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每天是这样渡过的，早晨结束早新闻直播后，在广电食堂喝碗粥，上午骑车去英语补习班上课，偶尔在天津大学或南开大学的校园里，溜进一间阶梯教室藏在后几排认真地听老师讲考古学或者高分子化学，中午就在学一或学二食堂吃，下午在北洋体育馆游泳，然后回电台准备下午及晚上的节目。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不紧张不匆忙不抱怨不膨胀，现在想来如果就这样在音乐与文字间迂回，一张一弛一辈子也挺好。电台就是我的大学，简单美好。
遇见了谁，生活中就出现了谁的影子，身边是充满梦想的同类，还有热爱音乐文字的师长。在这个不断付出和不断补给的过程中，在真实和粉饰之间，在真诚和虚情之间，在真相和想象之间，变成一个用声音营造空间的造梦人。
人生总有新的命题出现在你顺流而下或逆风而行的时候，像是不可拒绝的任务，接受、执行、毫无余地，不等人回神。
三
二〇〇三年早春的一个傍晚，从北京到天津的动车上，看到窗外的夕阳，我竟然有了一丝久违的亲切感，这条路在短时间的往返中竟然也升腾出无比的熟悉。从东站出来，回到卫津路143号的电台办公室，同事们大多已经下班，偶尔有夜班新闻的同事忙碌的身影晃过，这是我异常熟悉的场景，这个时间是我出现在电台办公室的时间。几年时间里，这里像家一样让我有种说不出的习惯和依赖，就像这座城，当你离开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故乡的味道。
不开灯的办公室里，只有电脑屏幕亮着，我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晚。那一刻，我仔细整理了在天津电台期间不同节目的录音和每一个服务过的调频背景介绍，以及听众对节目的反馈和自己的心得，做成了人生第一份简历。那个月，非典尚未蔓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四个月的我，租住在尚无十号线的东三环布满老居民楼的社区里，每天被身后的陌生人拼命挤上公车，下班常常已过零点，付着天津三倍的房租拿着打了对折的薪水。那一年，我没有和表弟一起去悉尼读书，而是选择了北京，选择了人生的另一个模式与节奏，无人安排，一切咎由自取。
黄昏的建国门外大街没有小镇上迷人的夕阳，也没有可以眺望敬业湖的直播室，十八层楼下是寸步难行的长安街，午餐桌上没有手捧盒饭还谈笑风生的同事、总监，身边满是手持星巴克匆忙而过的人，耳边始终有个低语声在说，更快、更高、更强！生活的布景再次更迭，身上的角色也变成了天津电台周末兼职主持人，北京电台节目公司制作人员和中央电台应聘者。电台，已经成为了我人生无法摆脱也不必挣脱的标签，那是存活在证明年代里的我，在拼命告诉别人，我能，我可以，我没问题！
被思念的城市到底在何方，每次离开北京返回天津的周末火车上，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脑海里。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在北京的姑姑带我去了王府井新开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站在一片洁净明亮里闻着薯条和汉堡的味道，那是我第一次对北京产生向往之情。可是走在北京的地铁里，和千百个陌生人一同上下楼梯，总会有某种莫名的恐惧，似乎是来自人海的压力，让人透不过气来。这城市有让人向往的宽容、自由和机会，有那么多演出、展览和音乐会，有无法想象的遇见和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这就是十年前我对北京的所有认知。
倔强而执着的智齿左冲右撞了几年之后，终于在我去应聘中央台的那天清晨猛力爆发，肿胀的牙床连带半边脸都不协调地膨胀起来，起床后两罐冰可乐轮流帮忙抚摸镇痛才得以稍稍消肿。坐公车到永安里，换乘还没那么拥挤的一号线，在南礼士路站选择东南出口，步行到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门。在一个极其宽敞明亮的演播室里，我完成了面试及试音的全过程，话筒对面的玻璃窗后面坐着很多张微笑的脸，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可以猜想那一定是一些无比熟悉的声音，或许有我童年耳边的小喇叭，读书时伴随我起床、洗漱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或者就是在小镇睡不着的夜晚抱着收音机苦苦寻找信号后传来的声音。
