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有全神贯注读报纸的中年人，也有逗笼中小鸟玩耍的老人。
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哗哗哗地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了。
成都的茶馆代表着一种特别的生活态度：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
所以，贩夫走卒都有资格进来喝一杯，歇一歇。
在这里，并没有太明晰的等级尊卑观念，一杯茶水上桌，四海之类皆兄弟也。
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一个重商的城市，加上地处帝国的边缘，虽然天生具有小市民的俗气，却没有中原地带对权力咬牙切齿的热望。
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河南人的权力情结，因为那里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权力；而这种权力情结在成都却淡薄的多，因为这里物产丰富、机会众多，随便当个小老板、个体户，都能过上比较舒心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泡茶馆的生活乐趣。
茶香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
我要说：成都的茶馆万岁。
因为，有茶馆的地方、尤其是有老百姓能够进去的茶馆的地方，就是“上帝正在保佑吃饱饭的人民”的地方。
京城正是风沙漫天，游学日本的朋友燕子回国来看望我们。
这次她不再是孑然一人，她的身边多了一位夫君——秋田大学年轻的山田正行教授，中文名字叫“刘帮”。
燕子告诉我，他们刚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结为夫妻。
老实说，我一向对日本人抱有深刻的“成见”。
因为日本国内一直泛滥着掩盖、歪曲战争罪行的思潮，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多少忏悔之心，他们对中国的歧视和野心并没有消失。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可能不感到愤怒。
再加上，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得的关于日本男人的印象——自私、狭隘、虚伪、阴暗、懒惰、大男子主义，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就到酒吧通宵喝酒，然后回家打老婆。
在我的心目中，日本男人简直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
因此，初次见面时，我对善良温柔的燕子选择日本男性作为夫君，心中有些担忧——他会不会对她不好呢？
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一疑虑。
山田君一脸的纯朴。
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我们一大帮朋友热烈地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却一直温和地微笑着。
饭店里客人很多，半天还没有上菜，大家都有些饿了。
于是，燕子便吩咐夫君出门去买些点心。
听到妻子的吩咐，山田立刻穿上外衣出门了。
片刻之间，他就兴高采烈地带回了一大包点心。
看来，他是一个善良勤快的好男人，不仅有学识，还有一颗好心。
正式吃饭前，山田严肃地跟燕子说了几句话，然后用充满期望的眼神看着我们。
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想跟大家说一些话，不知大家允不允许？”我们点了点头。
山田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起来，脸上没有了笑容，神色凝重。
他说完的时候，还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大概是对我们的倾听表示感谢。
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要为当年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道歉、表示忏悔。
这是他到中国以后，见到每一个中国朋友时想说的第一句话。
同时，他说自己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
日本官方的许多政策都是错误的，包括改写教科书等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意他们的那些做法。
他拜读过诸位严厉地批评日本民族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日本民族的缺点。
在此，他也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感谢。”燕子翻译完，大家半天没有说话。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个日本人诚恳的忏悔。
这一忏悔是迟到的，是微弱的，却让我分外感动。
就在我的情感受到打动的时刻，突然间，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此感动呢？
这一忏悔，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已经深入到了千家万户。
有忏悔意识的是大多数的德国公民，拒绝忏悔的仅仅是少数的新纳粹光头党。
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着犹太遇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公司成立基金会，致力于赔偿受难者的家属和后人；德国民众定期参观惨案遗址，还不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以根除邪恶产生的土壤。
与德国的“全民忏悔”相比，日本的“少数忏悔”又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啊。
然而，正因为少，更显得可贵。
其实，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忏悔精神的民族。
我还记得读到作家摩罗《致郭铁城先生忏悔书》时候的那种感动。
摩罗是六十年代生人，并没有真正参加过文革，并没有殴打过人、侮辱过人，但是他真诚地向以郭铁城先生为代表的、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中国人忏悔。
他表达了一个迟到者的良知和勇气，他表达了一个身处罪恶中的懦弱者寻求新生的渴望。
他不是在“越位”，而是在“坚守”。
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指责日本人的不忏悔，可是中国人自己何尝又有过忏悔呢？
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残害、同胞对同胞的欺骗，几千年来何尝少呢？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人肉的筵席，谁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清白呢？
