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边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人情况的简要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从党内看，没有一个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没有一个是中央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最高的党内职务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处长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从级别上看，只有江、张二人够得上副部级（江青九级），而这种级别以上的干部全国有数万人之多。姚文元的善打棍子虽已小有名气，但只能在文艺理论界的有限范围内显显威风，够不着政治高层，人家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王洪文更是个基层单位最下边的小干部。总之，他们是些在中国政坛上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夜之间成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主要成员，成了令全国亿万人侧目而视的不可一世的发号施令者，成了显赫一时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中央首长”。而且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竟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而王洪文也成为中央委员。
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洪文成为修改党章报告的报告人，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控制了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大权，他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声势赫赫的“大人物”。
这样火箭式的快速飞升，实在令人视之目眩，有百思而不得其解之感。
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经过认真反复的研究和梳理，对他们这种火箭式飞升的原因，似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1. 江青以特殊身份捞取政治资本
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
在大家的眼里，她有一条“通天”的特别渠道，可以上达“天听”，又可以下传“圣旨”或“最高指示”，这就比正常渠道更灵通百倍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民主发挥较好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功能并不怎么显著。但是，当党内“左”倾错误日益发展，党内关系十分紧张，个人崇拜盛行，领袖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领导集体的状态时，特别是领袖的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作用就异乎寻常地急骤膨胀起来。十年内乱的经历，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的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十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四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抗战初期的毛泽东和江青。
江青在延安时喜欢骑马。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最厉害的王牌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自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
毛泽东同江青虽然已经不能同住一室，也很少同桌共餐，但政治上毛对江仍是信任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但把江青作为依靠的重要助手，而且是委以重任和寄予厚望的。而江青则是倚仗毛主席的信任，做了许多坏事。下边的几件事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一件事，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据江青说，这个问题是她先向毛主席提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主席并不同意她的意见，说她把整个历史界都看成一片黑暗，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
第二件事，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才能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不好出台亮相。
这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向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于是，江青去找时任国防部长的元帅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他们与江青一起，也是5个人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共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1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
部队同志整理的座谈会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据说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很明显都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第三件事，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五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至于是否真正请示过，是否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份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太上皇。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转战陕北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
还有一件更能表现毛泽东对江青信任的事，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运动，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重大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的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