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可是这个梦想差一点在尚未开始形成之前便已经结束了。那一年我刚刚3岁，我的母亲和奶奶硬拖着我和我的哥哥弗兰克又一次来到奥尔斯多夫墓地。她们必须得给我的爷爷罗伯特的坟墓作越冬防寒的准备。当然，对于我和我哥哥来说，这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当我的母亲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便开始互相追追打打，不一会儿就打到了一片矮树林中。我们随便在墓地的一个地方各自找了一块合适的墓碑，然后我们骑在上面玩起了驯服野马的游戏。不料我刚一骑到墓碑上开始使劲朝它踢的时候，墓碑便慢慢地向右边倒了下去。我的哥哥见状惊恐地大声喊叫起来。我一下子被压倒在墓碑下面，一动也不能动了，就像一个甲壳虫似的，背着地躺在那里。我的母亲马上觉察到我们有什么不对劲。当她看到我被压在墓碑下面时，她被吓得惊慌失措，魂不附体。她跟我的奶奶两个人根本不可能把那么重的墓碑抬起来，并且把我给救出来。“你觉得怎么样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泪水顺着她的面颊纷纷滚落下来。她完全绝望了。
幸亏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来了，他是专门到墓地来接我们的。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得不得了。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看到我这样一动不动、悄无声息地躺在地上。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躺在他的面前。他必须得小心翼翼地向上搬起沉重的墓碑把我给弄出来，然后把我从墓地送往埃彭多夫医院。我感到极度的疼痛，整个时间我一直在不停地哭着。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的父亲开足了油门。我的母亲完全被吓糊涂了，她仍然在哭，而父亲则一直竭力保持镇静。“你们安静下来，”他一再不停地说，“我们现在还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伤到什么程度呢。也王许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
然而诊断的结果让我的父母亲沮丧到了极点：我的一条大腿骨折断了!我必须得一连好几周躺在医院里，这纯粹是一种折磨。我的腿里被拴进了一颗钉子和各种不同的螺丝钉，然后打上石膏，并被固定在病床上方的架子上。我几乎一动都不准动，这对于一个只有3岁半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痛苦啊。为了安慰我，并使我不至于感到太无聊，我的父母亲白天都呆在医院里陪伴我，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必须得回家，这让我伤心得心都碎了。每当我的父母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每个晚上都会问自己：他们究竟还会不会再来看我呢?我大喊大叫，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然而这全都无济于事。在那个时代，医院一概不准留人陪床，人们甚至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父母可以留在医院里陪孩子过夜这类事情。
到了该取出钉子和拆石膏的时候，医生把我的父母叫到他那里，他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对他们解释说，如果我的腿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恢复一些功能的话，他们应该感到庆幸。他还叮嘱说，我在练习走路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非常小心，另外我还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动作训练，很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我才能够重新像正常人那样走路。
在圣诞节的前4周，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的母亲对我说：“斯特凡，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那前面就是电梯。”她的话刚一落音，我一溜烟就跑到了电梯前。
我的父母亲站在那里，惊讶得目瞪口呆。这实在不可能啊!半个小时之前，医生还在规劝他们，跟他们解释说，我必须得慢慢地重新学习走路；而此时此刻我却像冲刺一样，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全速朝出口奔去。
4：E埃彭多夫医院，人们早就认识我的父母了，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住院。当我还只有3周大的时候，我也在这里住过院。我是1968年8月2日来到这个世界的，当时我的体重是3700克。可是后来我越来越瘦，一直瘦到只有2000克，情况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于是我被插上针头输液，进行人工喂养。我的父母亲彻底绝望了。当我的母亲终于找到机会向一位医生询问我的病情的时候，这位医生对她说：“您的儿子身上携带着一种危险的传染性病毒。我劝您别抱太多的希望，认为斯特凡能够活下来。我们必须要耐心地等待。”
我在埃彭多夫医院里躺了3个星期。我的母亲每天都来看我，尽管她还必须得照料我的姐姐克劳迪娅和哥哥弗兰克。后来我渡过了难关，脱离了危险，我的父母终于又可以带我一起回家了。汉堡维多利亚足球俱乐部和卡尔一海因茨·鲁梅尼格
5岁半的时候，我在汉堡维多利亚俱乐部第一次真正开始踢球。我的父亲迪特尔也在这个俱乐部踢过球。他在球队里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多面手，从守门员一直踢到前锋，他样样都在行，而且他甚至一直升到了乙级队；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德国球队的最高级别。为什么他没有再继续他的足球生涯了呢，其中的原因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至少听说过上百遍了：有一次他躲在厕所里抽烟，碰巧被教练逮住了，于是他被赶出了球队。我的爸爸不得不跟着那些候Sb队员一起踢球。看来被球队除名在我们家里是具有某种传统的。
