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家队的时光
当我还是一名青年足球队队员的时候，我就梦想到国家队踢球。可是我一直没能成功。虽然我经常在汉堡代表队踢球，可是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邀请进入国家青年队。1990年夏天，当我21岁的时候，我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到慕尼黑，当时我不仅想在一个有能力当德国冠军的球队里踢球，而且我也想成功地跃入国家队。我确信，只要我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做出成绩、并且获得成功话，那么我迟早会成为国家队的球员。我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在我的胸前戴上鹰的徽标，这将会让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我们的国家踢球。我一定实现这个愿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常常在夜里梦见这件事。
我的第一个机遇我获得的相当快。尤普·海恩克斯通知我，福格茨把我写上了国家队主力队员的名单。我当时高兴极了。我终于成功了。我现在也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我必须保持下去并且继续前进——在俱乐部和在国家队，因为我想得到冠军称号——在俱乐部和在国家队。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在1991年6月5日，在威尔士——这是为了取得参加1994年世界杯赛资格的一场比赛。在终场哨就要吹响之前，我被教练换上场，结果我们以1比0获胜。在这一时刻我感到极其幸福、极其自豪，当然我还有更想做的事：我想在国歌奏响的时候，我能够站在球场上跟着高唱国歌，而不是坐在凳子上。当我挺起胸膛、充满骄傲地返回慕尼黑时，教练和几位队友对我说：“你还是实事求是点儿吧，斯特凡，不要自命不凡，现在就把自己当成国家队的球员了，要想真正成为国家队中的一员，你还需要多参加几场比赛。”第一次感到精神压力
在我参加完我的第一场比赛之后，我的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然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下面的几场比赛。当我们在纽伦堡跟威尔士进行第二场比赛时，我又一次被换上场，我们以4比1赢了。对于每一个拜仁队的球员来说，弗兰肯体育场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俱乐部跟拜仁俱乐部之间的对抗非常厉害。尽管我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可是人们仍然用一片冷酷无情的嘘声欢迎我，这真让我感到意外。等…下，我心里想，我是在为德国踢球，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吹口哨发嘘声呢?球迷们的口哨声这么大，以至于我连自己的说话声都无法听清楚了。由于失望，我真想大喊大叫一场。
比赛过后我完全垮了，我感觉特别难受。在聚餐时，几位老球员想方设法安慰我。斯特凡·罗伊特说：“你现在必须要闯过这一关，斯特凡，我们共同努力吧。”他们也不能够理解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安慰和劝解让我觉得好受多了，特别是斯特凡·罗伊特的一番话，他出生在纽伦堡，他很为纽伦堡球迷的举动感到羞愧。布赖恩·劳德鲁普当时是我最铁的哥们，他也给我打来电话给我鼓气。他只是说：“斯特凡，你现在根本不需要说任何话，我今天晚上去看你，然后咱们可以好好聊聊，并且喝一杯红酒。”差一点赢了
1992年，我们前往瑞典参加第八届欧洲足球锦标赛。这是我为我们国家踢的第一场重大的比赛。这样一场重要的比赛跟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们的小组赛是在诺尔克平一个很小的体育场举行的。要是在德国，充其量也只有球技平平的地区队才在这么小的球场上踢球。体育场的气氛也相当糟糕。另外，来到体育场的观众也太少了，对于一个欧洲足球锦标赛来说很不相称。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预选赛，获得了小组出线权。哈斯勒以一个精准的任意球射门拯救了我们，我们以1比1跟俄罗斯队踢成平局。如果不是哈斯勒，我们已经被淘汰出局。我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比赛就这样极其令人失望地结束了。
在欧锦赛上我总是从一开始就上场。站在球场上、随着乐声高唱国歌，那种感觉特别好。1992年6月15日，我庆祝了我的又一个顶峰：在对苏格兰的比赛中，我为德国射入了我的第一个进球，我们以2比0获胜。我总共为国家队踢进5个球，这是我的第一个进球。
欧洲锦标赛后来的进展非常有利于我们。在对东道主瑞典的半决赛中，我们以3比2获胜，这是我们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我们终于进入了决赛圈——一种特别棒的感觉。现在我还想拿到冠军的称号，想让人们在德国庆贺我成为了欧洲冠军。
在决赛中我们遇上了丹麦队，遇上了我的朋友布赖恩·劳德鲁普。我们是最有希望获胜的球队。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以0比2彻底输了。
我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比赛以失败而告终。我简短地向布赖恩表示了祝贺，然后迅速地溜进了更衣室。我非常失望，我们错过了一个极大的机会。
贝尔蒂·福格茨过来拥抱我。“你还会有机会赢得一场大的比赛，”他对我说。“你必须竭尽全力为此做好准备。”
“我会竭尽全力的，”我向贝尔蒂·福格茨担保说。“下一次大赛我一定要赢。”两年后世界杯赛将在美国举行。要想获胜将会更加困难，但是对失去的机会念念不忘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必须往前看，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现在我要成为世界冠军。