可是，走出中央台心里复杂难言，那并不是一次完美的测试，想到有可能就此告别电台，心里除了不舍还是不舍。北京拥有一切大城市具备的冷酷与宽容，短短一个季节就打破了之前积攒的所有骄傲和自信，将任何人都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发声体。终于在内心深处认可了所谓的幸运之说，是这个更大的城市用最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一个人如何懂得珍惜与感恩，如何不再患得患失。走在长安街上一路向东，路过写字楼里白领、千奇百怪的潮人、不怒而威的武警和东张西望的游客，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电话狂响时，智齿还在顶撞牙床，肿胀并未消去，我正坐在从天津东站开出的十三路公共汽车上，左手是天津外国语学院华丽的欧式建筑，电话里的声音说，欢迎你来中央台工作。强忍着眼里升腾起的水雾，像是迷路的人听到有人说，欢迎回家。
八楼的直播室，西向的窗户下面有两个老式的开盘录音机，墙上有一面不大的五星红旗，屋里的地板年久失修几乎每一块都会说话，直播台上有绿色的胶垫，胶垫上有一些调皮又不太放肆的笔迹，坐在直播台前可以看到对面的导播室，空无一人。从直播室走出来，右手通道左拐再左拐，三十秒内可以到达另一间和直播室差不多大的录音室，房间有两扇朝北的窗，若是晴天站在窗前可以看到西山的夕阳，后非典时期的那几年过得特别快，这两个屋子里有我数不清的黑夜和白天，那些数不清的因为年轻或梦想才会执着的事。
结束了凌晨的节目走在深夜的长安街，春天有不肯睡的流浪汉，夏天有夜班洒水车，秋天有结伴而行的轮滑队，冬天偶遇大雪或许门口会有个等你的人。这个时间的城市不堵车不嘈杂，可以散漫而行，有时月朗星稀有时前路迷蒙，不想抬起手招来任何一辆出租车，就一路向前走到没了气力。没错，我进入了中国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家电台，进入了一个系统一种体制，进入了一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中。这里没什么秘密也没什么特别，一切都在自有轨道中运行着，像是回到了那个十九岁的工厂，系统庞杂却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有一条被早已铺埋完毕的前路。只是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丢下一切拼命逃出一种体制，却又不顾一切将自己奋力搏进另一种体制里。
二〇〇七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从盛夏的菲律宾回到北京的冰雪里，身体在暴晒之后正有一层薄如蝉翼的旧皮渐渐脱落，坐在暖气十足的家里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说，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不远有一个叫百胜滩的地方，这里以百米瀑布吸引着世界各方游人，若想到达此处需乘一叶扁舟由船夫带领在溪谷腹地穿越热带丛林，路上会有暗礁藏匿，要不断错避他船，船夫要掌舵要牵拉要奋力推舟，闪转腾挪并不轻松，他们大多皮肤黝黑，身体强健，靠小费过活，每日难过斗金，可是坐在船上的我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身上有我千金难换的快乐，那是一种被我丢失又想寻找回来的东西。并非另有新欢或喜新厌旧，是一段摇摆不定的态度让我迷失了方向，试过调试自己用各种方式来适应或者取悦，却怕到最后自己已经不再认得自己，一起走过最煎熬的非典开播，却难守患难之后的幸福，只剩遗憾。或许错不在我们，只是时间让你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河流。长假复工后的第一天，我把信放在了总监的办公桌上。
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之旅，万事皆围城，城里城外的人若试着换位思考，或许很多冲逃计划都要被搁浅了。给小钟打电话，在快要离开八楼直播室的最后一夜，他背着吉他穿城而来，我们在不眠之夜大声唱歌，我说有人一起唱歌总好过一个人大哭。事实上，最后的最后很平静，像是和一个多年相守朋友互道珍重，从此，相望于江湖。
四