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足球运动里。在我6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无意中发现，-我对踢球已经毫无兴致可言。在足球场上，我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球上，我津津有昧地玩起了沙子，我把它们堆成一个又一个小土堆，我玩得非常投入，就好像我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坐在供儿童玩耍的沙箱里似的。事后，我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给你报名是让你去学踢球的，不是让你去堆沙子玩的，”她对我说，“足球是一项跑动型的体育运动，所以你必须要来回跑动才行。”
其实我小时候更喜欢摆弄吉他，我对吉他的兴趣大大超过了踢足球。起先只有我的哥哥有一把小塑料吉他，但是我总是拿走他的吉他，而且还为这事跟他吵架。1973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总算开恩了，他们送给我一把儿童吉他，是我自己专用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可是对于我的父母亲以及我的姐姐和哥哥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抱着我的吉他、在我们家那套窄小的住房里跑来跑去，我一边乱窜，一边还在吉他-上胡乱弹奏着。这让我的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有一次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夺过我的吉他，用它猛揍我的屁股。吉他立刻被打碎了，我扯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我的最早的吉他手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道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今天会成为迪特尔·博伦的竞争对手呢，那我就不会是职业足球运动员了，而是成为一名唱流行歌曲的歌星了。
我的父母亲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弹吉他的本领。很多年以后，也就是在我过3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出其不意地送给了我一把吉他，这使我惊喜万分。不过，我已经不再想当一名伟大的吉他演奏家了，我把这件乐器传给了我的孩子们，现在轮到他们用吉他来烦扰我了。
体育运动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特别受到重视。我的母亲曾经打过手球，我的姐姐克劳迪娅和我的妹妹卡特琳原先也打过手球。后来她们转向，改为扣垒球，并且一直升到国家队。
我的父亲曾经踢过足球，所以我的哥哥弗兰克和我也走向了足球运动。我的父母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们。我们那埃芬博格家的时候生活并不贫困，但是人们也不能就此断言，我们几个孩一帮孩子一子都是用金勺子吃饭长大的。我的父亲当过泥瓦匠，他每天弗兰克，我和早晨5点钟就必须起床。我的母亲玛格丽特在一家脚手架搭克劳迪娅建公司办事处当商务职员，每天上半天班。但是她很看重孩
子，每当我们从幼儿园或者从学校回来时，她都尽可能地呆在家里陪伴我们，她十分注意做到这一点。
她给我们做早饭和中饭，开车送我们去训练，也经常开车带我们去看比赛。起初我们家住的是一套三居室。那时候我必须跟克劳迪娅和弗兰克合住一间屋子，我的小妹妹卡特琳则跟我的父母睡。后来，我的父亲在汉堡的尼恩多夫盖了一座房子，我才得到一间自己的房间。这在当时完完全全是一种奢侈。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只不过在盖房子之前的那一年里，我们家里的钱特别紧缺。我的父母亲支付不起我们度假旅行的费用，于是他们安排我和我的哥哥随同红十字会去度假。我们乘车去了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地方。我对这样的旅行根本没有兴趣，一路上我不停的大哭大叫，把我哥哥的耳朵都快要震聋了。不过后来我觉得，那个假期的确过得很棒，因为我们可以经常踢足球，而且踢得很疯狂。
如果我的母亲偶尔没有时间送我去踢球，便由我的叔叔海因茨送我去，或者让我的奶奶玛尔塔过来，她为我们做饭，熨衣服，或者擦擦洗洗。我从小就对她很依赖，经常拉着她的衣角围着她转。
“喂，奶奶，你有钱买糖吗?”
“小家伙，又是你。别来烦我!你不是刚刚问过我吗。”
“我就是想去一趟售货亭，给自己买点儿东西吃。”
“那么好吧，你过来一下!”
这就如同是一场游戏。一开始她总显得特别不友好，然而到了最后，即便这时候她的口袋里只还剩下51芬尼了，她也要给我50芬尼。
不过，大多数时间我是在街上度过的。我跟小伙伴们一起踢球，我们瞎踢一气，一踢就踢好几个钟头，从一放学一直踢到天黑。那时候做家庭作业早就成了次要的事情。我们踢球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传到了我的老师那里。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的老师哈特维希太太问我们，我们将来想干什么。其他的同学说：“我想当警察”，或者是“我想当消防队员”。当哈特维希太太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回头看了看，说道：“我要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一个星期之后，每个孩子都从哈特维希太太那里得到一个装着一只金龟子和一张小纸条的小罐子。在给我的那张小纸条上写着：“我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她相信我，她是我的第一个球迷。很多年以后，她甚至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为我的成功向我表示祝贺。她写道：“亲爱的斯特凡，你做得很好，我全心全意地地祝愿你一切顺利!”