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以后，我仍然是国家队的主力队员，但是我并不是一直踢我喜欢的中场的位置，而时常常担任右后卫。中场的竞争非常大，我的最激烈的竞争对手是马蒂亚斯·萨默尔和吉多·布赫瓦尔德。
1993年我赢得了我穿上国家队队服以来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在美国杯赛的一场阵容非常强大的比赛的中取胜。在对巴西队的第一场比赛中，我们已经以0比3落后，当时我们丢尽了脸。在前45分钟里，我踢的是右后卫，然后我进入了中场，情况马上有了起色。接着，一个几乎完全不可能的局面出现了，我们把比分扳到了3比3。福格茨赛后来到我跟前说：“我现在清楚地知道了，你的位置在哪儿：在中场。”
这就好，我心里想，现在肯定每个人都看清楚这一点了。由此我找到了我在国家队的位置——这回大概不会再有争议了。
我们关键性的一场比赛是在底特律举行的对英国队的比赛，我又踢进了～个球，我们以2比0获胜，从而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虽然这次胜利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在进军1994年世界杯赛的路上，这是一次美好的成功的经历。对孩子缺乏爱心
我们在加拿大备战世界杯赛。球队一切运转正常。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人人都想保住冠军的称号。但是，球队的情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好。
在飞往美国之前，主教练福格茨发表了一番措辞激烈的讲话。他说：“我希望，这里所有的人都一起去美国，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规则。我这里有两张飞回德国的机票，上面还没有写上名字，一旦出现什么违规的事，这两张机票马上就会签发出去，谁要是敢从中捣乱，我就请他直接飞回家去。”
好啊，我当时想，一篇精彩的讲话，也许其中一张机票上已经写上埃芬博格的名字了。
在世界杯赛期间，我们把我们的训练营地安扎在芝加哥附近。教练以及德国足球协会制定的规则相当奇怪——措辞相当小心。他们大概忘记了，他们是在跟成年人打交道，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已经是一家之主，并且教育过孩子。他们不可以跟一个成熟老练的德甲球员这样说：“听着，你必须在11点上床就寝，上床前用三分钟的时间刷牙，11点过5分必须熄灯!”
有一些球员的妻子和孩子也跟着来了美国，这让德国足球协会的一些人很不高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球队集体进餐后没有什么事，吃完饭时已经快8点钟了，我和博多·伊尔格纳乘车前往一家旅馆，他的妻子比安卡和我的家人入住在这里。马丁娜和孩子们刚刚到达。由于紧张的训练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不仅想在电话里跟他们说你好，而且我也想让他们看到，他们来到这里支持我让我又多么高兴。
我和博多在差10分11点的时候准时回到我们下榻的旅馆。这时候我们的教练说：“难道你们非得离开旅馆不可吗?你们刚才究竟去哪儿了?”
“我们去看望我们的妻子。这不会不允许吧，对吗?”
“你们最好把精力集中在足球上，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到处乱逛。”
我望望博多·伊尔格纳。福格茨刚才所说的根本不是事实。难道我们于了什么坏事了吗?问题出在哪里?马丁娜并没有跟我睡在一个房间里，她住在另一家旅馆，离这儿有20分钟的路。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不会对我看望马丁娜提出异议，何况我在外面逗留的时间很短暂。
跟玻利维亚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以1比0获胜，成绩虽然并不辉煌，仍然不失为开赛后的一个重要的胜利。然而我在高兴之余又有些沮丧。跟我的期望相左，我又被安排在右后卫的位置上，而不是中场。我非常失望。我不应该充当右后卫，这一点我已经公开说明了。可是福格茨却说：“你在右后卫的位置上表现得很出色，对于整个球队来说，这很重要。”
好吧，我想，我必须接受安排，习惯这个位置。大赛不是才刚刚开始吗，为这么点儿事就生气，有什么意义呢?说不定下面几场比赛他会重新安排我踢中场。
此赛后球队聚餐，前往美国观赛的球员的妻子也受到了邀请。
一天前我曾经问过福格茨：“教练，是否能够让我的妻子把我们的两个孩子也一同带来?可惜我的父母后天才能到，我们没有临时保姆照看孩子。”
福格茨不怎么高兴。“本来只打算邀请夫人，既然你们没有人看管孩子，那么好吧。”
于是，马丁娜把纳斯塔霞和埃蒂纳也带来了。我们坐在一起进餐，没有人对我们的孩子感到反感。相反，一些球员还开心得要命，因为他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瞎闹腾。
第二天上午，当训练结束以后，福格茨却突然对我说：“你听好了，斯特凡，你太不够朋友了，昨天晚上其他球员都没有把他们的孩子带来，而是做了其它的安排；只有你们不遵守规则。”
“可是，教练，”我说，“我的父母今天才到，另外，我事先已经问过您了。”
“过后我们要开一个队会，”福格茨说，“到时候你要向昨天没带孩子来吃晚餐的队友道歉。”
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福格茨。“什么?要让我做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只有这样做，对于那些没有带孩子来的队友才公平。你只需要简短地说一句‘对不起’，然后事情就解决了。”
“要让我为孩子的事情道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哪一个队友在故意找碴儿，制造事端。反正我事先根本想象不到会出现这种结果。或许是德国足球协会的哪个老板说过什么，比如说：“我们必须要遵守一切规则，谁都不准出轨，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成功的希望。那个斯特凡根本就不应该让他的孩子来这里，这绝对不行!”
