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鹏利先后发生的经纪跳槽事件，李泽楷均视为公司内部的事，并未对杨梵城施加任何压力，这使杨梵城更增强了对公司的归属感。
他发誓要更加精益求精，做到最好：【1】人客方面，要做到最满意；【2】公司方面，要培养出最有效率和最快乐的营业队伍；【3】要令股东有回报，公司业务有最佳增长。
平息“哥顿”混乱
在盈科风生水起之时，李泽楷又遇到了一个“麻烦”。这便是他于1989至1990年在加拿大有份投资的哥顿资金公司。
自李泽楷回香港，冷落了哥顿后，该公司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在盈科集团成立的期间【1993年】，哥顿创办人康纳查，因为商业丑闻，被多伦多证券委员会勒令暂停买卖9天，加上在债券上投资失利，出现巨大亏损，导致元气大伤。康纳查受到很大的打击，自此变得意志消沉，判若两人，一切已难复当日之勇。
翌年，哥顿在管理上进行大规模改革，试图力挽颓势，行政管理由过去康纳查一人执掌，变成由一个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哥顿是以对市场反应快、行动迅速而称誉同业，但现在管理核心变了辆“3头马车”，反而事事要3人一同决定，有时真的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才对，自然落后于人。
李泽楷对哥顿出现混乱，并非无动于衷，只是认为时机未到而已。他于1995年秋天，决定行动，把在哥顿资金的股权，由原来的50％增至50.1％，取得了控制权后，立即将之并入自己一手创办的盈科集团内。
有消息指出，当时哥顿的合伙人包括康纳查在内，都愿意让李泽楷由小股东变成大股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希望借助他的资金及商业关系，大力发展商人银行业务。李泽楷也表示有此计划，他曾对传媒透露，要把哥顿发展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商人银行之一，并会引入亚洲概念。他说，哥顿资金是他在北美洲投资的桥头堡，而在每笔投资中，至少投入5千万美元。
要使哥顿恢复过去的活力，该公司的领导层必须作出整顿，尤其是始创人康纳查更应退下来，但由谁人来接班呢？始终是一个令李泽楷头痛的问题。
1996年，李泽楷终于找到人选，他聘请了加拿大国家商业银行著名的企业重组顾问戴维信，接替退休的康纳查，出任行政总裁。戴维信上场后，哥顿上下都寄希望于他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可是，戴维信对证券业的运作不太熟悉，而且当年的股市行情不好，公司内亦没有人提出大胆而可行的计划，帮助戴维信改革。
戴维信对证券行不太熟悉，且恰逢股市吹淡风。戴维信可谓生不逢时。
戴维信之后，哥顿高层一再换马，始终无法扭转公司的局面。鹏利保险自1994年6月被在新加坡上市的盈科亚洲拓展收购以来，主席的位置一直悬空着。李泽楷的用意是：虚位以待，公司的业务由行政总裁杨梵城全权负责。
由于杨梵城在保险业打滚多年，经验丰富，与下属关系融洽，因此，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由第1年亏蚀1亿1千万，第2年减至亏蚀3千万，第3年开始盈利7百30万，第4年盈利增至超过3千万，第5年盈利增至4千5百万，第6年，即1999年盈利7千5百60万，成为香港第四大寿险公司。
事实证明，杨梵城被称为“保险教父”，并非浪得虚名。
那时期，哥顿资金的高层不停换马，出入有如走马灯，但仍然无法把哥顿的困局扭转过来，哥顿曾是加拿大第三大证券包销商，但这时连十大也没进入。至于新发展的商人银行业务，虽然有不少美国投资项目，但是一个也没有成功。
当年，有很多人认为，哥顿的失败与李泽楷没有直接指挥有关，如果这是事实，倒不如说是与李泽楷转移了投资兴趣有关，相信会更为正确。事实上，盈科集团自1993年成立以来，业务趋向多元化，有电讯、基础建设、物业发展、金融服务及保险等等。哥顿经过挽救无效后，试问李泽楷哪有时间，去理会这间仅占盈科集团业务不足5％的小公司呢？不久，市场上果然传出哥顿放盘的消息，而李泽楷也公开证实此事。往后，李泽楷也淡出哥顿，把精力集中在盈科业务的发展。
李泽楷相信，世界经济发展的辉煌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处亚洲，尤其是在发展中地区。”
“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本需要--基建、无污染食品、房地产及娱乐。”他指出：“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与服务，将会有利可图。”
1995年年底，李泽楷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鲗鱼涌皇冠大厦，作价6亿7千5百万元，8个月后即将其售予置地，账面值赚了1亿3千5百万元。
李泽楷乘胜追击，1996年开始再重点进军地产市场，虽然当中有起有落，但最终也发展了极具潜质的项目，并获利不少。
李泽楷再次通过超凡的经济头脑，让自己化险为夷。“小超人”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硅谷概念现脑海
香港的顺利回归是一个文明史的里程碑。一个礼仪之邦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并以创造性的智能解决了不同制度、文化在一个国家内部平等相处的难题，从而为全世界在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这也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李泽楷也是4千多名列席嘉宾之一，他亲眼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对于这个年方30岁，少年离家，成长在美、加等地的“港产”“青年才俊”来说，所谓“国家民族”，真的是很遥远很抽象的一回事。然而，不知怎的，这一夜，当他有机会亲临其境地参与这个盛大的庆典，见证着中、英双方交接的一刻，又目睹了23位特区主要官员一起宣誓……有那么一刻，李泽楷真的觉得自己跟这片土地上另外的6百多万港人一样，有了一种新的身份。