在汉堡维多利亚俱乐部，只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四才进行训练，所以在其余的时间里，我和我的朋友们多半是在我们家门口踢球。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汉堡一埃彭多夫的阿本德罗特斯路48号。我把我们家的大门当成其中一个球门，另一个球门是我(f3对面房子的大门。当时我的射门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有一次，当我心满意足地收兵的时候，我们家的房门玻璃已经全部破碎了。当然，马上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当时是下午4点钟，由于我害怕得要命，我大白天地就躺到自己屋里的床上了，并且把被子使劲地往上拉，捂住自己的脑袋。我心惊肉跳地等着我的父亲，他一向是5点1刻左右下班回家。我坚信他会给我一记耳光。当他按动楼下的门把手、并且终于来到我的房间时，我吓得根本都不敢再呼吸了。
父亲坐到我的床边。他根本没有发脾气。“我已经听说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道，“下一次要多注意一点儿!”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半个钟头之后我又跑到街上继续踢起了球。从此我知道，如果我有什么事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始终可以信赖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总站在我这一边。
每一个踢球的男孩子，往往也同时是某一个联邦甲级队俱乐部的球迷。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汉堡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其实我不是，我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球迷。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我的母亲在位于霍厄鲁夫特公路旁的鲁迪一卡尔占斯一体育用品商店，为我买了一套拜仁慕尼黑队的运动服：上面印着“马吉鲁斯·多伊茨(Magirus
Deutz)”字样的汽车公司宣传广告，运动衫背后的号码足11，这是卡尔一海因茨·鲁梅尼格佩戴的号码。杀手一情人——后来他在我们慕尼黑球员那里得到这样一个绰号——虽然不是我崇拜的偶像，但是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完全受到他的踢法的鼓舞。我甚至穿上这件运动衫、再套上球裤和护腿跑到了学校。接着我又说服我哥哥——他是汉堡足球俱乐部的铁杆球迷——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站到自己房间的组合柜前面，让他给我拍照：这是我的第一张带有自己签名的照片。
我也曾经去过一次拜仁慕尼黑队的体育场。我的父母到德国南部城市因采尔(Inzell)休假的时候，我们顺便花了一天的时间开车前往慕尼黑，去参观那里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是一段棒极了的经历!那一天体育场里空荡荡的，看上去硕大无比。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一定也要在这里踢球，而且是作为拜仁慕尼黑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然后我们还购买了拜仁慕尼黑队的床上用品。我的哥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几乎勃然我自己制作的大怒。一个汉堡人，居然想睡在拜仁慕尼黑队的床罩里!不过第一张亲笔签对于我来说，这可真是太伟大了。名照女孩安克和《花花公子》
我那个时候对女孩子还不特别感兴趣，不过安克是一个例外。她住在我们附近拐角的地方。当时我13岁，我有一点儿爱上她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安克确实棒极了，尽管她的J"t-表本来很平常。她留着一头深黄色的短发，长着一副运动员的身材。我曾经尝试过好几次想跟她搭话，并且还想跟她多聊一会儿，可是我没有一次达到过目的，我只要走到她家的门厅前，就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决心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不顾一切地走了过去。那时候已经相当晚了，大概是快9点半了，我来到她家的房子前面，想设法把她引到街上来。我抓起一把小石子，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投向她的窗户，我相当顽强，就这样投了10次，然后20次。但是没有任何反响。于是，我继续投石子。直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家的房门突然打开了，她的父亲跳到了街上，我从身影上认出了他。真倒霉，原来我扔了半天石头子敲打的不是安克的窗户，而是她父母卧室的窗户。他一下子就把我给震慑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斯特凡?”他大声朝我喝斥道，“你就高兴吧，看我不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父亲!”
后来我和安克之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那时候我惟一的跟女性有关的消遣就是翻阅《花花公子》杂志，当我14岁半的时候，我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本《花花公子》。我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爱护我的第一本《花花公子》，我把它压在我的床底下长达3个月之久，几乎每当天一黑，我便拿出来开始翻阅，每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段里都喜欢这样做。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花花公子》杂志每个月都出一期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