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我曾经偶遇过一个美国的转机先生，他滞留于此已逾数月，一台电脑、几本书和一个旅行包是他的全部家当，看他在转机大厅阅读、上网、散步、洗漱、吃东西、晾晒衣物，自得其乐似乎并不担心现在也毫不恐惧未来。这让我想起青山七惠小说里拥有自由职业的主人公，想到了我自己。一个一无所有独自上路的旅人，制定行程管理时间，懂得收纳善于打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必要技能。
当你抛弃一切，抛弃别人的趋之若鹜，一切也就抛弃了你，日子开始变得安静起来，没有拥挤的一号线，没有午夜的长安街，布景不再更迭，被连根拔起几乎全部收走，患得患失不见了，蜂鸣的手机沉默了，热络的朋友消失了，一切都简单了，日子只剩下生活，只剩下你一个人，只有这个时候，一切真才会显现出来，像是退潮后的沙滩，不再拥有海浪的声讨和庇护。这是了解自己的最好时刻，手捧着自己，也就知道了用何种方式面对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勇敢离开如果心中没有绝望，没有人可以独自上路如果没有心怀恐惧，没有人可以在深夜奔跑如果没有与心魔握手言和，没有人可以真正快乐如果没有与自己赤诚相见。
我开始在深夜跑步，在附近的大学操场上，在一圈圈的行进中观察自己，在呼吸急促、心跳剧烈、口干舌燥的不适中观察自己，在筋疲力尽缓慢下来之前观察自己，在不设终点一米一万年的跋涉中观察自己。我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好好谈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却始终确定自己不要什么，试着习惯并享受所有的改变，让自己回归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里。总是会想起一句不知道在哪里见过的话，“疑问时遵循你的心，即使错了也不会后悔”。以心为坐标，总会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家人电话中的语气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嘘寒问暖中带着些许试探，在我离开了各种性质的公司文化与办公室政治而持续裸辞的日子里。我把自己正在忙碌的事情尽可能详细地表达清楚，以便让家人放心我在不上班的日子，以怎样的姿态与这个世界对接。耐心细致地打扫房间，拒绝可有可无的邀约，把束之高阁的书籍或衣服送人或寄走，好像我又重新和生活站在了一起。人生标签持续更迭，在艺术展上参展也做独立个人展览，为国外教育机构购买媒体也为本土艺术家选择媒体，做旅游节目出镜主持人也做瑜伽馆的赚钱管家。一路偏离轨道，偏离别人的预期，甚至偏离自己的设定，我试着去了解，和倔强的自己握手，试着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试着去理解那些我曾为之苦恼的事情，因为认同了别人的奇怪也就原谅了自己的不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一九九八年的那个夏天，在不同的角色间奔跑、感受、扮演、痛苦或享受着，不同的是内心的一切似乎更加圆融。
二〇一〇年圣诞节，美树夫妇、Nico和我坐在六楼的老屋里，植树在给海外的听友打录音电话，美丽和我在包装一整年的桒惪SOUND新年礼包兼顾淘宝客服，Nico在填写快递单然后贴封包裹，房间里不大的区域里堆满了那一整年制作的桒惪，印厂送来的明信片还有包装的礼物要用的丝带和包装纸，我只是觉得这些年过得真快。
很想给年近古稀的Peter Weir写封信，问问他最近好不好，是住在悉尼还是洛杉矶，如果邀请他执导《The Truman Show》续集，他会安排Truman Burbank如何渡过生命里的每一天，在与人群不同的方向里Truman是否找到了真实的自己，又如何让自己在释然与惬意中生活。但你知道，每个故事都不具参照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自己，当你和自己告别，就是在和自己相遇。
二〇一三年三月，印度Udaipur，站在城市宫殿的顶端可以将白色之城的错落景致尽收眼底，坐在解放卡车里的小男孩经过漫长的迁徙终于来到了当年父亲一般的年纪，此刻他深深懂得，若前路尚有惊喜，必然有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