题。“当然可以，但你要把自己会唱的歌教给我。”我提议。于是，跟着缓缓向前移动的羊群，两个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了起来。坦率地说，她唱的歌都很美，她天赋的音乐素质，真是十分难得。交流中，我了解到，她叫阿丽娅，只读过四年的书，她不会乐谱，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乐器，但别人唱的歌只要听上两遍，她基本上就能学唱出来。
“如果能够到正规的音乐学校学习一下，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歌手。”我不禁为她埋没于茫茫草原、不为人知而惋惜起来。
“那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情，父亲瘫了，家里欠下几万块钱的债，去年冬天那场大雪又冻死了三十多只羊……”阿丽娅不无伤感地连连摇头。“哦，真是不幸！”我一时也不知该怎样帮助她。“能唱歌，我就很知足了，别的不是我敢想的。”困窘的生活让阿丽娅不愿在心里生长更多的希望。“还是应该努力的，你还这么小。”我真的不愿意一眼就看到这个16岁的小姑娘的未来。“再努力，恐怕还是要走姐姐的路，只希望能够晚两年出嫁。”阿丽娅的姐姐嫁给了一个牧民，20岁的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劳碌让她一下子苍老了足有10岁，曾经的一副好嗓子如今再也唱不出动听的歌了。
“你不会的。”我赶紧安慰她，那苍白无力的话语，说得自己心里都有些难过。“谢谢你的歌，你是一个好人！”暮色降临了，她把手里的格桑花送给了我，要赶着羊群回到远处栖居的蒙古包了。“也谢谢你，阿丽娅，争取明年我还来草原，还能和你一起唱歌。”我忽然喉间有些发哽。“我等你！”她甜甜地笑了，夕阳勾勒出她别样的美。回城市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晃动着阿丽娅的身影，我翻来覆去地思考怎样帮一下她，但始终没找到好办法。上班后，我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接着，准备博士研究生考试，然后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整日忙忙碌碌之余，我还要参加不少诸如当评委、搞讲座之类的社会活动。似乎很自然地，我渐渐忘了阿丽娅，忘了我们曾经的草原之约。
一晃三年过去了。那天，我应蒙古族的一位师兄邀请，再次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游览。一进草原，我就热切地期望早一点儿见到阿丽娅，很想听听她的歌声。
当我辗转了几乎整个草原之后，我才惊愕地得知：一年前，阿丽娅便已死了，因为难产。
怎么会是这样？我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这样结局而扼腕痛惜。阿丽娅说过自己最怕嫁人的，但还是不满十八岁就嫁人了，只因那个娶她的中年牧民肯照顾她瘫痪的父亲。而她竟十八岁生日的前一天，痛苦地走了。她的姐姐告诉我，我们的那次相逢，阿丽娅特别高兴，因为得到了我这个音乐老师的肯定，她更喜欢唱歌了，她又学会了好多的歌，还等着唱给我听，还等着我唱给她听呢。
一瓣瓣格桑花撒落下来。我慢慢地走在广袤的草原上，唱了一支又一支深情的歌。
我相信，已经与草原融为一体的阿丽娅，一定能够听得见。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阿丽娅，不知道她青春的歌声曾是那样的美丽，但默默无语的格桑花一定记得。
也许应该相信阿丽娅的姐姐所说的：“就像草原永远都会盛开美丽的格桑花，阿丽娅从来都不会停止歌唱的，她在苦涩的人间有欢快的歌唱，在天堂一定有更幸福的歌唱。”
给世界以歌声，无论尊贵还是卑微，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不论是坎坷还是顺畅，心头只要有热爱的旋律，生命的内涵就会丰富许多，生命的色彩就会绚丽许多……阿丽娅，我替你说出的这些，是否也是你歌声里面藏着的心语？
在漏雨的屋檐下歌唱
文／崔修建
那场惨烈的大地震刚刚过去不久，许多地方还是瓦砾遍地，满目狼藉。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郊外，那一间极为简易的木板房，低矮，狭窄，破旧。正值雨季，外面的雨绵绵地下着，木板房棚顶的油毡纸早就被风刮烂了，渗进来的雨水滴滴答答地落着，屋内摆了许多瓦罐、石坛和木盆，已很难找到一块干爽的地方了。
戴一顶破旧的斗笠，母亲领着四个孩子在往屋外淘水，父亲裸着脊背，在饶有兴致地制作一把木琴。忽然，他停下手里的工作，将手指竖到嘴边，像突然发现新大陆似的，示意妻子和孩子们安静下来，与他一道倾听雨滴敲打那些坛坛罐罐的声音。
一家人望着断珠一样的雨滴，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地上那些器皿，居然听出了某些旋律，像好几种乐器的合奏。惊喜先是从母亲的脸上浮现，随即四个孩子也都面露欢喜，父亲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
于是，原本枯燥乏味的雨滴声，陡然变成了美妙无比的音乐。一家人围着那些坛坛罐罐欢快地载歌载舞，小女儿不小心踢翻了一个瓦罐，逗得全家人一阵哈哈大笑；小儿子则故意往肚皮上撩了一些雨水，拍得更响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