在彻夜不歇的滂沱大雨中，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李泽楷突然有种冲动，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而那阵子他一直穿梭往返于港、美之间，停留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的硅谷。他的脑海中已经升起了一个校园模式的建筑模型：类似合金的银灰色综合写字楼，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一种超然世外的独立光芒。
20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在赶上发展市场经济列车这一步上，成绩确实不俗。1998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已占全市总产值的35％，论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等，深港之间极为相似。在当地，一个叫“数码城”的基建计划，早于1997年间已经动工。而在上海兴办“科技信息港”的计划也已落实。这时候的香港，无论与国内还是与国外相比，似乎都是“落后”了。
玩地产有得有失，难以显示李泽楷非凡的“小超人”本色。善于创新求变的他正想努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支点”。
“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呢？如何才能走得漂亮？”某日，李泽楷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思考这个问题。
快临近凌晨1点钟的时候，李泽楷回忆起1993年11月底，曾经与刚卸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教授会面。其时，吴教授应香港学者协会之邀，以杰出华裔学者的身份到香港访问。李泽楷从朋友口中得悉此事，遂为吴教授设宴接风。那顿饭看似平常，对李泽楷的影响却绝不简单。吴教授以台湾为例，指出基础科学投资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有份出席饭局的，都是香港的学者及文化圈中人。学者计有张信刚、吴清辉、王赓武、谭风仪等教授，而文化圈中人则有李怡、戴天等。
当时，李泽楷在卫视一仗上赢得不少国际间的认同，吴大猷教授也指出，这是科技界的一个创举。然而，李泽楷也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只是以他在这盘生意上赚到了多少钱作为量度标准。他一直因为其在背后所坚持的信念没有得到关注，颇感有志难抒。此番听到吴大猷教授的一席话，面对这位年龄是他三倍的前辈学者，一时间不但拜服，更有伯牙遇上子期之感。
此时此刻，李泽楷仿佛又再次面对吴教授银发掩映下那双敏锐的学者的眼睛，他忽然怀念起Fred Halverson以及异国他乡的少年岁月来。
“是呀，那段青春激昂、勇往直前的斯坦福岁月，那段‘混’在硅谷的岁月。”李泽楷默默地念叨着。
自从1983年入读斯坦福大学开始，李泽楷已经对硅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且自己曾经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他当年最要好的同学，其中不少也已投身该处，在这个被称为“世界科技摇篮”的地方发展他们的理想。李泽楷每次重返校园，看到不少年轻学弟也像自己当年一样，一旦相信机会来了，便迫不及待地跳进硅谷去，什么都抛诸脑后，他几乎失笑了。而正在这时，一个绝妙的设想出现在李泽楷的脑海中：“为什么不在香港也建立一个‘硅谷’呢？”
李泽楷对硅谷成功的秘诀自是了如指掌，所以，聪明的他立刻有了在香港开拓“数码港”的思路。用高科技包装香港的房地产是“数码港”计划的独特之处，其推行的是硅谷概念。那么，硅谷概念到底是什么？这要从硅谷的发展史开始讲起。
硅谷原本是一块种植桃子、西梅的农田，20世纪30年代，邻近的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Frederick Tennan鼓励学生留在硅谷工作甚至创业。他的学生，惠普的创办人wlliam Htewett与DavidPackald于1939年设计出一部“声音振荡器”，与迪主尼合作拍成电影《幻想曲》，成为科技创业的第一代。
Tennan成为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后，于1951年成立斯坦福研究院，当时美国政府正大力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以低廉的租金，吸引企业家在硅谷投资，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硅谷终于成为全世界高科技工业中心。
硅谷的一大特色就是鼓励创业，因此硅谷不断有新公司诞生，1955年只有7家，1960年增至32家，至今已聚集了超过7000家电子和软件公司，每星期还有大约11家新公司诞生。不少在大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跳出来创业。康柏电脑的前身Tandem COmputer及Silicon Gwtics的创办人都曾经在惠普工作，后来都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硅谷或是与硅谷紧密相关的人和公司身上？为什么这么多的精英聚集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知识经济的端倪首先通过硅谷显现出来？为什么硅谷的商业竞争代表了新的竞争规则？