一个人自发的忏悔，是他的灵魂得以解放的起点。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被恐惧所压垮，只要一个人还有说真话的意愿，他就有被光明所照耀的希望。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说过：“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忏悔表面上看很容易，但对某些人来说，却难于上青天。
其实，摩罗的忏悔与山田君的忏悔，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田君的忏悔比摩罗的忏悔还要艰难——在多数人不忏悔的日本，作为一个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向中国人民忏悔，他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现实压力。
东史郎的遭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仅仅是公布了自己当年的战地日记，就有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斥之为“民族败类”。
摩罗是中国人中的少数，山田君也是日本人中的少数。
本来，他们的忏悔不应当受到过高的赞美和褒扬，他们的忏悔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在同胞们都拒绝忏悔、嘲笑忏悔的时候，他们的忏悔顿时显得无比珍贵。
我们因他们的忏悔而感动，实际上，这种感动与一种更深切的悲凉联系在一起。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山田君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中国人与日本人就真正成了“一衣带水”的友邦。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摩罗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远离了邪恶而趋近了善良。
14.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生命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家弗兰克是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
他经受过饥饿的折磨，目睹过难友的死亡，也体验过绝望的威胁。
弗兰克发现，人性在苦难中一般呈现为三种状态：麻木、沦落和升华。
很多年过去了，弗兰克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成为人类心理和精神问题的杰出的诊断和治疗者。
他指出：“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
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人类也拥有抉择的自由：是屈服于邪恶，还是对抗邪恶？
是让自己被黑暗所淹没，还是始终不渝地渴求光明？
人要想拥有美丽而永恒的生命，就必须“活出意义来”。
弗兰克在他伟大的著作《活出意义故事。
弗兰克亲眼看到了这个女孩的死亡，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得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如一首诗。”这个女孩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当弗兰克与她说话的时候，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
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
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作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树的一根枝桠，枝桠上绽着两朵花。
女孩接着说：“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听到这句话，作为一位心理医生，弗兰克立即产生了职业反应：她神志不清了吗？
她偶然会有幻觉吗？
于是，弗兰克赶紧问道：“那棵树有没有搭腔？”“有的。”女孩回答说。
“回答些什么呢？”弗兰克继续问道。
“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一棵小小的栗树，如果是在寻常的生活中，绝对不会引起女孩的关注。
然而，正是在孤独、恐惧和死亡之中，这棵树却成为女孩最忠实的朋友，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安慰。
通过这棵树，女孩的眼睛被打开了，心灵也被打开了。
那些黑暗势力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可以凌辱人的尊严，却无法掠夺人无限的想象力和对永恒的追求。
这个女孩是不幸的，她没有活着走出集中营；但是，她又是幸福的，因为她发现了生命永恒的奥秘。
在这场痛楚的拉锯战中，这个柔弱的女孩战胜了武装到了牙齿的纳粹。
这样的生命是无法被扼杀的她已经融化到了那棵栗树、那两朵小花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之中。
对此，弗兰克感叹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以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正是这种“光荣的方式”彰显着人类内在的高贵性。
只有与绝望狭路相逢之后，人才能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神奇的诗意。
这种诗意与真理同在，它是一种蔑视丑陋的美丽。
弗兰克惊奇地发现，一个人即使身在集中营里，也可能叫身边正在劳动的难友抬头观赏落日余辉中的巴伐利亚森林。
他讲述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细节：有一天傍晚，囚犯们已经捧着汤碗，疲惫万分地坐在茅舍内的地板上休息，一个难友冲进屋里，叫大家跑到集合场上看夕阳。
大伙儿于是都站到屋外，看到西天一片酡红，朵朵云彩不断变幻其形状与颜色，整个天空真是绚烂之极、生动万分。
相形之下，灰黑的破茅舍显出强烈的对比；泥泞的集合场上，大大小小灯坑洼则映出灿烂夺目的晚天。
大伙儿屏息良久，一个俘虏才慨然一叹：“这世界这么美啊！”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我最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个场景：被冤屈入狱的肖申克，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他不惜被关禁闭而偷偷进入监狱的播音间，为囚犯们播放了一首美妙的交响曲。
当音乐弥漫在阴晦的高墙内时，那些猥琐的、可怜的囚犯们被惊呆了，音乐让他们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以及抵抗堕落的勇气。
那乐曲像火焰一样在他们心中燃烧，也像激流一样冲击着铁丝网。
他们的眼睛被照亮了，他们的嘴角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有的鸟儿是关不住的，它的翅膀注定了要自由地飞翔”——尽管这样的鸟儿不多，但它却为别的鸟儿作出了光荣的表率，正像弗兰克所说的那样：“有能力达到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