球队开完会后——会上也总结了跟玻利维亚比赛的情况——，福格茨真的采取了实际行动，他让所有没带老婆和孩子来美国的人先离去，其他的人必须留下来，他们都很惊奇，不知道福格茨要采取什么行动。
“斯特凡还有一些话要对大家说，”福格茨对留下来的人说，然后他让我发言。
一直到这个时刻我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即：他只不过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的一番讲话充满了冷嘲热讽：“亲爱的先生们，我感到十分抱歉，昨天晚上球队聚餐时我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了。真的，队友们，在此我想亲自向你们每一个人道歉，清各位原谅我。刘‘不起，我的孩子不该来。”
每一位队友都听出我的话中带刺，只有福格茨似乎没有感觉到。“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过后我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一个劲地想：我急切地想知道，这次旅行究竟会在什么地方结束。如果开头就这么不顺利，那么恐怕我在这里是待不久了。恼人的中指事件
我们在达拉斯进行了我们的第三场小组赛，刘‘手是韩国队。我们是极有希望获胜的球队。只要我们胜一局，我们就可以进入八分之一决赛。实现我的伟大梦想的第一步即将迈出，可是福格茨又安排我踢右后卫，在球队开会的时候我简直都快发疯了。我们的比赛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没有遄到任何难题，很快就以3比0领先。那一天比赛条件相当恶劣，当时正是中午，气温高达45度，酷热难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不料韩国队再一次发起了反攻，他们逼近了球门，一下子把比分缩短到l比3，然后甚至把比分扳成了2比3。
德国球迷们火儿了，他们任意发泄着他们的不满，并且把主要目标对准了我。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我，只要我的脚一接触到球，他们就又是吹口哨又是发嘘声，而且还用越来越火的嗓门叫喊着：“埃芬，滚开!”因为我在右边位，离他们只有10米远，所以能够直接听到他们不满的喊叫声和嘘声。如果让我踢中场，很可能我不会听得这么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球员，还是足协的官员，或者是球迷——我们都想成为世界冠军。我对这些嘘声和挑衅简直无法理解。当福格茨示意要换人时，我隔着球场向他喊道：“你们最好把我换下去吧!这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教练席设在球场的另一边，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听到我的叫声。
德国球迷们仍然喧闹不止。他们不但喝倒彩发嘘声，而且．还采取了行动。我对这些德国球迷已经失望到极点，不由自主地对着他们竖起了中指——就那么一下子，而且最多也就是两秒钟。体育场里的大部分观众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举动。我自己也没有马上反应过来，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瞬间而过的失去理智的行为，所以我根本没有感到亏心内疚。
后来我终于被换下来——在踢到第七十五分钟的时候，托马斯·海尔默替换我上场。我坐到球员席上，紧张地观看比赛，一直到终场哨吹响那一分钟。我们把3比2这个比分一
。直保持到最后，由此我们进入了八分之一决赛。我们的最低目标总算达到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球迷们那样对待我感到极其失望。在更衣室里，我仿佛仍然能够听到他们的嘘声。一些队友，如：萨默尔、哈斯勒和伊尔格纳都来到我跟前安慰我，他们对我说：“埃芬，你千万别把这件事放到心上。”他们当然没听到体育场上那一片讨伐我的声音。福格茨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也和颜悦色地劝说我：“别这样，斯特凡，振作起来，比赛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在下一场比赛时情况一定会大变样。”
虽然大家这样劝解我，我还是感到非常沮丧。这怎么可能呢，我反复地想着，德国球迷们居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想搞垮他们自己的一名球员。真是难以置信!
可能就在达拉斯的体育场上、或者是在飞回我们设在芝加哥的训练营地的途中，有人把我向球迷竖起中指的事告诉了教练以及德国足协主席埃吉迪乌斯·布赖恩。据说是鲁梅尼格——别号：杀手一情人——偷偷告诉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