美国《商业周刊》撰文，对硅谷40年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回顾，他们认为，硅谷是思想和冒险者的天堂。完善的投资环境和风险投资机制使一个个奇思妙想和技术发明变成产品，换成金钱，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创意和企业精神是硅谷成功的要诀。1995年的Yahoo！ 1996年的Hotmail都是其典型代表。
硅谷崇尚创新，只要有好主意，这里的风险投资家们就会创造一切条件，让这些好主意孵化出来。有人说：“硅谷就像一个爆米花机，‘扔’进一把冒险创业者，再加上风险投资，就看到了今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好戏。”
不过，别以为硅谷只是简单地把一些工程师、风险投资家。船头公司和电子器件商店混在一起，再大撒一堆金钱就可以了。硅谷乃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人才济济，拥有第一流的大学。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及6间工程学校每年都提供1400名毕业生，其中有1000名硕士，400名博士，源源不断地向硅谷输送新鲜血液。
此外，随着硅谷的腾飞，它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工业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此从事高科技产业，使硅谷的房地产供不应求，价格暴涨，成为世界房地产价格最昂贵的地区，一个小房间每月的租金就达到1万港元。许多在硅谷的打工一族虽月收入2000至3000美元，但都无家可归，成了流浪汉。他们有的每天在通宵营业的巴士上过夜，运气好的则可以在政府为无家可归人士提供的庇护中心得到一张床，睡上一个安稳的觉，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庇护中心只能提供3000个床位。
在这种情况下，硅谷的房地产业出现空前的繁荣，升值的空间无限。不过，由于硅谷是先有高科技，后有房地产，大量人才涌入但却没有足够的房屋供应。在供不应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发展商才匆匆赶建住宅和写字楼。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局面，是硅谷的房地产开发商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有损于这块科技天堂形象的一面。
风流人物看今朝：建立香港硅谷数码港
1999年，对于新经济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年；对于李泽楷这位标志着香港新经济的人来说，也是一样。
何谓“新经济”？
新经济，指的主要是由资讯科技，尤其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及普及所引起的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经济与管理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经营效率，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并且正在对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周期、资本流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其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资本市场率先快速调整，融资结构、股市结构均出现带有新经济特征的转变。据统计，从1999年底至2000年初，香港市场的新股上市及配股集资活动中，高科技公司占了90%，而且许多公司均以高倍数的超额认购上市。
【2】传统产业加速应用资讯科技，积极尝试转换经营及管理方。
【3】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资讯科技产业迅速崛起。
【4】IT快速发展成为时尚文化。
当时，便有经济学家这样分析：“以香港目前的发展势头，再经若干年的努力，便很有机会在亚太区资讯科技资讯产业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成为区内主要的资讯科技服务中心、IT人才及资讯交流中心、电子商贸中心、资讯科技产品的物流中心以及跨国资讯公司建立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基地。”
自从年初China.com在美国成功上市之后，华文网站的热潮即时爆发。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蹂躏的港人，眼下既有幸见证由美国科技界掀动的经济狂潮，又怎会不心动呢？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有人在港牵头，那将会带领他们在此后过渡期中，恢复经济上的失地。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共召开十五大期间，江泽民主席及朱基总理分别提出“科教兴国”的时候，身处2000公里外的李泽楷，当下竟感到知音难遇，精神上振奋无比。
其实，早在China.com未上市之前，李泽楷已就互联网方面展开研究。对这个Fourth Media【第四媒体，是指互联网站，继报纸、电台及电视之后的第四个媒体】那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早已了解透彻。凭着他早年经营卫视时积累的经验，他明白到掌握先机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